格雷格·桑舍尔警官在车流中一路驱车疾驰,他深知每分钟都至关重要。这一危机处理专家刚被告知,一名男子闯入加利福尼亚州圣荷塞市的一处民宅,持枪劫持了住户作为人质。桑舍尔的工作是确保每个人都活着出来。

“我一离开家,”他说道,“就知道自己得在那儿一连待上5个小时、10个小时甚或15个小时。每次执行任务出门时,我都会祈祷：‘上帝啊,请赐予我力量吧,让我今晚能够挽救那些人的生命。’因为说实话,有时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们解救出来。”

桑舍尔是警队中具有25年警龄的资深专家,他在处理这些危机状况时,会利用大量有关人们行为的知识。他是全美境内屈指可数的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质谈判者。

桑舍尔宽肩方脸,身材魁梧,看起来像个大学运动员。他性格开朗,待人友好(可能有人甚至会说他热衷交际),胡子后面总是很快闪现出笑容。他的温暖和随和,让人更容易联想到和好友一起外出吃烧烤的人,而不是在高压状况下工作的人质谈判者,正是这一特性使得他在处理危机状况时如此得心应手。

桑舍尔的谈判方式为如何建立瞬间联系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视角。当我们大多数人思考如何或者为何和他人投缘时,一般都是回忆自己类似的经历,考虑的是孤立且偶然的状况。而桑舍尔不同,即使是在极具压力的状况下,他也能创造出情势所需的瞬间亲密感。换句话说,瞬间亲密感并不都是碰运气,它并不总是通过偶发事件产生。

那么,能帮助人与人之间形成那种瞬间关系的究竟是什么呢?

当桑舍尔警官开车抵达现场后,就开始仔细琢磨面临的挑战。挟持人质者叫艾德·琼斯,在加利福尼亚被称为“三振出局者”[1]：琼斯已经被证明犯有两次暴力重罪,如今这已是第三次被指控,根据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他将面临强制性终身监禁的刑罚。他本人也很清楚这点。“他打算要么自杀,要么杀死别人,因为他不甘心就这样入狱。”桑舍尔事后跟我们说道,“他是个黑帮成员。要想在帮派内取得地位,就必须把荣誉放在第一位。想必你们听说过‘警察促成型自杀’(suicidebycop)这种说法吧,他就是打算迫使我们出手杀了他。”

尽管现场的警察具有很高的战术水平,而且能够调动大量火力,但要想在确保人质和琼斯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解除警情,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说服琼斯自行放弃。桑舍尔清楚,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必须和琼斯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事实上,桑舍尔与挟持人质者之间建立瞬间联系的能力对我们日常交往也有很重要的启示。他抵达犯罪现场时,都是有备而来,似乎带着一个隐形工具箱,里面装着建立密切关系所需的各种方式,他会使用任何有用的手段完成任务。“只要是我能指望的,只要对方愿意,我都会抓住机会。”他解释道,“如果它与嫌疑人有关,很好。如果是我们两人都喜欢钓鱼,也很好,什么都成。”

对桑舍尔而言,在这种高压状况中建立关系,颇有艺术意味。他利用了自己天然的魅力、能力和亲切感与这类犯人接触。但在艺术之外,尚需一些有意思的技术。最近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助于建立瞬间亲密感的、细微但具强烈作用的心理暗示。即使是表面看似不起眼的手势、动作或表情,也能产生显著的效果。

在一项研究中,一些被试者被带入一个房间,并被介绍给一个他们素未谋面的搭档。主试者向每组被试者提出了一些发生在酒吧间的道德难题,例如：如果你目睹朋友的未婚夫在亲吻别人,你会怎么做?或是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偷了一件贵重物品,你会怎么做?每组必须进行讨论,尝试解决这些没有明确答案的两难问题。

