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韦尔奇正在为登场演出做准备,观众说不上充满敌意,但是明显兴趣索然。

白天,迈克·韦尔奇是加利福尼亚州洛斯加托斯邦诺书店的经理,但是他的梦想和爱好一直都在单人喜剧表演方面。“我在学校时是班上的笑星。”他在书店门前告诉我们,书店里摆放着大量刚到的新货。“从小学起,我就幻想着有一天成为一个喜剧演员。”

当韦尔奇搬到旧金山时,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个梦想。但是就像任何有抱负的喜剧演员都知道的,作为一个不出名的人,这并不容易。

实际上,在场的观众并不是冲你本人而来,这是个明显的事实。他们在场,是因为他们到了一个以喜剧之夜为主题的酒吧,而你碰巧是娱乐的一部分。或者,他们是为了另外的——更有名的表演,你上场只是为了暖场。一旦下台,观众马上就会将你淡忘。

“我宁愿有人对我起哄,大声叫道‘你真差劲。’”韦尔奇回忆道,“这都比一脸的冷漠要好。”没有什么比观众毫不在乎更为糟糕的了。“冷漠”是喜剧的“致命物”。“你什么都做不了,没有用得上的能量。就像是在对着一个黑洞说话,它将一切都吸空了。”

每天晚上,韦尔奇都得重新设法找到和观众建立良好关系的方式。“我用了差不多6年才想出办法——信不信由你。最后,我在我的节目单上端写下：沟通。”

当他人或团体对你不感兴趣时,如何建立一种瞬间联系呢?

一天晚上,韦尔奇发现自己处于极度需要沟通的状况中。

那个晚上以欢乐的调子开始。韦尔奇收到一个为正义兄弟(theRighteousBrothers)开场的邀请。“这是我所开场过的第一个知名演出。”他回忆道,“我是说,我小时候就听他们了,我的姐姐很爱他们,诸如此类。他们让我登这么大的台——我感觉自己是个巨星。”

那些使他表演进步、精练的岁月,那些在稀疏的观众面前表演的夜晚——且收入微薄——最终有了回报。韦尔奇可能还没成为注意中心,但是获得了一点高级待遇。“他们给我够20个人吃的食物,还有50瓶各种形状和大小的瓶装水。”

自然,他很紧张。此刻他是正要为一个娱乐界的传奇组合开场。“我走出去之前,”韦尔奇坦白说道,“我想,‘我快要死了。’场内座无虚席,观众席上肯定有好几千人。四面都有摄像机拍摄。”

当他正在为登台而忧心忡忡时,听到有人敲化妆室的门。原来是节目主持人,也是当地电台的主持人,他想了解一些信息用于介绍韦尔奇。“他基本上是写下了我整个简历,”他回忆道,“我跟他说,‘我做过这个,做过那个。’”

但是韦尔奇所希望的热情介绍并没出现。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当第一次登台时,”韦尔奇解释道,“头几分钟是站稳脚的关键。主持人过来了,他做了什么?他走出去,一字一句地说道,‘好的,各位,我很高兴你们收听我们的广播。我们有很棒的喜剧演员为我们带来演出,不过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欢迎他上场。’”

他知道自己必须将观众带动起来,和他们迅速建立联系。“我不能就以表演作为开始。那样我就死定了。”他清楚这是个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

本书到现在为止,已经探究了无论是约会还是处于办公室状况时,人们与他人瞬间建立联系的方式。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感觉和身边的一切有种强烈联系的时刻,那些在我们生活中一切都感觉良好的时刻,我们与所从事的一切,与眼前世界完全和谐相处的时刻,我们处于顺畅状态,或者用体育术语形容,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刻。

这种状态我们大多数人都很熟悉,然而对此却没有一个通用说法。我们对于它在篮球和其他运动中的说法很熟悉,它指的是运动员在比赛中体现了自己最高水平,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最佳状态可以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时刻——当我们沉浸于一个项目当中,或是演奏一支曲子时。我们都体验过感觉和身边的一切和谐相处这种时候。当你和朋友坐着喝咖啡,相谈甚欢,以至于根本没注意到时间飞逝时,就处于这种状态。或者是你正忙于做一个很费力的工作项目,但是某一天你能够注意力高度集中地工作,然后一切似乎水到渠成。我们将这种状态称为共鸣：它由一种与环境之间的强大联系感所引起,它深化了我们交流的质量。

