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埃尔赛里托市的一个大商场中的意大利餐馆遇见了弗雷德·瓦佩帕。他是个美洲土著老人,来自于基卡普(Kickapoo)和萨克–福克斯(Sac-andFox)部落,戴着一条绿宝石项链,扎着长马尾辫。他在俄克拉荷马州长大,曾在朝鲜战争中服役过。他在奥克兰船厂工作时发现了自己的土著身份。

“很多街头都有印第安人在四处游荡。”他告诉我们。这指的是那些生活方式不同于传统的部落成员——他们在尘埃满布的小道上做买卖,而不是在整洁的人行道上。瓦佩帕告诉我们,他就是“其中一名”成员。

瓦佩帕如今已79岁,他在过去的30年里再度归根,几乎每周都为美洲原住民和一般民众主持洁身仪式(sweatlodge)。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他所引导的洁身仪式就已经被纳瓦霍族(Navajo)、纳斯克皮族(Naskapi)和克里族(Cree)所推行。

“你参加时,不一定要按照我的传统。你可以信仰宗教,也可以完全不信。”他微笑着说道,“只需要坦诚地参与,并尊重这一传统。”

在洁身仪式中,人们会走进一座由曲木构成的半圆形建筑物,外面覆盖了厚厚的毛毯。这样就没有光线可透进来。穹顶外有一个火坑,是用来加热岩石的。岩石变热时,仪式的领导人,即执行仪式的人,将岩石放入礼室,往岩石上倒水,产生蒸汽。“这个步骤很重要。”他告诉我们,仪式领导人掌管“这一神圣空间”。

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门暂时开放半个小时,人们在门前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第二轮。热度很高,人们觉得筋疲力尽是很正常的。

这种仪式已经举行了好几个世纪,这种环境不仅可以弥补身体不适,起到洁净身体、治疗疾病和健全心灵的作用,它还有助于让成员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联系。

“不久前,”瓦佩帕告诉我们,“我的一个好友来参加仪式时,遇见了一个女人。”两人之前并不认识,但是他们在人群中相互凝视,一见钟情。随后,他们开始交流。“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连结有多紧密,24小时内,他俩就订婚了。嘭!就是那样。”

瓦佩帕的仪式有助于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联系吗?这并不是那种让人萌生一见钟情念头的环境——这也不是它的目的。然而,在诱发快速亲密感上,这一洁身礼室的“神秘空间”似乎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第五种联系催化剂：在使人们瞬间投缘中发挥作用的环境因素。

洁身仪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由于这种方式,人们对《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ofthe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上的一项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难题有了新的认识。该文章由心理学家杰拉尔德·克勒曼(GeraldKlerman)和莫娜·威丝曼(MyrnaWeissman)所著。

克勒曼和威丝曼留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里的一种不寻常现象。在美国、瑞典、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战后工业化国家,患抑郁症的人群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其他国家,如韩国和波多黎各,患者数量仍保持稳定。

其他专家做出的数据分析证实了精神学专家们的观察报告。在一些工业化的国家中,不只是抑郁率大幅增长,抑郁症患者也呈年轻化趋势。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来生活水平一直在上升,这种令人困扰的现象尤其惊人。因为跟历史上其他阶段相比,在物质方面,人们更富裕,生活也更舒适。

到1956年,大部分美国人摆脱了低薪蓝领工作,步入了白领行列。儿童死亡率降低了,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现代医疗和营养食品。人们身体不适状况减少,越来越健康,寿命更长,还享受到了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好处。

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存在天壤之别。以1960年普通的美国人和韩国人为例,美国人的人均年收入为13414美元,而韩国人的收入不足其1/10;在美国,每一千人有400辆汽车,而韩国每一千人只有1辆;韩国的婴儿死亡率是美国的3倍;韩国人平均寿命只有55岁,而美国人为70岁。