受试者没有意识到,主试人关注的其实不是小组的答案。他们不知道,指派给他们的搭档其实是研究助理,其任务是测定细微的肢体接触对人际吸引力的影响。

受试者被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研究助理和第一组受试者之间只是就事论事,一起讨论这些道德问题。但是和另一组受试者讨论时,在5分钟的谈话时间里随意地碰了受试者三次：一次是肩膀,两次是手肘处。受试者在仔细考虑这些道德难题时,几乎没有留意到这些随意的触碰,顶多快速地瞟搭档一眼。

然而,这些看似无关痛痒的随意触碰产生的效果比之前设想的要大得多。在互动结束时,研究人员对受试者进行调查,问他们对搭档有什么看法。结果证明,那些被搭档触碰过的受试者更能体会到与人沟通的感觉。与未被触碰的受试者相比,他们跟搭档在一起时,觉得更“直接、被喜爱、被接纳、被信任、放松、相似、随和”。

由于我们潜意识里会将触碰和亲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触碰者对被触碰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即使是短短的一瞬间。它使我们更易形成一种联系。同样,随意的眼神接触也会产生类似效果。例如,在一场求职面试当中,保持眼神交流的应聘者和面试官之间建立融洽关系的可能性要大很多。由于他们在短时间内就跟面试官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关系,因此会被认为更适合所应聘职位(不管实际工作能力如何)。

触碰或是注视某人是我们喜欢某人的一种直接表示——它是传达亲密感或感情的一种自然方式。有趣的是,接受者不只是注意到这些暗示,还会做出回应。当我们接收到被喜欢的暗示时,会不自觉地喜欢上对方。

在创造瞬间联系时,其他的感官也能发挥作用。科学家已经开始研究气味和信息素(由动物所释放的化学物质,有助于提升吸引力)所起的作用。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认为,和其他动物种类不同的是,人类不产生信息素,对信息素也没有反应。但是很多夫妻声称,他们伴侣的气息中有某些特别且富有吸引力的东西。

这些观点有没有真实性呢?为了查明这一点,研究人员向两组女士展示了同一叠陌生男士的照片。第一组女士在仔细看了照片后,被要求对男士魅力的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总体相貌、体态吸引力、自信心、智力以及关系价值。第二组女士看了照片后也要完成同样的任务。不同的是研究人员在第二组女士所在的办公室的一个架子上放了一些小棉垫,它们之前已被另一组男士在腋窝下夹了8个小时。

这些小棉垫散发的气味很淡,远远不足以引起任何一位女士的注意。起初,棉垫似乎没有对实验产生任何影响。当涉及维持长久关系的能力(如善于和小孩打交道、聪明或是具有建立关系的价值)时,两组女士——一组接触到这些气味,一组没有——对照片中的男士的打分相同。但当研究人员向女士调查更直接的生理吸引方面的指标时,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差别。接触到棉垫的那一组女士与没接触的那一组相比,认为照片中的男士更性感、更英俊、更自信。其中,两组女士评价的差距在最缺乏魅力的男士身上表现得最明显。

显然,尽管女士们的新大脑皮层——即大脑后期发育的部分,负责做出重大决定,如选择永久的伴侣——未受到淡淡气味的影响,但是原脑却受到极大的影响。在她们未意识到的情况下,棉垫所散发出来的气味绕开了她们的高层次认知功能,直接影响更为基础的部分,从而使她们对照片中的男士产生了生理上的爱慕。

如今,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感官作用——触觉、视觉、嗅觉——不断地影响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如果用隐形工具箱来形容,它们都是一些能促进联系的工具或器械：帮助人们之间建立信任感,激发生理上的吸引,逐步使人获得自信。

然而,正与劫持人质者谈判的格雷格·桑舍尔警官却需要一些更为有力、更为直接的东西——以及某些适合远距离操作的东西——才能与艾德·琼斯之间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各种情况下,人们是怎样设法与他人营造瞬间亲密感的——从与劫持人质者谈判的格雷格·桑舍尔到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上为一个角色竞争的演员,到设法创造一次完美的进餐体验的大厨,再到在网上聊天的朋友。我们发现,在所有环境下,瞬间亲密的过程中都有五种“成分”或因素反复出现。我们将这些因素称为亲密催化剂。