想想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情景。有时,我们对周围的交通感到沮丧,因一个手机来电而分神,或是陷入嗜睡的状态当中。但是有时很多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车就像是我们自身的外沿,我们充分意识到身边的一切,可与它们保持协调,感觉一切都在掌控当中。

为进一步探究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下面这个人的感受,他依靠运作协调和高度集中的能力生存。“它……发生在赛车回应你的时候。”传奇车手马里奥·安德烈蒂(MarioAndretti)这样告诉我们。

赛车手和其他运动员一样,有风光之日,也有倒霉之时。当然有很棒的车手,马里奥·安德烈蒂就是一位。安德烈蒂正在向我们讲述车在路上如何做出反应。突然,他停了下来,表情也改变了。安德烈蒂回想起1978年的意大利蒙扎的国际汽车大奖赛,以及他与后起之秀吉尔斯·维伦纽夫的比赛。比赛的大部分时候,安德烈蒂落后于维伦纽夫,因为他车开得很猛。安德烈蒂有意地让自己保持在维伦纽夫的视线内。“我可以说是试着超越他。”他回忆道,“我使形势看起来是我在不断尝试,但是其实我无意超越。这正符合维伦纽夫所想,‘他不可能超越我的。’之后我甚至让自己落后更远。我留给他一些空间,那样他就不会觉得有威胁。”

安德烈蒂在冲刺前的一路上都使用这一战略。但是这一战略风险性很高——如果他无法在冲刺时赶上维伦纽夫,就会输掉这场比赛。“我努力,努力,再努力。可以进行超车的拐角处没有很多。我盘算着有一步我可以走,并且可侥幸成功。”安德烈蒂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它一定要奏效。”

在比赛的最后一轮,他加速超过了维伦纽夫。“我做到了,我超过了他。即使过了这么久,我仍记忆犹新。”

是安德烈蒂开得好吗?当然有这个原因。是驾驶的车调整得很好吗?是的。但是当安德烈蒂说起这场比赛时,他的嗓门提高了,神采奕奕,我们能感觉到他的激动。仿佛只要想到那场比赛,他都能再一次体会到那种充满生机的感觉。

安德烈蒂的经历证明了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Csikszentmihalyi)的一个重要发现。他对运动员、艺术家和医生进行了访问,以获得对他们感觉全心投入、完全处于自己职业或“比赛”最佳状态这些时刻的认识。契克森米哈赖博士用顺畅来形容我们“忙个不停”或是“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刻。实际上,顺畅是组成共鸣状态的第一个成分。

契克森米哈赖想确定顺畅最有可能在哪些状况下发生。要捕捉这种状态有些难度,它不是我们光凭许愿就能召唤来的。从它的本质上看,契克森米哈赖发现,要达到顺畅状态,既需要精通某项技能,还要接受适当的挑战。比如,在下象棋时若想体会顺畅的感觉,你就得对这个游戏精通——这需要年复一年的学习和实践——而且你得和水平相当的对手对弈。

在国际汽车大奖赛的事例当中,安德烈蒂感觉如此充满生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正在执行一项已经掌握的技能——赛车,而且他是和世界上最棒的赛车手之一进行比赛。

再回到音乐会。迈克·韦尔奇远远没体会到顺畅的感觉。但是正如安德烈蒂清楚要超过维伦纽夫,自己必须采取深思熟虑的战略和心理策略,韦尔奇认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和主持人“对弈”来重新组织状态。“我面对着观众,”他跟我们说,“面对着所有的两千人,然后我说,‘我们再来一次介绍。’”观众们搞不清楚韦尔奇在做些什么。“假装我是主持人,好吗?”韦尔奇告诉他们,“女士们,先生们,让你们看看主持人本该怎么做。”韦尔奇接下来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自我介绍,不吝溢美之词。这时,韦尔奇突然有种自己处于最佳状态的感觉。在苛刻观众前表演的那些年让他技能过硬,然后主持人又提供了有价值的挑战。两种因素组合起来,使韦尔奇达到了最佳状态。

