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犹太祖母遇到某些人时,会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Lohyutzlach。”意思是“他永远成不了大器。”虽然她对体育的了解程度,可能和一名美国南部浸信会教友(SouthernBaptist)对犹太语的了解差不多,几乎为零,但她的这句话却准确捕捉到了佛罗里达大学男子篮球队的特点。

每年,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FloridaGators)[1]都会组建一个球队,希望能获得一次全国冠军,或者至少在每个赛季结束时赢得参加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NationalCollegiateAthleticAssociation举办的全国性篮球赛,以下简称NCAA联赛)的资格(来自全国的64支[2]球队被邀请参加三月初开始的单淘汰赛)。然而,尽管运动员尽心尽力,体育活动获得充足资金资助,但在近半个世纪里,佛罗里达大学小组一次也未获联赛资格。

1987年,他们终于破天荒地打进了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在首轮比赛后,32支球队被淘汰,剩下的进入到第二轮。在随后回合中,参赛者逐渐减为甜蜜16强(Sweet16)、精英8强(Elite8)、最后4强(Final4),最后,两支队伍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争夺冠军。这并不意味着佛罗里达大学有机会为自己在决赛中的机会担忧——虽然这一小组开始展现了一些进步的迹象,但是还远不足以赢得冠军。以下是它从1987年至1995年的记录。

年份在NCAA联赛中的成绩

1987甜蜜16强中被淘汰

1988第二轮中被淘汰

1989第一轮中被淘汰

1990未获联赛资格

1991未获联赛资格

1992未获联赛资格

1993未获联赛资格

1994最后四强中被淘汰

1995第一轮中被淘汰

该大学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设法对篮球队进行改进。在换过好几个教练后,大学于1996年雇用了比利·多诺万,他本人打过大学篮球赛。在2000年,多诺万带领佛罗里达大学头次打进了决赛(最终输了)。以下是多诺万前十年带队的小组成绩：

年份在NCAA联赛中的成绩

1996未获联赛资格

1997未获联赛资格

1998未获联赛资格

1999甜蜜十六强中被淘汰

2000在决赛中败北

2001第二轮中被淘汰

2002第一轮中被淘汰

2003第二轮中被淘汰

2004第一轮中被淘汰

2005第二轮中被淘汰

情况已一目了然：在2000年达到联赛成绩的顶峰后,尽管球迷们殷切希望,随后的赛季也开始有较为积极的消息,但佛罗里达大学仍然无法带着一个全国性胜利凯旋。

但是,2005~2006年看起来会是其中一个最富挑战性的赛季。它是多诺万执教的第10年。所有参与前一赛季的明星球员都已毕业,或是成为职业球员,加入了NBA,留下的是一支既年轻又没经验的球队。靠着前一年大规模的首发阵容,佛罗里达篮球队进了不设排名的赛季。球迷们已作好准备应对又一次失败。

比利·多诺万和他的教练组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建设性年份,于是决定延长年轻球员的上场时间,那样,他们下一年会更有竞争力。但是所发生的事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尽管数十年的尝试都收效甚微,球队却从学生住宿办公室的一个随意决定中大获裨益。

四名大二的球员——科里·布鲁尔(CoreyBrewer)、陶林·格林(TaureanGreen)、艾尔·霍福德(AlHorford)和乔金·诺阿(JoakimNoah)——在上年度被住宿办公室统一安排住在温泉住宅小区,里面有两个房间,一间浴室。格林和霍福德皆为NBA球员之子：格林司职控球后卫,身高1.83米,体质强健,比较健谈。霍福德司职中锋,身高2.08米,他接受过训练,为人比较稳重。乔金·诺阿是纽约人,身高2.11米,司职前锋,智商方面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他会说法语,对政治很感兴趣,总是充满激情。科里·布鲁尔来自田纳西州,身高2.06米,同样司职前锋。他所受的养育方式非常朴实,少言寡语。

正如布鲁尔后来跟《纽约时报》所说的,四名室友“志趣相投”。为纪念他们进入大学的2004年,他们自称为“犀利四人组”(oh-fours)。

这四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起打球,就连训练结束后也如此。他们常常冲到球馆或公园,然后对任何人进行挑战——无论这些人是谁,他们的篮球水平如何——只是为了即兴练球。四人组的规则只有一个,他们四人得在同一队。