这五种催化剂是什么呢?示弱、接近性、共鸣感、相似性和可靠环境。在本书中,我们会对每种催化剂进行研究,研究它们在帮助我们形成快速亲密感时起到的独特作用。

第一种催化剂,示弱,乍看上去也许是五种当中最为反常理的。很多人认为,当我们表现得脆弱时,我们就会具备一种易动感情、袒露无遗或是从属的姿态。多数人认为,暴露自己内心的恐惧和弱点会让他人获得掌控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力。但在创建瞬间联系方面,示弱和自我暴露却是一种推动力,它能够提升我们与身边其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

让自己显得脆弱,可使他人对你产生信任感,因为你在拿自己的情感,心理甚至是身体冒险。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往往也会敞开心扉,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而双方都放下防备是建立更快速、更亲密的关系的基础。如果一开始两人都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坦率地展示真实的自我,吐露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就能创造出一种坦诚相待的氛围,大大增加瞬间投缘的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桑舍尔和琼斯的事情上来。当格雷格·桑舍尔抵达现场,开始谈判时,场面果然如他预想那样紧张,过程也十分漫长。但让我们听听桑舍尔警官是如何试图与艾德·琼斯建立联系的。记住,琼斯是一个即将被三振出局的黑帮成员,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桑舍尔和琼斯断断续续地谈了差不多15个小时。“建立信任、引发对方的善意需要时间。那家伙可能会说,‘去你的!我要杀死这儿的每一个人。要是你进来逮住我,我知道你会杀了我的。见鬼去吧!’刚开始他尽说些黑帮常说的话,这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但是桑舍尔不允许对方的敌意入侵他的头脑,也未让它干扰到自己的策略。他心理十分清楚,自己的工作本来就是一场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微妙互动。他没有回击,也没有怒气冲冲地使用强制手段,而是试着和琼斯交流。“我也经历过一段困难的时光。”桑舍尔开始说道,“和你的不同——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比如我母亲去世那一次。”

琼斯忍不住回道：“你母亲过世了?”

那一刻,桑舍尔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所以——嘭——此刻我们终于能够在人性层面沟通。”这一对话,以及它所打开的情感大门,改变了整个谈判的走向。

那个晚上,艾德·琼斯开始慢慢地信任桑舍尔。知道自己被包围了,他终于承认自己没有任何反击的希望。“最后,他只想和父母道声别。”当桑舍尔正在进行中间休息,想要吃几口东西时,突然,他听到有人喊：“他出来了!”桑舍尔与琼斯的长夜交谈终于没有白费。“我跑了过去,并任他靠近我,最后我们拥抱了一下。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SpecialWeaponsandTactics,简称SWAT)的很多家伙至今仍为这件事情对我大为恼火。”

对一桩一触即发的案件来说,这是个出乎意料的结局。但是它的确发生了,因为桑舍尔甘愿让自己在琼斯的面前显得脆弱,在那漫长的、紧张的几个小时,和琼斯建立了诚挚的关系。这说明,甘愿向他人暴露真实自我,放下防备,可以改变一段关系的整体动态。

在斯坦福商学院,攻读MBA的学生每周五下午都会聚集在学院的台阶上,参加一个由公司赞助的闲谈会,会上免费供应饮品。彼时,学生们就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啜饮着红塑料杯子中的啤酒,随意地谈论各种话题——一场即将来临的中考,求职面试,和校友打场高尔夫球的计划。其中,一个关于“情感外露小组”的话题总会被反复讨论到。

当一个好奇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打断他们,询问什么是“情感外露小组”时,得到的只是些神神秘秘的答复：“我不能说”,或者“这是个秘密”,或是“这种小组独一无二”。