“太不可思议了。”他告诉我们,“我开始感觉处于最佳状态,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打个比方来说,他没有被堵在路上,而是表现得像在国际汽车大奖赛中赛车一样。

当然,顺畅状态不只局限于竞赛领域。比如,当我们忙于一个家居计划时,或是笨手笨脚地摆弄一道常见的食谱,以找到新的方式将菜肴重新组合时,都可能体会到顺畅的感觉。但是常常有挑战伴随其中。对于安德烈蒂来说,处于顺畅状态使他车人合一,表现出了自己的最佳能力。

但是对于韦尔奇来说,处于最佳状态还不够。面临挑战且擅长表演——也就是处于顺畅状态——他也许就能出色表演出他的喜剧小品,只需处理好细节,把握好时机。但是对他来说,为了真正在舞台上取得成功,还需要和观众们互动。你可以整天都讲好笑的笑话,但是如果不和观众互动,一切都是白费。在主持人的介绍后,两千名观众的心理和情感都不在状态。为了克服这一点,韦尔奇需要实现共鸣的第二成分：临场感(presence)。

想想临场感的不同状态。在临场感几乎为零时,我们几乎完全不参与身边的事件,意识不到我们周围的环境。例如,如果我们乘一辆拥挤的地铁,虽然我们身体在地铁里面,周围是其他的乘客,我们通常跟他们没有关联,只是相互避让。与此相反,当临场感非常强烈时,我们称为升华型临场感(transformativepresence)——它是一种有意义的交流,用一种独特而深刻的方式触动了人们的生活。

基尔·安德森(JillAnderson)是爱达荷州博伊西市的圣阿尔芬斯地区医疗中心的一名护士,她的工作对象是病情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她在工作中研究升华型临场感。她认识到,虽然药疗和技术肯定对患者的康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还不够。因此,安德森开始研究临场感对患者整体康复的效果。它是关于建立联系的实验,由一个女人独立主导。

她的一个照顾对象是一个心脏衰竭晚期的老年患者。他到达安德森诊所时几乎已经不能呼吸,承受着心力衰竭的痛苦。他的状况很危险。但是安德森没有只是关注他的病情记录,她在病床旁边坐下来,握着他的手好几分钟。当他默默地将头扭向别处时,安德森仍待在病房里。感觉到他的不舒适时,她问他是不是感觉害怕。问题真的很简单,但是基本不会有医务专业人员在那种环境下问这种问题。安德森不仅监控病人的体征,还留意他的情绪和精神状态,花时间让他高兴一点。

突然,病人向她说起心里话。“我快死了,很害怕。过去6个月中,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坦白道,“我已过了一辈子的好日子,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一生当中只有一个遗憾。很多年以前,我伤害了一个同事。我当时刚上任,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解雇那个人。我希望能够回头向他道歉。但是太迟了,什么都无法改变。我想我必须原谅自己,尽力放下它。”这个病人直视着安德森,继续说道：“我之前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事,说出来感觉轻松多了。”这个病人和安德森都明显感觉到这一瞬间的强度。

如果安德森只是简单地查看病情记录,这种联系永远不会发生。她需要显示出自己在聆听,病人才能感觉自己被注视、理解——因此才愿意表露以前从未和人分享过的心事。

由于临场感在病人的整体健康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医疗方面的研究已经发现能够使我们身临其境的四种元素。