虽然他们充满热情,但是在大一时打球的时间并不多。2004~2005年赛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坐在替补席上看球。只有到大二时,当代表队的选手们已经去NBA打职业篮球,教练们别无其他选择,这四位运动员才真正有机会上场打球。

佛罗里达大学在2005~2006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中——对抗圣彼得大学,另一支未获排名的球队——四人组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球场上,他们配合巧妙,没有只顾着自己打,表现出能够适应彼此的长处和才能的超常能力。结果,佛罗里达对以80∶51轻松击败圣彼得队。

第二天,佛罗里达大学对抗奥尔巴尼学院,他们再一次以83∶64勇夺关键性的胜利。不过,虽然到目前为止这支球队都超常发挥,但佛罗里达大学之前就已经显现出赢得这两场比赛的迹象了。

下一周有一次更大的考验。当时佛罗里达大学是弱方,面临的是联盟中最强的两支球队。在与全国排名第18的维克森林大学的比赛当中,佛罗里达大学保持了自己的胜利势头,以77∶72爆了一个冷门。第二天,他们以75∶70打败了排名第16的锡拉丘兹大学。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连胜的开始。实际上,佛罗里达队总共接连赢了17场比赛,犀利四人组一直在球场上表现出色。“我可以说,”总教练比利·多诺万跟记者说道,“我亲自出马,帮助他们完成了这一切。但这只是一个谎言。”

在这个辉煌的常规赛季结束时,佛罗里达队已获得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成绩：他们赢得了东南联盟的冠军,并获得了NCAA联赛的参赛资格。在“疯狂三月”[3](MarchMadness)期间,佛罗里达大学轻而易举地通过了NCAA联赛的早期淘汰赛,一路挺进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间的冠军之战。洛杉矶分校是获过十一次冠军头衔的学校,为NCAA的最高纪录。这次比赛中“永远不会成功”的球队将与历史上最成功的大学篮球队进行竞争。但是犀利四人组未被吓住,也未屈服——他们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佛罗里达队以73∶57轻松获胜,赢得了佛罗里达队的第一个NCAA篮球冠军。

这一赛季的精彩程度不亚于一部好莱坞电影,犀利四人组创造了一个灰姑娘式的神话。四人组中的每一个都清楚,如果自己愿意,就可以签到一份利润颇丰的合同——即使是作为大二学生。这是每个篮球运动员实现梦想的一次机会。对一般人来说,这种决定是想都不用想的问题。当NBA球队对你感兴趣时,你肯定会接受,会抓住这个挣大钱的机会,毕竟,如果你再在大学呆上一年,就有受伤或遭遇一个令人扫兴的赛季的风险,无法在NBA获得高额薪酬。

但是对于四人组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四个运动员已经变得非常亲密,他们喜欢在一起打球——他们之间有一种魔力,让他们分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在进行一些自我反省和多次长谈后,四人决定继续待在佛罗里达队。

他们在下一个赛季中的表现依旧惊人;连续表现不佳数十年的佛罗里达队连续两年打进了NCAA篮球冠军赛。在2007年的决赛中,佛罗里达队的对手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七叶树队(OhioStateBuckeyes)。在比赛进行到一半时,佛罗里达队领先9分。他们保持住了这一势头,以84∶75的优势获胜。佛罗里达队再度荣获NCAA总冠军。

那个夏天,NBA再次召唤,这一次,四人决定冒一回险。诺阿被芝加哥公牛队选中,霍福德去了亚特兰大老鹰队,科里·布鲁尔效力于明尼苏达森林狼队。陶林·格林则被波特兰开拓者队选上。

你可能会问,这四个人离开后,会带来什么结果。首先,毫无意外地,没有这四人,佛罗里达队退回到了以前的水平。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年(2008年和2009年)都未取得NCAA联赛的资格。其次,当这四名运动员在一起时,他们形成了一种惊人的整体效果,在NBA中,他们单个人都未能达到相同水准。乔金·诺阿在公牛队犯了纪律问题,科里·布鲁尔在明尼苏达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霍福德在亚特兰大打得不错,但是并没成为像在佛罗里达时的那种明星,陶林·格林被球队转来转去,最后在欧洲联赛为希腊队效力。