斯坦福商学院因金融、经济、管理和统计课程而著名,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却是“人际动力学”。然而,没人用它正式的课程名字称呼它,即使是教师和其他教职员工也用它更常见的绰号“情感外露型课程”称呼它。当奥瑞本人在斯坦福读MBA一年级时,他对“情感外露小组”的印象是他们只在商学院地下室的一个密室中碰面,而且只有创始人才能参加。

通常,斯坦福商学院的课程都在一个小礼堂内开设,课堂气氛紧张,老师要求严格。第一天上课,教授们就常常直接跳到教科书的中间(有谁知道招生的人之前关于暑假阅读的说法是认真的呢?)。因此,学生们上每一堂课之前,必须看好几个冗长的案例研究。上课后的几分钟,一些教授会拿出一个像越南战争征兵册一样的抽答本,挑出一些学生的名字,用一种被亲切地称为“苏格拉底问答法”的方式盘问阅读材料中的细微之处。这里其实是个商务新兵训练营,旨在培养、磨练学生,让他们为今后会在商业世界遇到的应接不暇的抉择作好准备。

完成了第一年的核心课程之后,奥瑞终于可以进入“情感外露”的世界了。这个小组碰面的地方不是宽敞的礼堂,而是一个50英尺长、50英尺宽的研究室,房间内的桌子全都靠墙堆放着。奥瑞还发现,有13张椅子围成了一个圈。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来,自我介绍道：“我是你们的引导师。”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其他的学生迟疑着加入了他。

小组成员警惕地看着彼此,等着引导师开始,但是引导师故意保持沉默。在没有议程,甚至没有一个讨论主题的情况下,一些学生试着进行谈话。对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大家仍在拼命地找寻话题,任何话题。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对第一堂课进行描述,“尴尬”都有点轻描淡写。

最后,引导师终于透露了“情感外露”的神秘之处。这些小组的“准则”(他从未用到过“规则”)相当直截了当：向小组其他人表达你的情绪,也就是你“此时此地”的感觉。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对于这群野心勃勃、要么曾是世故的咨询员、要么是刚出道的投资银行家的学生们,这对他们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组员轮流试着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情感。由于涉及的话题比较敏感,他们商定严格保密。很快,奥瑞也开始参加在学院台阶上进行的讨论,和大家挤作一团,急切地交流各自的心事。

小组真正的突破发生在第四周。“单单是谈论它,我都觉得很奇怪。”小组中一名男生开了个头。他分享了一个童年的故事,而在那之前他从未跟人提起过。重要的是,在情感亲密性从一到十的十个等级中(一级为“嗨,你好吗?”,十级为“我打算说出我内心最深的一个秘密”),这样的表达几乎接近于第十级。这个男生用了当时课堂上其他人都没用过的方式敞开了心扉。很快,“情感外露小组”中的其他参与者也开始分享他们的故事——失去未婚夫、与饮食失调作斗争,甚至抗癌时的感受。也就是说,小组成员已经能够对彼此敞开心扉,显示出自己脆弱的一面。他们欣然卸下了多年来与人交往时建立的心防,这心防曾保护他们免受恐惧、痛苦和潜在的羞辱的威胁。

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情感上的自我袒露让小组其他成员对自己更为信任。正如奥瑞跟一个同学讲自己童年的故事时告诉他的那样：“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和你很亲近。”小组里的所有学生都感觉彼此间更加亲密了。而且,在他们的交往中,蕴含着一种激情。第一个学生的故事给了小组其他成员一种许可,让他们允许自己流露恐惧和忧虑,表露自己深藏的志向和内心的不安。他们变得更亲密,更放得开,更能做自己。总之,他们很合得来。最重要的是,奥瑞在情感外露小组的组员身上观察到的情感强度,与罗姆的巅峰情感体验研究中受访者描述的几乎不相上下。