第一种为目的性,它是指带着目标和意识知觉建立一种互动。目的性意味着对互动专心致志,而不是装装样子,或是沉浸于其他事情当中。

第二种是相互性。对彼此坦率,则可见到对方真实的一面。相互性意味着在这段关系中将重心放在相互信任和对彼此诚实方面,而不是放在给出建议或是试着解决问题上。

体现临场感不是说只将重点放在他人身上。第三种元素,个体性,指的是做人要真实,能意识到我们自身真正的情绪反应。

最后,临场感需要注意力,通过积极参与证明自己的在意。注意力指的是主动倾听,要听人细细诉说,并表达自己的反应,向他人展示我们在交流中是积极的参与者。为体现出临场感,我们带着目的而来,我们倾听、互动,保持着本心,留意身边的环境和一切。

这正是安德森护士在和心脏病患者交流时的做法,也正是舞台上的韦尔奇在面对观众时必须做的。他需要找到安德森和病人建立友好关系那种同样的方式,和观众建立友好关系。

“我清楚自己不能只是站在那儿,然后开始表演。我必须与他们交流。”韦尔奇回忆道。他要让观众站在他这边——即使他们只是迎合他,甚至装装样子。“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训练他们怎么做。”韦尔奇回忆道,“我说,‘现在,当我跑下舞台,你们就像疯了般欢呼。’”接着我们试了试,他们都站了起来,疯了一般。

有趣的是,临场感的力量不只体现在双方正在交流的时刻。有一个关于医疗服务人员和患者关系中的临场感所进行的研究发表于《高级护理期刊》(JournalofAdvancedNursing),研究发现当医疗服务人员真正投入时,患者会明显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而且,患者会真正地感觉好多了——他们的情绪和整体幸福感明显提升——即使是数周之后。而护理者所做的只是和患者更加融洽地互动。

我们已经看到其他形式的投缘呈现出相同的模式——一次交流就能够从本质上改变一段关系的特质。当我们获得共鸣时——顺畅感和临场感的结合——这种状态不仅仅是暂时改变了关系,实际上也改变了我们周围的一切。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共鸣不只是让我们觉得和身边的环境有更多的联系。调查显示,就其本质上说,共鸣是有感染力的,我们倾向于和周围的情绪相一致。比如,当我们身边的某人高度紧张时,我们更易变得紧张。当身边其他人在大笑时,我们更可能心情愉快。的确,心理学家已经发现,比起独自听到一个笑话,人们在他人面前听到笑话大笑的可能性是前者的30倍。同样,当我们身边的人正在体验共鸣感时,我们会感觉和他人联系更深。

自1998年以来,大厨莉迪亚·贝斯提亚尼(LidiaBastianich)已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主持了一系列的现场烹饪节目——《莉迪亚的意美厨房》(Lidia’sItalianAmericanKitchen)、《莉迪亚家的餐桌》(Lidia’sFamilyTable)以及《莉迪亚眼中的意大利》(Lidia’sItaly)。对电视观众们来说,她做菜的方式很有魅力。她耐心地向观众们解释她自己是从哪儿获得原料,打算如何使用它们来重新设计出一道家常菜肴。“食物是我的媒介,”贝斯提亚尼说道,“我用它进行交流,它是我整个经历的一部分。”

“我家周围的环境非常简单。”她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菜园子,我奶奶在里面种了土豆。我把它们从地里挖出来——仍是暖和和的,好像它们仍是鲜活的。从那以后,我和食物有了不解之缘。”和食物、烹饪之间的联系一直使她在厨房如鱼得水。

一般说来,我们是通过在饭店品尝厨师们的菜肴,或是买他们的烹调书,使用他们的菜谱这些方式和厨师进行沟通,很少听到他们做饭时的心情。此时该让临场感发挥作用了。

贝斯提亚尼向我们讲述了在天主教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BenedictXVI)访问美国期间,她被邀请为他准备一顿特别大餐的经过。她不仅想为他准备一桌美味的食物,还想让他体会到一种和大餐之间的情感联系,进入她常体会到的那种顺畅状态。“我想唤醒这个虔诚的教徒内心深处有意义的东西。”她决定准备鸡汤、烘糕和果馅奶酪卷。“所有的东西他都很有可能幼时在俄国吃过。”因为这次餐宴就在他的生日之后举行,贝斯提亚尼还给他做了个蛋糕,计划给他一个惊喜。“我们甚至唱歌给他听,给他一把切蛋糕的小刀。他不知道如何做,所以我抓着他的手切了蛋糕,然后我说：‘教皇大人,希望你用餐愉快。’他看着我,说道：‘这些有我妈妈做菜的味道。’我的心一下亮了,我已达到了目的,他回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在内心里,教皇融入了莉迪亚大厨所营造的共鸣感当中。