当他们作为一个团体时,是很有才能的,但就个人说来,四人中没有谁能达到迈克尔·乔丹的水准。那一事实更说明他们在佛罗里达队时创下了一项壮举。他们在球场上是如此强大的一股力量,不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运动员,而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小组,配合得如此之好。球员们在做室友时已经形成的联系——他们之间的情感纽带——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将他们每个人都带入到NCAA冠军的行列。

在探究四名运动员投缘的方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种亲密催化剂的影响：接近性。但在探讨佛罗里达的事情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马里兰州的一所警察学院发生的故事,其中有四十五个人即将毕业,进入马里兰州的警局工作。

在警察学院完成学业的几周后,这些新警察们收到一封来自马迪·韦克斯勒·西格尔(MadyWechslerSegal)的信,此人是东密歇根大学一名年轻的社会学教授。西格尔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人际吸引的研究。她想知道,促成初相识的人合得来的因素是什么。

这一年轻教授通过询问每个学生在学院联系最多的同学是哪些这一问题,收集了关于这些学生详细的背景资料。她查看了这些资料,试着弄清楚为什么任何两名学生可能或多或少地形成一种联系。

从西格尔所累积的履历资料来看,她发现,人们普遍认为会有影响的因素——宗教信仰、年龄、婚姻状况、种族背景、爱好或是群体成员身份——即使有,在两名学生是否“投缘”方面也只有微乎其微的价值。例如,一名喜欢看足球赛的单身汉和一个每周日上教堂做礼拜的已婚男人成为朋友,或者和一个同样单身的体育迷成为朋友,两者的可能性几乎相同。

但是西格尔发现了一种在两人是否建立良好关系这方面具有巨大影响的因素。结果表明,虽然两人如何消磨休闲时间的方式跟他们的亲密程度几乎毫无干系,但他们名字的相似性却与之密切相关。如果你将一名学员的姓告诉西格尔教授,她能以惊人的准确度推测出他已和哪些其他学员成为朋友。

这种预测能力是有秘诀的。当西格尔收集调查资料时,她注意到,那些相互投缘的警察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因素：他们姓的第一个字母相同。汤姆森(Thomson)警官可能和泰勒(Taylor)警官投缘;同样,亚当斯(Adams)警官和阿伦森(Aaronson)警官也是如此。

原因很简单。正如在小学一样,学生都是按字母顺序排座位。汤姆森的座位就算没有紧挨着泰勒,也在他的附近——但是和亚当斯则是各在教室一头。

当学员们将与自己已经形成良好关系的人列举出来时,90%说出了就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如果是坐在隔得远远的两张凳上,和别人形成亲密关系的机会就会陡然降低。虽然这些联系看起来不都是让人兴奋、一见投缘的朋友关系,但是,这种形式是如此突出、强烈,它表明了一种重要的现象。

考虑一下教室里所有的学员,所有的共同经验和兴趣,他们可能达成友谊的所有明显原因。然而,学员十有八九和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形成了良好关系。换句话说,决定是否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既不是性格,也不是共同兴趣——却是接近性。

细想一下也情有可原。和某个住在国家另一头的人对比,我们更可能和与自己生存或成长在同一座城市的人成为朋友,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同样,我们更倾向于和那些来自同一地区,或者更近一点,来自同一街区的人建立良好关系,这也很好理解。但是,有趣的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空间里接近性对关系的影响。

我们通常不会仔细去想课堂上或办公会议中坐在什么地方,或者坐在我们旁边的人是谁。但是实际上,几英尺的距离都会造成天壤之别。我们与某人越接近,则与对方投缘、形成一段有意义的关系的可能性越会呈指数般增长。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指数级的吸引力”。

它将我们带回到第二种亲密催化剂：接近性。人们之间最后数尺的距离真的关系重大。我们来看一下,对于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居住的公寓来说,这最后数尺的距离产生了怎样的不同。