为了准确理解斯坦福小组中所发生的事,通过我们日常的语言交流和人际互动看待示弱性会很有帮助。如果哪一天你随身带着录音笔,把和爱人说的话,电话会议上大家的发言,买一盒口香糖时的交谈都录下来,并且之后对这些对话进行分析,会发现根据示弱程度可以把谈话分成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谈话几乎没有示弱成分,我们称之为应酬性(phatic)陈述。它们一般用在社交礼节中,如“你好吗”、“很高兴见到你”,并没有情感上的流露。它们可以说是日常交流中的润滑剂或滚珠轴承。我们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要对方回应我们,而是因为它们能缓和我们与他人交流中的冲突。

第二层次的谈话有一点示弱成分,它被称为事实性(factual)陈述。在这类谈话当中,人们会分享或询问一些基础的事实性信息：“我住在纽约。”“你是做哪行的?”事实性陈述往往简单直接,不含强烈的个人意见。

第三层次为评价性(evaluative)陈述,它表达了我们对人们或是状况的看法,如“那场电影真有意思”、“我喜欢你的新发型”等。在做这类陈述时,我们冒了一定的风险,因为我们采取了一种可能与他人意见不一致的立场。不过,这种风险一般相当有限。

这三种交流的层次——应酬性、事实性和评价性——构成了我们所称的事务性(transactional)交流,以思维性的信息交流为主。只有当我们跨入到第二类,也就是联系性交流(connectiveinteractions)的门槛内,才会真正在他人面前显得脆弱。

交流的第四层次,心理学家称之为内在性(gut-level)表述,表述中的观点往往饱含情感：“你不在这儿,我很伤心”、“很高兴生命中有你”等等。每种说法都表露了某些私人的东西,说话人自身充满了情感。通常我们只和最亲近的人,以及已经信任的人进行这些形式的交流。

然而,即使是和最亲近的人,我们也很少敢于进入到第五层次,也就是情感上示弱程度最高的交流,即顶峰性陈述(peakstatements)。在这种陈述中,我们分享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几乎毫无掩饰,因而在对方的回应方式这方面带有最大的风险性。如“当你说你觉得我不会照看小孩时,我真是惊呆了——同时觉得很受伤。你真的认为我感觉有那么迟钝,当不了一个好爸爸吗?我真害怕会失去你。”

“情感外露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总体上就是从事务性交流向联系性交流转变,其结果非常神奇。我们只需将所使用的语言从应酬性提升到顶峰性,就能创造神奇的联系。

再回顾一下桑舍尔与艾德·琼斯之间的那场极为紧张的人质谈判。在这一谈判当中,格雷格·桑舍尔使用的正是“情感外露”这一交流技巧。

我们大多数人如果处于桑舍尔的处境,面对像艾德·琼斯这种带着武器的嫌疑犯时,会倾向于用武力来震慑、逼迫对手。我们可能会向琼斯指出,他寡不敌众,不要负隅顽抗。但是桑舍尔决意克服这种本能。“我总是设法添加人性的成分。”他说。他尽力使自己的方式高度人性化。

桑舍尔十分清楚,通过向对方表示出坦诚和脆弱,他可以收获更多。“这一状况非常微妙。该嫌疑犯对人的信任感——也许是来自于年幼时他理应信任的那些人——已经被破坏。所以,为什么他应该相信我呢?”

从根本上说,桑舍尔面临的难题我们大家都会遇到。跟我们刚遇见的人谈论像天气这种客观事物是一回事,建立一种充满感情的联系则截然不同。如果在不恰当的情况下过度示弱或坦率,我们的表露就可能显得有些突兀,会把人们吓跑,那么建立的就不是联系,而是距离感了。

这是社会心理学家阿特·阿伦(ArtAron)深刻意识到的一个问题。阿伦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一名教授,一生致力于研究个人关系与人际亲密感。他认为,和他人产生亲密感的关键就是让人越来越乐意透露自己情感上的敏感信息。尽管应酬性和事实性层次的交流很少能创建亲密关系,它们却可以作为更表露情感的交流的初始阶段。