当我们身边某人处于共鸣状态中时,我们更可能也进入那种状态。我们更可能投缘。

在她的所有节目观众当中,让莉迪亚·贝斯提亚尼最为惊讶的是她所营造的共鸣感在自闭症儿童身上的效果。“我收到他们父母的来信——我不断收到信,所以这不是偶然状况——‘我小孩对你的节目很是着迷。’”

一般来说,自闭症儿童和别人沟通时有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然而,他们愿意坐在那守着莉迪亚的节目。一位母亲写给莉迪亚的信中说道：“我依次录了你的三个节目——也就是一个半小时——我的小孩平时不会站着不动,但这一个半小时他就站在那儿看着你的节目。”

贝斯提亚尼不太确定自己的什么行为、语气或是方式吸引了这些自闭症儿童。“可能是我的音调让他们感觉舒服,除此之外,有某些他们能够感觉到的联系。”贝斯提亚尼不时邀请自闭症小孩来亲自看她做菜。“有时他们可能很害羞。”她跟我们说起这样一次遭遇：“在表演之后,我接近小孩的妈妈,然后开始跟小孩说话。他慢慢地靠近,最后他给了我一个拥抱和一个吻。你可以看到他妈妈眼里的泪花,真的很不可思议。”

对于莉迪亚·贝斯提亚尼在其观众中引起的反应,一个解释就是她是如此痴醉于自己的行业——这么能引起共鸣——以至于只是和她待在同一个地方,看着她创造出神奇的菜肴,就能引发观众相同的神奇体验。

从神经学方面来讲,共鸣的感染性可以追溯到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s)现象。研究猕猴的意大利科学家们注意到,动物参与有目的性的行为时(抓、握、流泪),运动前区皮层里的神经元会变得非常活跃。大脑的这一部分——猴子和人类一样——负责协调肢体动作。该理论就解释了当猴子身体做出动作时,该部分会变得活跃的原因。而当这些猕猴处于静态——不执行任何任务——只是看着人类从事目标性活动时,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只是看着人类活动就能使猕猴自己的运动前区皮层变得活跃。“有样学样”(monkeysee,monkeydo)这句话还真有事实基础(至少就其脑部而言)。

这些盲目模仿的神经元叫做“镜像神经元”,因为它们好像在模仿他者的行为,即使主体本身并未参与该特定行为。神经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Rizzolatti)和莱拉·克雷格海罗(LailaCraighero)记录道：“几乎所有镜像神经元在其回应看到的行为和身体产生运动反应时都显示出一致性。”换句话说,就猕猴而言,就好像是猴子们在体验他们观察到的人类行为。

这种镜像神经元行为也见于人类。但是人类模仿的不仅仅是行为,还有情绪。例如,当人们观察到他人在经历痛楚时,他自身的疼痛部位也会产生一连串反应。即使他此前没有体会过任何痛苦,他们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也会有疼痛反应。

关于这一倾向,有一些相当人性化的原因。比起其他任何动物,我们更容易对他人的情绪和特质产生同情和共鸣。这种移情和感染在成年人和小孩身上都存在。这也是NBC黄金档系列片《法律与秩序》的监制人弗雷德·伯纳(FredBerner)每天都在工作中考虑的事。

我们在纽约市的切尔西码头与弗雷德·伯纳碰面。在那里,他正被一群戴着棒球帽、穿着新潮T恤的演员们围住。这群人正在进行一个选角会议,会议已经开了几分钟。那个下午有些清冷,码头的风特别刺骨,从哈德逊河上呼啸而过。伯纳有一头蓬松的银发,穿着羊毛衫和名牌牛仔裤。他当然不是全体人员中最高的,声音也不是最洪亮的,但是很明显,他是负责人。