尽管如此,韩国人却明显没有美国人那么抑郁。然而,更奇怪的是自1960年以来韩国人的抑郁率的变化。接下来的几十年,韩国经济大幅增长,如今,韩国的生活水平远高于50年前。每千人有293辆车。婴儿夭折情况大大减少,甚至超过了美国(韩国的婴儿死亡率为每千个婴儿夭折4.1个,美国为6.3个)。韩国的平均寿命上升到79岁,美国则为78岁。

从这些数据上可看出,韩国人做得相当出色。虽然经济得到了发展,但是2005年韩国的自杀率却飙升至每十万人中24.7个。这种增长速度惊人——在1985年,也就20年前,自杀死亡率只为每十万人中9.1人。也就是说,死亡率上升了将近3倍,尽管韩国人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几十年来,韩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韩国一个网上论坛上一名网友的观点反映了这个国家很多人的想法：“首先,”这人写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存在,觉得自己一文不值。没人在乎我的生死——即使我的父母也是如此。我应该去死。请问有人能告诉我一种完美的自杀方式吗?”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个帖子出自一个六年级的学生之手。

当韩国变得越来越工业化时,这个国家陷入克勒曼和威丝曼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发现的同一模式。当社会工业化时,抑郁率和自杀率激增。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些东西使人们变得非常不快乐。

抑郁程度的上升因素可能不是来自工业化本身,换句话说,房子里的一台新洗衣机让一个家庭更抑郁,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工业化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科学家知道两者之间一定有某些关联。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是什么导致了人们抑郁呢?

要处理这一问题,进行同类比较是很重要的。韩国和美国文化方面非常不同——无论有没有工业化。同样,1960年的韩国和21世纪的韩国相似点甚少。而且由于国家的社会系统非常复杂,很难找出引起抑郁的某一特定原因或因素。但研究发现,我们在工业化国家看到的趋势,也存在于在同一国家的不同行业中。

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比如日本,其经济结构实际上是由工业化的高科技领域和传统经济领域构成的。我们通常把高科技领域视为日本经济的代表;然而,在传统领域中,仍然有人员在执行着“前工业任务”。它给日本自治医科大学(JichiMedicalSchool)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观察住在同一国家的两组人员的机会。两组人员信守相同的文化规范,具有共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一组为白领(如办公室职员、经理和技术员),另一组更为传统,从事蓝领职业(如农活、精湛的手工劳动)。

虽然两组人员在同一时期住在同一国家,但是相似的模式出现了。与做手工活的那组人员相比,工业化职工总体上更易受抑郁之苦。

思考一下,较抑郁的白领组情况会怎样?在某种程度上说,后工业时代的生活和瓦佩帕的洁身仪式截然相反。

在洁身仪式中,人们并肩而坐,分享自己的故事,一起忍受洁身礼室中的湿热。通过这一仪式,人们成为了关系密切团体中的一分子。而在后工业时代,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度过一天,在小隔间独自对着电脑工作,几乎没有和人交流,下班后,还回家独自或与家人看电视。

我们都清楚,社会环境对我们的幸福感意义重大,这也是第五种亲密催化剂的关键。环境因素使人们保持相互联系且心理健康,也促使两人志趣相投。

再进一步看看现代化社会的对立面：洁身仪式。参与者坐在极度炎热、封闭的空间,周围的人也在承受着同样难受的状况。共同面对逆境、一起经受某种困难,这种感觉用一种独特且强大的方式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在前工业化社会,几乎可从所有方面来说,日常生活充满了艰难困苦,这种艰难比我们如今所经历的艰难要严重。父母更可能失去孩子,人们经常食不果腹,更易死于疾病,工作环境更严酷,家里没有电或自来水。然而,这些困境使人们形成了一个社群。

思考一下,你有多少次是通过闲聊,如抱怨工作、天气或经济的方式,与他人接触——这是一种可能加深友谊或促进双方加深关系的前奏。想想学生一起为期末考试熬夜时所建立的纽带,或跟一起抱怨可恶老板的同事缔结的纽带,或者是旅客共同滞留机场,为延误航班等候数小时而形成的感情联系。