为检验这一理论,阿伦领导的研究小组到一个大学的大演讲厅,将一些彼此不认识的学生分成若干个两人小组。他们要求每一组学生在四十五分钟内问彼此一系列问题。其中一半的小组被分配的问题集中在事实性和评价性层次上。这些问题包括：他们曾收到的最棒的礼物是什么;上个万圣节做了什么;最喜爱的节日是什么;他们是早起还是晚起;上个月看过的最棒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最想去哪些国家旅游。记住,在大多数社交场合中,这些是最安全、适宜的聊天话题。

另一半小组刚开始也分到了以事实性、评价性层次的问题——在打电话前,他们会不会演练将要说的话;或者是上次唱歌给自己或其他人听是什么时候。但是,问题逐渐深入到询问透露感情的信息：“你最珍惜的回忆是什么?”“爱和感情在你的生命中是怎样的角色?”以及“你的家庭有多亲密、温暖?”

半小时以后,问题变得更为尖锐。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分享生活中的一次尴尬时刻：他们最近一次在别人面前哭的状况。最后,他们问道：“在所有家庭成员中,谁的死亡最让你不安?”

光凭这些问题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这些对话将如何暴露内心情感。果然,两组对该练习的反应大不相同。在四十五分钟的对话结束时,阿伦要求学生对与搭档之间的亲密度进行定级。不出所料,第二组同学——进行了顶峰层次交流的那一组——所形成的联系比另外闲谈的一组更密切。

几周后,当阿伦与同事返回演讲厅,进行跟踪调查时,发现了令人惊讶的现象。很多之前分配到顶峰交流组的参与者上课时仍旧坐在一起,甚至在校外也保持联系。参与者间结下的友谊延伸到实验之外,就像斯坦福“情感外露”课程一样。这种联系一直保持着牢固状态,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这些结果当然很耐人寻味,但是有人可能会反驳：这并不稀奇。毕竟,学生间的陌生感本没有那么深,有过深入交谈的人更可能保持联系,甚至以最初的关系为基础建立友情。然而,当我们考查示弱性是如何明显而快速影响了一段新的关系时,实验中最惊人的部分出现了。

在实验的最后一部分,阿伦的研究小组对没有参与对话的学生进行了广泛调查。他们要求学生回忆自己生命中感觉最亲近的人——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人、父母或是最好的朋友——然后将自己跟对方的亲密度进行定级。

在先前的对话阶段结束时,阿伦曾收集了每个参与者跟自己搭档亲密程度的信息。此时他将这两组分数进行对比,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在四十五分钟示弱性交流结束时,参与者与搭档联系的紧密度比30%的对照组学生跟生命中最亲近的人的联系紧密度更高。换句话说,瞬间联系比很多长期的,甚至终生的关系更震撼人心。

我们很难跟对方同时袒露真我脆弱的一面。但如果一个人有示弱的能力,并甘愿展示,则能促成一段有意义的关系。阿伦的研究对象中有这么一对,他们在实验的过程中建立的联系如此深刻,几个月后他们就订婚了,并随后结为夫妻。

通过自我揭露逐步升级双方关系同样是桑舍尔在艾德·琼斯事件上取得显著成果的一大秘密。当桑舍尔到达现场时,他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确定一种途径,借此他能将关系从事务性领域引到联系性领域。他等待着这样一个时刻,就是“这个嫌疑犯的的确确想让我明白一些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要么对它保持理智,如‘是的,你让自己进入了一个棘手的境地,’要么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直接进入这一话题。”这就是桑舍尔“换挡”的时候。“我可以和他分享自己生活当中必须忍受的一个难关。”正是与人分享不幸的经历——比如自己母亲的去世——建立了关系的桥梁。