麻省理工学院的公寓是“二战”结束后不久仓促建成的,与里兹大饭店毫无可比性。没有足够的洗衣房,暖气设备不佳,无法抵挡马萨诸塞州的寒冬,而且到处都是灰尘,这些灰尘来自本地的工厂。相应地,工厂,加上拥挤的公路和查尔斯河,如同一个物理缓冲器,将公寓与大学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虽然如此,宿舍里的学生还是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这其中的奥妙与吸引力指数级增加法则、犀利四人组成功的秘诀,以及在马里兰州警察学院中友谊形成的方式息息相关。

在对几乎所有住宿生进行了深入访谈后,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和他的同事们已能够准确绘制出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图。

在一间大学宿舍,或任何一个群居社区,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可爱、更受欢迎是很自然的。但是,当费斯廷格和他的小组观察这张人际关系图时,他们注意到某些无法用偶然来解释的东西。

在几乎所有宿舍楼中,住在宿舍两端的人和其他住宿生相比,都处于被冷落的状态。相反,住在中心区的学生则有可能成为最受欢迎的孩子,每个都有很广的人脉。而在性格特征、身体特质或是行为方式上,这些住在中心区的人和那些不太受欢迎的人没有任何不同。但是同一宿舍区里的每个人似乎都被他们所吸引。这像是一个谜：比起那些住在宿舍两头的人来说,为什么那些住在宿舍中心的人更容易和他人投缘呢?

一种解释是学生拥有选择宿舍的权利。那些宁愿独来独往的,或是不喜欢宿舍楼中心拥挤不堪的走廊的人可能选择外围的公寓,寻求一份平静、安宁,以及与其他宿舍隔绝的隐居感。同样,那些热心于活动的学生则可能选择楼层中央的房间。

但是这种假设有一个问题。宿舍本身没有里兹大饭店那样奢华,它的客户服务也没那样到位,学生们无法提出房间要求——比如视野好的房间,或是楼头的房间。就像佛罗里达大学对待它的篮球运动员一样,麻省理工学院为每个学生任意地安排了房间。

换句话说,一定有另外的答案。费斯廷格的发现与西格尔在马里兰州警察学院所做的研究基本吻合。当费斯廷格问住宿生与谁最投缘时,多达40%的学生指认的都是隔壁宿舍的人(住在19英尺以内)。但是由于房间分配是完全随意的,所以非常不可能的是——至少没有达到40%的可能性——与某一住宿生很投缘的人正好就被分配在隔壁的房间。

如果你问同一名住宿的学生,她对隔壁的隔壁,或是38英尺远的人感觉如何,会怎样呢?她与之形成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将减半。再沿着走廊走19英尺,到隔壁第三间宿舍,那么形成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会再次减半。

在形成联系方面,接近性这一简单因素比其他任何因素都关键得多,这的确让人难以置信。为什么这些住在宿舍楼两头的学生不太受欢迎,比住在宿舍楼中央的学生人脉少一些呢?住在宿舍楼两头的学生周围的邻居少一些,结果,他们建立的联系注定要少一些,社交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大学经历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住宿办公室的随意安排,以及吸引力指数级增长的规则所决定。

如果接近性有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就能在其他领域看到相同的现象——比如工作室和公司。在这些地方,技术使人们能够跨越距离地工作和生活。凭借电子邮件、视频聊天,甚至是一个简单的电话,公司就能将广泛分布的职员集合在一起,他们看起来对远程办公和虚拟会议都没什么意见。如果我们的接近性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不利影响——巨大的不利影响——存在于人们和同事形成亲密联系的能力方面。

贝尔通信研究所(BellCommunicationsResearch)进行了一项研究,对500名的科研人员进行了调查,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工程设计或是计算机科学方面取得了高级学位。这些科研人员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公司鼓励他们在项目上进行合作,发表他们的尖端性研究成果。

从外部角度来看,地理上的距离被远程通讯的运用所抵消。电子邮件在工作小组中快速传递,频繁的电话交流和电话会议让每个人都保持着联系。虽然这些科研人员在相隔40英里的办公楼工作,但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做出了重大的科技成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但当我们看这些科研人员所发表的研究论文时,会看到吸引力激增模式的出现。正如贝尔研究所发现的,如果我们访问一位坐在桌子旁的科研人员,然后沿着走廊走,会有10.3%的可能性碰到与这一科研人员合作过的人。但继续沿着走廊走,走出主楼,与这名研究员合作的可能性会受接近性影响,陡然降至1.9%。如果我们进了电梯,访问同一栋大楼的另一层,碰到与该科研人员合作的人的可能性会降至百分之零点几。也就是说,在不同楼层中的人合作的可能性,大概和住在40英里以外的人合作的可能性一样低。决定警察学员和麻省理工学院住宿生之间友谊的接近性规则在科研人员之间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这一效果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某一科研人员与在同一楼层的人合作的可能性,比起和在另一楼层的人合作可能性来说,前者是后者的25倍。