大部分困境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但是,有时我们也会故意寻找困苦。例如,我们会主动参加拓展训练,去野外探险。家长送问题少年去野地营,也是为了让他们体验与同伴的情感联系,由此获得个人的成长。

约翰·凯伦是犹他州野外元素活动的学生事务总监,该野营活动旨在纠正十几岁男孩的问题行为,它可让孩子共同面对奇怪且富有挑战性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它让孩子们脱离了常态环境,远离了电子产品。”在营地,孩子们没有电子游戏,无法获得快餐,没有电视、短信可娱乐或分心。

起初,改变是个很大的冲击。“我们每天远足2~5英里。”凯伦说。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剧烈运动。“野地营里肯定有一些元素(夜晚时围坐于营火旁或是仰望星空)使孩子们更为团结。他们自己生火、做饭。”

在这类活动中,远足和自己做饭有助于让这些青少年产生亲密感和友情。有人会反驳,露营者团结,是因为节目充满挑战性,并且要求很高。范德堡大学的桑德拉·乔·威尔逊(SandraJoWilson)和马克·W·利普西(MarkW.Lipsey)精确指出了两个因素,它们有助于预测野地营在纠正孩子们行为问题上的成功率。第一种为持续的心理治疗式聚会,它对于营地里孩子们的行为纠正有一定作用。但是威尔逊和利普西所确定的第二种因素——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成功的项目中——适用于每个人。这就是让孩子们直接面对一个充满挑战的自然环境：包括远足或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也就是说,他们将共患难：忍受远足时磨出的水疱、让人不得安宁的昆虫以及疲劳或虚脱的感觉。这些孩子就像与共同敌人作战时的士兵般团结在一起。

这种共患难的观念是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关键因素,这在纳瓦霍这一印第安族群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新墨西哥有个叫“让小孩的思维重归平静”(“AlchiniBinitsekeesAholzhooh”)的青少年活动,它邀请了一些迷茫的青少年参加——你猜得到——洁身仪式。当泼在岩石上的水变成热腾腾的蒸汽时,这些少年反省了自己的过去,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希望和恐惧。他们分享了彼此的经历,这使得他们之间更为坦诚。他们夸口自己能够忍受这些热气。在最后一轮中,还要求倡导人把烫岩石的数量加到最大,这样,就可声称自己承受了洁身礼室中最为严酷的考验。

共患难创造了一次强烈的情感共享经历,它使我们放下自我保护的本能,与共同经历这一过程的人结下友谊。

然而,在这种充满挑战的状况当中所形成的联系影响会持久吗?这一经历能够彻底改变参与者的关系吗?

更多研究表明,逆境强度越大,参与者之间建立的纽带越为坚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格伦·H·埃尔德·Jr(GlenH.ElderJr)以及杜克大学的伊丽莎白·C·克里普(ElizabethC.Clipp),对“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不同部队服役的老兵进行了纵向研究。共同完成一段艰苦的远足,或一起在一间洁身礼室中待上一两个小时是一回事;而在战斗中共同尽责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这要冒生命危险。埃尔德和克里普仔细阅读了大量关于这些老兵的资料,从他们参军到年老退休,跨度长达40年。

不论当时是在哪支部队服役,研究对象都被分为三类：未接触过战争的;参加过战争,但未遭受过死亡威胁的;不仅参加过战争,而且险些丧命的。

采访和资料显示,战争状况越激烈,士兵间的友情就越坚固。显然,跟餐厅的同事相比,人们更易与战友形成更坚固的纽带。埃尔德和克里普希望了解,这种纽带会持续多久。

一个简单的指标就是服役期间老兵的朋友数量。埃尔德和克里普发现,比起那些没有直面死亡的老兵,参加过殊死战斗的老兵维持友谊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两倍,他们参加战友聚会的可能性也是前者两倍。