当我们在与他人打交道中显得脆弱时,如果对方以同样的方式回应,那么谈话中的情感紧密度会逐步增强,他们会将我们的自愿坦诚看成将关系往更深层次发展的邀请。当然,他们也可能回避——这是我们坦诚行事的风险。但是当他们以同样方式回应时,就是双方都愿意深化关系的明显表示。

研究人员苏珊·辛格·亨德里克(SusanSingerHendrick)对已婚人士进行了调查,发现自我揭露与婚姻满意度的增长水平有关。当亨德里克对资料进行分析时,她发现,自我揭露和成为这种表露的听众这两点都会促使婚姻满意度上升。

两名加拿大心理学家E·桑德拉·拜尔斯(E.SandraByers)和斯蒂芬妮·德蒙斯(StephanieDemmons)对谈论比较私密的性话题的效果非常好奇。他们询问约会的人和自己的爱侣分享了多少自己的性幻想、性渴望和需求。他们发现,进行性方面的自我揭露既提升了性生活满意度,也提升了关系满足感。不过,对于比较保守古板的人来说,有个好消息：在促进性生活满意度和关系满足感的方面,普通的自我揭露和更私密的自我揭露一样有效。

就与陌生人投缘而言,罗格斯大学的传媒学教授杰尼弗·吉布斯(JenniferGibbs)和她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乔治城的同行们发现,在美国一家婚恋网站(Match.com)上,那些进行主动选择,在资料和谈话中分享了自己更多的信息的成员在约会过程中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

通过示弱与他人互动、将关系引入更深层次的本能在我们内心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科学家们已发现,即使台式电脑都可以触发这一本能。

哈佛商学院的扬米·穆恩(YoungmeMoon)教授要求学生和她所开发的一个电脑程序进行交流,该程序要求学生说出人生中最让他们失望的事、他们最自豪的个性特点,以及过去让他们感到受伤的事情等非常私人的问题。

多数学生都不愿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给出的回答相当安全、谨慎。比如,当被问起“你生活中所做过的让你最愧疚的事情是什么?”时,绝大多数的人要么撒谎(“天啦,我认为我没有什么可内疚的”),要么完全回避问题(“我不清楚”,或是“我不想和任何人说”)。

这毫不稀奇。想想你坐在一间实验室,被一个电脑程序刨根问底,你多半也不会交待内心最深处的感受。

但是,之后穆恩改变了软件程序,电脑所提的所有问题不变,只是将它们设定在自我揭露的背景当中。她招募了一组新成员,同样完全由哈佛的学生组成,但是这一次,电脑不再是客观地索求答案,而是让自己显得脆弱,先行提供一些“自我揭露”型信息。它不再是简单地提问“你生活中所做过的让你最愧疚的事情是什么?”而是先透露一些自己的信息进行铺垫：“电脑有好几次由于一些用户不了解的原因而死机,而且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发生,给用户带来很大的不便。你生活中所做过的感觉最愧疚的事情是什么?”

记住,哈佛的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电脑是没有感情的,而且为了防止参与者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在和人谈话,穆恩从未使用到代词“我”,电脑总是自我定位为“本机”。

尽管如此,当电脑展开话题,揭露了自己的“私人”信息后,学生也照做了。看看以下关于内疚问题的一些回答。第一组学生对这个问题要么撒谎,要么回避,而第二组则显得相当坦率：“(我)对于离开家这件事感觉很内疚。我比家里的其他任何人都更成功,我认为家里有的人对此很忌恨。我感觉内疚,因为我跟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甚至越来越疏远。我相信家庭是一个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所以有时我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离开了他们。”

另外一个回答同样坦率：“嗯,既然你问起了……应该是自慰吧。还有就是对我妈妈很差劲,不关心她。”换句话说,学生的回答更私隐,也更真实。而且,当被问到他们对所交流的电脑有何感受时,他们将其描述成“可爱、友好、亲切、有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和那些对我们更坦率、更亲密的人相处时表现得更加坦率而亲密这种倾向性是固有的,它是人们形成投契关系的最有效的技巧之一。桑舍尔警官说：“当和人们交谈时,我会尽力变得非常的个人化。他们不用了解我的资历或是哲学视角,我只是一直一点一滴地向他们传达我很关心他们这一点——我想和他们建立信任与善意的关系。你说出的每一个词或词组都可能产生不同结果,你的每个举动都有可能影响别人。”