弗雷德·伯纳的职业生涯充满了这种一个接一个边走边说的会议。当我们行走时,采景人一如既往地向伯纳不停发问,问有关于下周的一段情节和在法院的一些具有技术挑战性的镜头的事情。

如果你在这种快节奏的混战当中观察伯纳,会对两件事情感到惊讶。其一,伯纳没有一般制片人那种易怒的形象,一会儿开开纽约司机的玩笑,一会儿问问制片助理的表妹膝盖手术恢复得怎样了。其二,就是共鸣感——更确切地说,应该说是感染力——对弗雷德所起的作用非常大。“当我跟人们说,我们工作就是寻找神奇时,他们总是感到很惊讶。”

伯纳解释道：“许多制片人会告诉你制作一流节目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多数人可能想不到,最重要的实际上是选角。有些人会说,‘选角占98%。’或者有些人会说,‘选角占90%。’但是不管占多少,选角占的比例是很高的,事实就是这样。”

在家观看节目的观众没有意识到,那个在便利店说不了几句台词的店员是从为三四十名演员中挑选出来的。《法律与秩序》的每段情节都差不多都有30个这样的角色。用它乘以每周为每个角色试镜的演员数,你就会了解到伯纳的生活中被选角占据了多少。“在单单一个季节当中,”伯纳告诉我们,“我过目了大概七八千个演员。”

这就是伯纳如今所做的事情。随行人员经由两扇玻璃门进入切尔西码头的办公楼,然后沿着一条看起来像仓库内部的狭长走廊继续前行。要不是门上贴着“特殊受害者[1]艺术部门”的标记,你永远都猜不到这是个制片场地。

乘电梯而上,伯纳向右转,走进等候区,此处有十来个试镜演员围坐在自助式桌旁。离奇的是所有的演员看起来都很相似。就好像某人提交了一个订单,要求要一组50岁的秃头男子,一群引人注目的20岁的红发青年,以及少数30出头的不修边幅的潮男。

这些演员逐个进入试镜间。当每个人走进来在伯纳和他的小组前试镜时,屋子内明显有种紧张的气氛。对演员们来说,这是次让人紧张不安的体验。但对于弗雷德·伯纳来说呢?他必须观察每一个演员,预测哪一个将和演员阵容中的其他人员以及观众投缘。“我想发现一种关系,它能够使拍片现场的人们之间产生一种默契。”伯纳解释道,“它能给演出带来魔力。每周有数百万的观众收看,得提供一些让他们坐得住的东西。”

这天结束时,在连续看了65个演员之后,伯纳与其小组开始仔细梳理候选名单。

“不行。”

“不行。”

“不行。”

问题并不是演员不够多才多艺(事实上,多数都是成功的专业演员),或是搞砸了试镜,也不是因为伯纳吹毛求疵。伯纳解释说,只是“这用语言表达出来有点难——我们在寻找演员不经意间流露的一种感觉。当它发生时,你能够感觉得到,你会知道就是他了。”

为说明这一点,伯纳向我们讲起2007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节目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萨姆·沃特森(SamWaterston)——他扮演助理检察官杰克·麦科伊——在剧中“升职”,出演检察官角色,出镜率却大大降低。这给博纳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沃特森已经成为《法律与秩序》的代名词,伯纳清楚,替换他必定会降低节目的魅力和受喜爱度。

“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伯纳跟我们说道。他知道,观众已经将沃特森和他的角色等同。新的代替者必须不只是一名杰出演员,还得是一个使不情愿的观众很快接受的人。

“我们已有一些为助理检察官这角色试镜过的、非常棒的演员。”伯纳告诉我们,“但是它还没完全落实。”伯纳和他的小组会询问每个演员,他们是否会和观众产生共鸣。

“我们让所有的演员向评判委员会读结案陈词。”伯纳回想到。因为这个角色是如此重要,所有的高层管理者都在场。“我和迪克·沃尔夫(DickWolf,该系列剧创始人)坐在一块,一个演员读几行,另一个演员接着往下读。”