“最让人痛心的就是战友的死亡,但这一经历也最有可能缔结军人间的持久友谊。”埃尔德和克里普解释道。教育背景和性格的差异并未影响这一结果。

共同面对过生死攸关的状况,这一经历使他们之间形成了牢不可破的纽带。也就是说,参加战斗的人是何种类型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共同面对战斗使士兵们的纽带更牢固这一事实,这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感情最为充沛的经历之一。

无论是故意还是巧合,在形成参与者之间紧密关系时,那些“洁身礼室中的滚烫岩石”——那种共患难的感觉——起了决定性作用。

不过,紧密联系不仅仅包括共患难。用洁身仪式进行类比,参与者处于同一间礼室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当围坐成圈时,我们都是一体的。”瓦佩帕向我们解释道。“在演讲室中,你看到的是每个人的头,而围成圈时,看到的是每个人。因为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表情,所以大家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系。当他们在分享经历时,很多人变得非常激动,他们会像婴儿一样哭泣。这个圈中存在着力量。”

同处一间礼室的作用巨大,因为洁身仪式使礼室内的“团体”与外部世界之间产生了一种清晰边界。心理学家将这种边界称为框架,它是一个事件或一段关系的清晰轮廓。

创建一个明确界定或“设有框架”的社群,这是出现投缘的第二种环境因素。在半穹顶的洁身礼室内,外部世界被摒之于外,只有微弱的光透了进来。团体成员在一起,与外部世界隔绝,所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是独特的。谁是团体中的一员,谁不是团体中的一员,一目了然。

回想你和某人投缘的场合。你还记得当时的环境吗?设想大学生入学第一天的情景。从本质上讲,这个学生已经离开了以往的生活,进入到一个边界明确的新社群,其框架是清晰的。你明白谁是这个社群的一分子——校园的其他学生和教授——它的边界和定义是什么。大学生和住在周边社区的人之间常有一种“我们—他们”的心理定位。

1984年,我们俩都体验了类似的情形,并受益良多。我们家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市迁至得克萨斯州的厄尔巴索。搬入的第二天,我们甚至还来不及收拾行李,就被召集前往位于厄尔巴索的“非官方的以色列使馆”——南森与其妻萧珊娜的住宅,他们是当地希伯来语学校的教师。他们的住宅一直对参观者开放,人们从不用提前电话通知拜访。似乎大家随时都会聚集在他们的家里,他们夫妇两人似乎从不离开家半步。

走进他们家时,我们犹如从西南沙漠回到了特拉维夫。客厅铺着大红的绒毛地毯,沙发拼成一个矩形,中间放一张咖啡桌,上面摆放着零食供人享用。人们的话题从厄尔巴索的文化反思到政治和近期事件的讨论,再到个人的生活经历。我们坐在一张大沙发上,不时伸手抓一把棒状的咸脆饼干,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太多的以色列特色,但肯定不是厄尔巴索的风格。

从某种程度上说,南森的房子非常像瓦佩帕的洁身礼室内部：到访者成为一个不同于外部世界的临时社群的一分子。在第一次拜访中,我们的父母就和新朋友一见如故,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仍保持联系。

使南森的房子显得特殊的不只是他的好客,也不是因为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以色列的同胞,主要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社团”——南森“社团”的一分子。我们受到欢迎,觉得他的家是和其他拜访者之间形成深厚联系的天然场所。这种边界明确社群让成员得以放下防备,视对方为同一种族或部落的成员,从而一见如故。

这种框架或称为边际明确的社群,强化了我们之前探讨的促进因素。近距离的共处当然会引发亲近性回应。成为同一社群的一分子,这有助于产生成为一个内群体成员的感觉。在一起时有安全感,并且共同面对困难,这能够让人更为坦率,愿意显露出自己的脆弱一面。

换句话说,这一“框架”有助于增强其他促进因素的作用,这是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纳玛·萨巴(NaamaSabar)在以色列的基布兹[1]社区调查研究中的最终发现。以色列的基布兹运动最初是以理想化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作为开端。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很多基布兹的成员不再抱有幻想;事实上,他们迁出以色列的可能性是其他居民的2倍。