在考虑这些资料时,我们必须将不同于宿舍分配的因素纳入考虑进来,公司的办公室分配并不是完全随意的。物理上的接近性通常是由工作部门决定,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是和自己部门的人邻座。我们明显更易于和这些人合作,因为大家在同一业务部门。

但是当研究人员将相同部门这一因素进行了控制后,在吸引力方面,接近性仍然是一种重要影响力。和不同楼层的部门同事合作的可能性相比,和同一楼层的部门同事形成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是其两倍。此外,虽在不同部门工作,但彼此坐得近的人合作的可能性是其六倍。

有人会预测,科研人员不是根据某人是不是坐在相邻的办公室,而是根据研究能力或知识、经验,来做出与谁合作的决定。他们的学术声望、事业、生活决定了他们所合作的研究人员。但是吸引力激增规则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凌驾于其他因素之上。

针对接近性规则的强大和普遍性,一种解释就是心理学家所称的“自发沟通”(spontaneouscommunication)。这一术语指的是因同一时间在同一地方,人们随意交谈时发生的没有计划的日常交流。想想在公园时看到一个邻居,当你跟他打招呼时可能进行的简短交流,或者是在超市排队付账时,可能和身后的人进行的简短对话。久而久之,这些看似随意的交流能产生长期的影响。

至少从职业角度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鼓励工作效率化,将这些交流最小化的时代。我们越来越被要求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人们不再打电话,而是改用发电邮的方式;不再飞往全国各地,而是采用参加视频会议的方式。我们使关系虚拟化,使之更有效率,更有目标性;我们直接触及事务的核心,不将时间浪费在不相干的事情上。

但是实际上,这些随意的谈话和交流当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它们产生了“社会胶”(socialglue),促使人们进一步交流,结下友谊。

为了解这种交流的力量,我们来看一下朱利安·米里维尔(JulienMirivel)和凯伦·特蕾西(KarenTracy)的发现,她们是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曾对公司会议的发展态势进行过探究。

在研究当中,两名教授放置好摄影机,拍摄了一系列的公司例会。为了避免对会议产生干扰,他们在会议开始之前到达,架设好相机,打开录像按钮,然后离开会议室,让员工尽可能自然地交流。员工们陆续进场,等待长达两到三小时的会议开始。

当米里维尔和特蕾西后来看带子时,她们对最初打算研究的会议内容倒没很大的感觉,反而对在会议开始之前拍到的画面感到惊讶。看一下这两个片段：

乔希：你最近睡眠充足吗?

乔：还好吧,还凑合。

希瑟：你有小孩吗?

乔：(点头)。

希瑟：真的吗?男孩还是女孩?

乔：男孩。

起初,这场交流看似平常的闲谈。希瑟和乔希(他是老板)得知乔睡眠不够,因为他初为人父。

乔讲起了小孩出生前的状况,这时两名新员工——艾米和卡尔加入到聊天当中。当你观察这场对话展开的状况时,考考自己是否能够察觉到自发沟通产生亲密感的时刻。

乔：我本来星期五晚上就得飞回去。

希瑟：你没做到?

乔：我是在医院和(我的妻子)安蒂碰的面,小孩是周六晚上出生的。

乔希：她怎么办呢?自己开车去医院吗?

乔：不是,她是……(她一个朋友开车送她。)

艾米：嗯?

乔：我们有个计划。我们制定了三个计划。(但是我当时在飞机上。)飞机一着陆我就开了机,收到一条信息,说她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所以我以95英里的时速前往医院,准时到达那儿,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昨天我们回家,我因超速行驶被拦了下来。

(众人大笑起来。)

乔希：“看,警官,我刚当爸爸了。”

乔：是的,没错,我说道：“我迷路了……我们正在尽量找卖吸奶器的地方。我对这里真不熟,刚才没有注意到。”

(又是大笑。)

卡尔：“顺便问一下,你有吸奶器吗?”