在这种试镜中,无论剧本有多引人入胜,或是演员多有才华,在第四五次演员读相同台词的试镜后,你都会变得心不在焉。试镜接连进行,演员进进出出。

虽然如此,但当一名叫莱纳斯·罗彻(LinusRoache)的候选人步入房间时,气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时,罗彻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剧院演员,他以前只是在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舞台上演出。

如今,有英国剧院背景的人不会马上想到自己也适合快节奏的纽约法庭剧。然而,伯纳回想道：“虽然莱纳斯读的是我们听了一下午的同样的台词,但它就是与众不同。他一开始读台词时,坐在监视器后面的‘录像室’中的每个人突然振作起来。迪克不再看他的黑莓手机,而是抬起了头。有种特别的、几乎超常的东西存在,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罗彻了。我自言自语到,‘哇,那个家伙是谁?’他能够将当时我们听了多次的独白把握住,突然这个东西就有了精神实质。”

听到伯纳的描述方式,差不多可以想象他坐在试镜现场的情景。突然,房间内的工作重心不再是评价演员,也不是尽量不睡着,等待刺激的事情发生。无论小组人员之前有多分神,此刻他们都聚精会神。“就好像某人坐在篝火旁边,你彻底为之痴迷。”伯纳解释道,“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尤其是在一个充满紧张感、人们觉得不自在的房子当中,当时是下午5点,都已经没有什么精神了。所有因素叠加起来,使你走神。但当这事发生时,你又被吸引住。当莱纳斯读完他的台词后,我们都面面相觑,说道：“天啦!我们找到演员了。”

当迈克·韦尔奇继续自己的表演时,所发生的共鸣也极为相似。那个晚上,就在一个喜剧演员所能接受的最差劲的介绍完毕之后,韦尔奇完成了人生中最棒的表演。

韦尔奇把主持人蹩脚的介绍改造成了一个进入顺畅状态的机会后,他继续想方设法进行第二步,通过和观众建立联系营造出临场感,就像基尔·安德森护士和病人建立友好关系那样。

在六年的职业生涯中,韦尔奇学会,如果发生了意外——譬如笑话没起到作用,或者被一个捣乱分子挖苦,或是服务员倒了一盘饮料,这些都会引起观众的注意——不能忽视它。你必须做出反应,必须激起共鸣感。在这一情况中,一旦听众为糟糕的介绍而同情韦尔奇,那么那个搞砸了的介绍就会成为大家分享的一次经历。

听着韦尔奇的故事,我们会好奇,他是怎样突然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他讲了一个让听众笑得前俯后仰的笑话吗?但是共鸣感的力量是很微妙的。莉迪亚大厨不是那种需要得到全屋人注意力的傲慢之人,莱纳斯·罗彻试镜《法律与秩序》成功,也是因为他能够将事情简化,了解助理检察官这个角色的精髓。那天晚上,在演出当中,韦尔奇没有凭空捏造一些新颖的、非常滑稽的玩笑,他讲的是和往常一样的东西,但是这次,主持人的介绍迫使韦尔奇和观众间产生共鸣感。那种共鸣感是有感染性的,观众们受到了感染。“演出后,”他笑着跟我们说道,“人们走向我,索要我的亲笔签名。表演非常成功。他们告诉我,‘我没想到你那么有趣。’”

之后,韦尔奇没有发展成为一名喜剧明星。他没有上过HBO专题节目,也无法指望让三千座的剧院爆满。事实上,这段日子,韦尔奇全部时间都忙于打理邦诺书店。但是那个晚上,他星光四射。

是共鸣感让人试镜成功,使会议人员或人群入迷,使一次神奇的演出得以完成。它使人和整个群体产生一种“投缘”感。但是,虽然它似乎像一道闪电般发生,但其实没有那么不可预知。实际上,我们能够,甚至——或者尤其是——在处于压力当中时,有意识地使我们在他人面前更有临场感,达到顺畅状态,引发共鸣。而且,它的力量是富有感染性的。

[1]《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于1999年开播的剧集,为超级长剧《法律与秩序》的第一部衍生剧。——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