让萨巴好奇的是,这些基布兹成员(kibbutzniks)离开国家时,会发生什么。毕竟,这是一种艰难的转变。“在以色列,”萨巴解释道,“移民叫做‘yerida’,照字面解释,为‘下降’,它指从上层(以色列人)沦落到卑贱地位(大流散的犹太人)。”

萨巴教授跟随一大批前基布兹成员到达洛杉矶的圣费尔南多峡谷。过去在以色列时他们住在不同的基布兹,但如今都住在同一区域。事实上,他们似乎相互吸引。

下面是一个基布兹成员的故事,他是一名叫阿隆的年轻人。他刚到达美国时,“艾瑞克(一名前基布兹成员)到机场接他。”萨巴讲述道,“在返回艾瑞克公寓的途中,他们到了当地的车管局,阿隆用希伯来语填写了一张表格,通过了驾驶考试的笔试,艾瑞克向他提示了答案。”

离开车管局后,两人继续直行,到了一些二手车场——所有车场都由以色列移民经营——并讨论了阿隆的新工作,他再次为以色列人工作。“因此,在到美国的第一天,”萨巴沉思着说,“阿隆拥有了一张加利福利亚驾照,一辆车,一份在他到之前就已安排好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几乎都没怎么用英语。”

到美国的第一晚,阿隆就收到社团“老前辈”的邀请,他们给了他一些如何在新环境生活的建议。基布兹成员已经远离了公社式生活方式,追求私密性和独立性;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在距以色列万英里之遥的洛杉矶形成了一种民间形式的基布兹。

萨巴将这种社团称为洛杉矶基布兹。如果你参加聚会,透过朦胧的烟雾——大量抽烟是他们共同的习惯——就会发现,每个人都穿着日常的基布兹服装,吃着在基布兹餐厅随处可见的点心,讲着一种其他以色列人可能难以理解的独特方言。“矛盾的是,”萨巴写道,“85%的受访者将匿名性和隐私性作为离开基布兹的一个原因;但在洛杉矶,他们又互相寻找同胞。”

但考虑到我们瞬间形成联系的方式,这就不足为奇了。的确,以色列基布兹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很艰苦,人们想为自己找寻一种更为舒适和美好的未来是人之常情。但是,离开基布兹后,他们仍然渴望处在边界明确的团体或“框架”之中的感觉,以及它所滋生的亲密感。当然,洛杉矶基布兹像其他的社会网络一样能提供给成员好处——工作、车辆、去何处购物的有用常识。但是,从更为重要的情感角度来说,它使人们相互形成了纽带,这和军队老兵共同战斗时形成纽带的方式极为相似。

由于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洛杉矶基布兹为成员提供了所需的情感支持。例如,一名成员安慰一位新来者：“别担心,德沃卡,我起初情绪也很低落,几乎每个人都是。但是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往好处想……要不是有这些好心人在,我可能熬不过来。”

有趣的是,在洛杉矶基布兹这种具有自我保护功能的社会结构中,成员常常抱怨他们目前的状况：美国不够安全,洛杉矶没有家的感觉,他们不愿在那养育小孩。最重要的是,他们怀念在以色列时的生活。洛杉矶基布兹不只是一个界限清晰的社团,还是一个可以分享对共同遭遇的逆境的感受的地方,而这正是吸引人们更为接近的“磁铁”。可以这么说,当面临在新国度生活的挑战时,基布兹成员彼此间可以做到不拘小节。心灵上感到安全这一点也在洁身礼室中起关键作用。它能够将一群陌生人坐在“桑拿室”这种经历转变为一场深具意义的事件,因为在这里,参与者能够坦率地表达自我;而在外面,他们的行为方式则会被视为古怪或不合时宜。

洁身仪式和洛杉矶基布兹反映了一种普遍的人类需要——加入高于自己的团体,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与更广阔的世界发生联系。这是所有人都渴望的东西,无论是办公室职员,还是拥有独立办公室的管理层;尽管有时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