乔：所以他说：“嗯,好吧,你刚当爸爸,刚有新的责任。好好注意。”

(众人大笑。)

乔：安蒂在后座都快要笑死了。

发现了吗?从表面来看,这是一场完全随意的非公务交流。就是乔这个家伙的妻子分娩,他匆匆赶到医院陪伴妻子。虽然他超速,但没遇到任何麻烦。当他驾车送妻子从医院回家时,被警察给拦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米里维尔和特蕾西所看到的是一个正在构造的微妙的社会结构。它以公司老板乔希询问乔的睡眠状况作为开始。这种关心的表达可能不甚正式,在围着议程打转的商务电话会议中,它不会发生,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当乔继续讲自己的故事时,更多的人加入,使整个小组都能分享这次经历。米里维尔和特蕾西指出：“乔希所加的注释,‘看,我刚当爸爸了。’以及卡尔的(插话),‘顺便问一下,你有吸奶器吗?’是他人重演‘身为’乔的尝试。”它是小组通过一个共享的故事建立关系的机会。“他们参与到这个事件的联合讲述当中,表现出了对乔的世界的理解,以及他的快乐。”米里维尔和特蕾西解释道。“就是在这种‘短暂’的聊天时刻中,工作关系得到了培育、维持和经营。”

想一下马里兰州的警察学员。当你坐在某人身旁时,你更可能和他进行有关天气或者昨天的体育比赛这种随意的谈话。你有了交流的机会,开始了解对方。或者如果你是住在麻省理工学院宿舍的一名学生,你会经常和邻居聊课程安排或者即将到来的中考。不久以后,几乎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这些交流已经成为友谊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种自发沟通,和他人形成关系就会更困难,因为没有可以帮助你们聚集在一起的社会胶。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胶,当某人误解他人的行为举止时,就很容易发生冲突。

当我们看到缺少自发沟通所发生的状况时,就更容易认识自发沟通的重要性。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工作、技术和组织中心以及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们仔细研究了某个跨国公司工作小组之间的关系质量。他们访问了43个小组,员工规模从3~21个不等。小组中一些人在同一办公楼,其他的则相距一定的距离。

正如吸引力激增理论所表明的,那些近距离接触的小组在完成任务时所起的冲突比其他小组要少得多。也就是说,他们更容易在谋求进取的经营策略上达成一致。那些近距离接触的小组成员也更容易喜欢彼此——他们的人际冲突发生率非常低。当研究人员跟小组参与者谈话时,发现他们之间的日常交流大大减少了各类冲突。他们的随意交谈——或说自发沟通——“使他们拥有更强烈的一体感,以及更开放的沟通环境”。换句话说,他们和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建立了更为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多,冲突更少。

改变佛罗里达大学四名大一篮球运动员生活的也是同一现象。他们共同经历了离开家来到一个新学校的激动感,以及共同解决居住问题的共患难感。他们了解了彼此的喜恶、希望和忧虑,一起体验了在人山人海的体育场中打篮球的无比快乐。现在想象一下,如果被分在不同的宿舍,或者,如果他们的房间在不同的楼层,或者甚至都不在一个宿舍楼,他们的关系会变得多么不同。想象一下近距离接触——人们之间最后的数尺距离——所产生的不同。毕竟,是这种接近性产生了无数次谈话和交流,以及外出和临时比赛这些自然而然的决定,这些在之后引发了那种改变他们球场上表现的强大联系。

但是如果我们将话语完全去掉会怎样?没错,一些邂逅产生了自然而然的谈话,但是有时也会一个字都未交流。想一下每天早上,我们对在车站一起等车的某位女士点头示意,或是对邮局职员点头问好。心理学家将这种交流称为“被动接触”(passivecontacts)。但是这些接触也同样会在我们的意识中留下印记。研究已经表明,我们与他人进行的被动接触越多,被对方吸引的可能性越大。