当然,当所表现出的脆弱是真实而诚恳的,此时它是最有效的。虽然如此,积极回应示弱的表达这种本能反应在我们内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很自然地乐于接纳示弱——无论它来自于哈佛的一台无生命的电脑,还是阿肯色州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

1992年6月,总统大选的5个月前,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票数居于第三,落后于时任总统乔治·H·布什以及第三政党的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Perot)。由于受珍妮弗·弗劳尔斯丑闻事件以及逃兵役者说法的负面影响,克林顿的选举前景似乎渺茫。的确,在1992年6月3日,主持人提姆·罗泽特提出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说法,对克林顿的选举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克林顿存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他宣称,“关于他,美国人民已经做好了决定。他差不多已是不相干人士。”

这是克林顿的助手和策略家们无法忘掉的一次可怕言论。“参与克林顿选举的我们那些人认识到,”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Stephanopoulos)回忆道,“选民还没有和我们的候选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作为最后的手段,克林顿展开了巡回电视访谈,开始谈论自己的个人生活。他讲到了童年时由单亲抚养长大,继父酗酒成性。换句话说,克林顿变得很脆弱。

当然,现在我们可能会想知道克林顿的示弱中各有多少的策略性和真实性成分。竞选活动给这种示弱性策略命名为“曼哈顿计划”(Manhattanproject),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克林顿的开腔既有真实的成分,同时也很有策略性。但是,就我们所感兴趣的而言,重要的是克林顿的示弱——无论是为了什么目的——使他和选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在其之前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用过这种方式。

在当时,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显示脆弱的决策和参加巡回式电视访谈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对一名总统候选人的期待是自信和强势,而不是某个仍然受童年痛苦回忆影响的人。克林顿是采取彻底暴露脆弱这种路线的第一个总统候选人。布什的选举小组很快将其冠上“古怪”、“不正常”的称号。

但克林顿仍旧使用示弱这一招。他出现在台的一次特别节目中,专门回答“成长于一个酒鬼家庭,且有一个吸毒上瘾的兄弟”是种怎样的感受这类问题。他没有表现出尴尬,或是对这些直白的询问避而不谈,而是全盘接受。他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所经历的苦难与磨练,说起了自己曾面临的阻碍,并详述了从中所获得的益处。到月底时,他已上过《今日秀》和《拉里·金访谈》两档电视节目,还参加了《早安美国》与《CBS今晨》的访谈。

1992年6月初,克林顿的选民支持率为33%,到月底时——在他表露出软弱的一面后——比例大幅增长到77%。“我想我们确实是输掉这次选举了。”布什的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MarlinFitzwater)后来在1993年和拉里·金这样说道：“在任何人意识到参加这些节目的聪明之处之前,我们就输掉了。”但不只是克林顿频频出镜就能产生如此大的效果,克林顿自我表现的方式也发挥了作用。他成功地将谈话从事务性领域提升到了联系性领域。很可能正是这种做法帮助他赢得了总统大选。

既然让自已显得脆弱具有积极的效果,为什么当机会就在眼前时,我们总是逃避呢?我们的担心有两方面：一是人们会趁机利用我们所给出的信息,二是他人会感觉不自在,或者认为我们有情感依赖症。但是我们未能袒露自我,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建立瞬间亲密感当中它的作用是多么大。我们习惯于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透露信息。

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向适当的人袒露自我,就可以使一段关系发生转变,让对方知道我们信任他们,想在更深、更有意义的层次上了解他们。

[1]源自棒球术语,指第三次犯暴力罪的犯人将没有假释的机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