“9·11”事件之后,欧里开始协助CEO(首席执行官)们帮助在恐怖袭击中受创的群体。这些管理人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和地区,难题就是如何将这些迥然不同的人凝聚起来。每个CEO都全身心奉献,尽力让这一项目顺利开展。但是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尝试,没人真正知道如何开展。除此之外,这些CEO管理他人、颐指气使地指挥他人的方式,也仿佛随时都能引发冲突。

欧里决定创建一个人际框架,一个边界明确的团体,它完全不同于CEO们习惯的方式。一开始,他设计了一个尽可能非公事化的环境：房间内没有手机,没有PPT,没有特定议程和任务清单。人们不在会议室、而是在酒店套房碰面。气氛特意营造得很亲密、放松,更重要的是与参与者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差别。

为了创建一个让大家有安全感的环境,欧里让成员们互相自我介绍,讲述自己生活中最精彩和最糟糕的时刻。他想让大家明白这个会议不是要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而是要与他人建立人性化的关系。

CEO们开始了。回忆自己的光辉岁月非常容易：公司上市的时候,小孩出生的日子,或是被写进报刊的专题报道,成为新闻人物的那一天。但是,当问到他们的低谷时期时,会议出现了转折。如果有人出其不意地要求你描述曾经最糟的日子,你对这一团体——或人际框架——的信任足从让你打开心扉吗?

欧里不确定这些CEO是否愿意如此表露自我——不确定这个共享空间是否让人觉得足够安全。但是,他们让他大为惊讶。他们坦率地说起一切,从恶劣的家庭关系到个人的遗憾。有些人情感强烈,满含热泪。到第一天下午,他们所营造的情感空间产生了洛杉矶基布兹成员体验到的那种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改变了群体的气场,使成员从一个个智力超群的人转变成情感上相互信任的个体。

“你知道吗,”一名参与者转向坐在身旁的同伴说道,“我之前从没想过会和你这般亲密。但是现在我觉得理解你,懂得你,这种理解超越于商务关系之上。”

欧里协助组织的“圈子”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CEO打算组建自己的群体。他们的目标也是创建一个安全的环境,并且为了分享故事,尽量不出现正式讲演和流程图。这些圈子建立的友情意义深远。结果,一些群体获得了显著成就——协助东南亚敌对国家开放边境,或是为非洲的救济工作筹到了资金。这些成就都离不开成员之间建立的深厚友谊。

情感纽带和集体感不只是促进了瞬间联系——它们让人们更为快乐。尽管工业化国家的职员比非工业化国家的职员得抑郁症的比例要高得多,但仍有些工业化的工作场所培养着快乐满足的员工。不过,秘诀并不是丰厚的奖金或其他额外收入。2000~2003年,芬兰对几千名员工进行了一项健康调查,发现那些在工作中真正体验到集体感的员工心理更为健康,能感觉到管理者和同事支持的员工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要低得多,也更少可能服用抗抑郁药。

此处的重点是,我们可以改变一些东西,以创造一个更为健康的工作环境。对公司来说,恶劣条件其实可以成为一种机遇,用以提升士气,创造一个更为紧密的工作团队。也许,公司提供的生存撤退场所不只是无关紧要的附带福利。虽然我们无法在工作场所再创造出一个半穹顶的洁身礼室,但公司可以找寻各种方式培养出一种人际框架中的团体感。

前文探讨的各种催化剂——示弱性、接近性、共鸣感、相似性和环境——提供了一种机会,使人们用更为充实丰富的方式聚在一起。我们可以让自己在他人面前显得更为脆弱,可以更侧重于将团队和部门中的人团结在一起,可以努力在日常工作中与他人进行更多的交流,可以努力创造一种更有凝聚力和集体感的环境。

但是否对某些人来说,这些都是次要因素呢?在下一章,我们将探讨是否有些人天生就更容易与他人瞬间投缘。

[1]基布兹(Kibbutz)是希伯来语“团体”的意思,在以色列,基布兹是一个志愿组合的集体社区,在其中所有财产为全体成员共有,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大家一起劳动,共同生活。——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