匹兹堡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莫兰德(RichardMoreland)和斯科特·比齐(ScottBeach)在学校的一个大演讲厅对这种趋势研究了一个多学期。他们选了年龄相同、外貌特征相似的四名女士。为确保四名女士的基本条件大致相当,研究人员拿出她们的图片,展示给一组随意选择的参与者看,请他们在喜欢程度、吸引力和亲和力方面对每位女性评分,所有女性得分几乎相同。

接下来,他们要求这四名女士参加在一个大讲堂举行的人际心理学课程,大厅坐了200名学生。没有学生知道是在进行一项实验。

研究人员指示四人中的第一个上15堂课,第二个上10堂课,第三个上5堂课,最后一个没有上过一堂课。

每个人在上课前几分钟到达大讲堂,按指示慢慢地走到大厅的前面,坐在能被所有其他学生看到的地方。在讲课期间,只需要听课和做笔记。课程结束后几分钟,再慢慢地走到大厅后面,然后离开。

为确保每个人只参加被动接触,研究人员要求她们不要和学生接近,保持距离。“她们都不被允许和其他的学生交流(无论是言语还是非言语方式)。当其他学生接近她们时,她们被告知只需转身,不予理睬。”

同时,其他的学生也不知道正在进行实验。他们可能看到这四位女士进进出出,但并未跟她们交流只言片语。在有两百名学生的大讲堂内,他们对某个同学会投入多少注意力呢?

在学期结束时,研究人员向课堂上的学生展示了每名女性的图片,并问他们是否认得。笼统说来,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对这些人感觉熟悉。没有学生指着图片宣称：“是的,她上过这门课。”即使是表示见过其中某一个的学生,也不清楚自己是在哪见过。也就是说,在意识层面,被动接触完全不被察觉。

尽管如此,在潜意识层面情况又不一样。当要求学生评价每个女性看起来有多有趣、有魅力、无私、受欢迎、谦虚、聪慧、温柔、诚实、成功和真诚时,有趣的事发生了。记住,已有一个独立小组按照这些标准给这些女性打了同样的分值。但是,由于这学期她们在教室中出现,从而改变了学生对她们的印象,这些学生的评价就发生了改变。简言之,某个人上课次数越多,学生越感觉她有吸引力。上15节课和一节都没上的两名女性之间的得分差距极大。虽然绝大多数学生不记得她们,只是看到的次数多一些,但是在潜意识里就会觉得更有吸引力。

“纯粹接触(mereexposure)对吸引力的强大影响让我们很是惊讶。”该研究的发起人报告说,“学生们更喜欢那个上课次数最多的女士,不一定需要把她看作很熟悉的人。”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是被人熟悉,则越易吸引人,哪怕是在潜意识里。

吸引力不是最终话题。课堂上的学生接着被问道：“想象一下你遇到其中一个女人,对她了解了很多。你们成为朋友的可能性(0~100)会是多少?”没有上过课的和只上过5次课的得分分别为41%、43%。但是,上过10节和15节的得分为57%和60%。只是出现并让学生看到,就使人更有吸引力,显得更友好。学生们还说,他们愿意和上课比较频繁的人相处。这就是身体接近(physicalproximity)的力量。

这表明,人们和那些共同居住或是靠近工作的人形成良好关系——投缘——的可能性会直线上升。即使是被动接触都能对我们所喜欢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近之则不逊”这句老话是不对的,事实上,熟悉产生尊重感、亲切感。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关于是否与他人接近的决定。根据这项研究,我们会明白为何亲自赴会和电话联系相比,以及走到一个同事或是员工的桌旁和发送电邮相比,前者的作用都大得多。在聚会上,比起隔着拥挤的人群眺望心上人,仅仅站得近一些就会更起作用。

与他人投缘的现象显然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它涉及我们通过让自己显得脆弱以和他人形成的关系纽带,以及接近性的激增效应。但是正如我们在下一章所会看到的,它也涉及我们在他人的面前展现真正的自我,并和周围一切紧紧相连的时刻。

[1]该校最著名的地方是艾莉斯湖,湖中盛产鳄鱼,所以佛罗里达大学学生又被亲切地称为“Gators”(鳄鱼)。——译者注

[2]从1994年开始,联赛扩展到65支球队。进入联赛排名最低的两个队为第64的位置决一胜负。——译者注

[3]即美国大学篮球赛繁忙的冠军赛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