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马修斯一手提个笨重的手提箱,一手拿本厚重的笔记本,看起来更像个搭便车者前往“感恩死”乐队音乐会,而不像即将揭开一个古老秘密的人类学学生。此刻,这个一头长发、瘦瘦高高的21岁的澳大利亚青年在墨西哥恰帕斯丛林当中迷路了。

就在一个月前,彼得还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里兴奋地研究着现在所带的笔记本。如果翻开,外行人看到的只是一排排的三位数数字,以及用铅笔所写的符号。但是在内行人眼中,这些数字和符号绘制出了一个文明的文化地图——它是弄懂彼得所探索地区的历史的一个关键线索。

当在丛林中跋涉时,彼得知道,周围的叶子和灌木下面曾是宏伟的石庙,由古玛雅人于公元600年左右所建。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曾经辉煌的建筑已经腐朽、土崩瓦解,但是一些重要的人造艺术仍保留着：刻有玛雅象形文字的石灰墙。让人困惑的是,这种文字已被古玛雅人的后代,也就是现在的居民遗忘已久。来自世界各地的密码破译家已经辨认出数百个独特的字符,但是,尽管付出了数十年的辛苦努力,他们仍远远谈不上理解这种神秘的语言。

关于这些文字,已经确定的是,有一些数字指的是日历日期;还有一些散乱的符号,如“太阳”、“月亮”和“河流”;还有一个玛雅统治者的临时名字。当时公认的理论认为,玛雅文字只是一些原始的图画。毕竟,美洲大陆还没有原住民拥有一种完整的文字系统。

人类学家认为,玛雅差不多是遵循了看图说词的规则。也就是说,他们有口头语言,并且通过图形符号来传达基本的想法。差不多是按照“1108年,多雨,食物”这种形式。

这就是彼得·马修斯开始研究之前的情况。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从事一项特殊的大学项目,包括从在帕伦克拍摄的细节照片中辨认玛雅象形文字这一艰巨任务。虽然帕伦克不是玛雅最大的遗址,但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虽历经这么多年,当地石刻仍然保存得相当好,提供了一套基本完整的文字供破译。

彼得常常熬夜到凌晨,察看帕伦克的图像字符,将它们与之前建立的目录编号相匹配。比如,一个大方形内所刻的小圆编号为511.一个戴着眼镜和头巾的、像鹰一样的象形文字编码为750b,诸如此类。待他完成后,他的笔记本中就有帕伦克遗址中刻着的每一个日期,相关的符号,还详细记录了其他研究人员关于那些日期的意义的研究。

也许是命中注定,彼得完成编目后,他的大学辅导员收到一份意外的邀请,让他参加在帕伦克的一个会议。会议的主持人名叫穆尔·罗宾逊,她对玛雅遗址非常着迷。她开放了自己的私人住宅用来主持会议,地点就在玛雅遗址所处丛林的附近。彼得的辅导员无法参加,因为他正准备去休假。最后,系里决定让彼得代替他参加。

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二月的这天,庙宇鼎盛时期的1400年后,彼得在恰帕斯丛林当中,努力前往帕伦克。

“当沿着泥土路走时,”彼得几年后告诉我们,“我不太确定自己在哪,甚至不知道穆尔·罗宾逊的家在哪。”突然,他听到有个女人在叫他的名字。

“彼得?彼得!你是彼得·马修斯吗?”唯一可能知道他的人是穆尔·罗宾逊,但是当他问她是不是穆尔时,她回道：“当然不是,我是琳达·席勒。”

琳达·席勒是田纳西州一个烈酒走私者的孙女,她几年前到了帕伦克,当时是一趟即兴圣诞旅行,她跑到墨西哥来研究玛雅艺术。她很爱热闹、外向活泼,喜欢说些粗俗的话,行为不拘礼节,跟彼得·马修斯的一丝不苟相比,显得有些随性。两年前,她和丈夫决定绕道而行,参观帕伦克遗址。作为一名职业艺术老师,琳达对复杂的玛雅文字产生了兴趣,本来计划的两小时参观变成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冒险。“我们在那待了12天,直到我的学生和老公大为光火,说我们无法完成旅行计划了。”琳达后来回忆道,“在我不情愿的情况下,我们去了尤卡坦,在那待了24个小时,然后回到帕伦克。”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她仍不时返回到这一遗址。

当两人弄清楚彼此的身份后,彼得将手提箱拿进来,两人开始交谈。“她非常擅长交际。”彼得回忆道,“当时随便说个什么话题,她都充满了热情。”

他们的话题很快转到寺庙的字迹上来。从一开始,两人似乎都被对方对玛雅文字的热情所感染,感到彼此片刻间互相吸引,虽然这种关系与爱情无关。“我们的相处如同地狱和烈焰那般惊心动魄。她的激情极富感染性。除了说我们志趣相投,我没办法解释这种感觉。”彼得回想道。

在帕伦克的接下来几天,彼得和琳达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当琳达提出担任导游穿过这一考古遗址的建议时,彼得马上接受了。“我们走遍了这一遗址,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彼得回忆道,“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自己职业的意义所在。”

到目前为止,通过我们所了解到的“投缘”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使彼得·马修斯和琳达·席勒聚在一起的力量。在一张会议出席者的照片中,彼得和琳达两人最为年轻,极为显眼。两人还都对破译玛雅笔迹充满热忱。除了这些吸引对方的因素,两人数小时一直近距离相处,不是在穆尔·罗宾逊的家里,就是在丛林里。而且,会议环境本身也创建了一个边界非常明确的社群,更方便两人结下友谊。

我们已经看过这些亲密催化剂助长、加速投缘的方式,也已考虑过投缘时我们对他人的感觉方式,以及他人对我们又是什么感觉。现在,我们将重点探讨投缘将如何改变我们自己。

在罗姆关于神奇体验的研究当中,不断有参与者回忆愉悦的感觉。在投缘这一神奇时刻中,我们倾向于从最佳的角度看待与自己投缘的人。反过来,他(或她)也会从相同的角度欣赏我们最好的一面,这种相互欣赏让生活变得不同。

也许是为了回应我们所建立的情感上的密切联系,当我们与他人投缘时,会倾向于表现出最佳的自我。我们不只是在生活中新认识的人面前表现得可爱、迷人,还会变得更为坦率、更有创造力,更有勇气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被快速亲密感所吸引的原因。我们不只是体验了联系的亲密感,还从独特的、更好的角度体验了自我。

帕鲁克会议最后一天的下午,其他与会者决定在回家前对墨西哥进行一番探究。“大多的与会者决定去附近的遗址,或只是放松一下。”彼得回忆道,“但琳达和我决定带着娱乐的心态看看我所带的记有所有日期和符号的笔记本。”

到目前为止,人类学界认为,大约有800个玛雅象形文字表示了基本的概念。当时,彼得和琳达即将推进这一理论。

彼得回想起他们的发现过程：“我们将所有的日期字符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一点都不担心犯错误。我们抛出观点,进行检测,然后继续往前推进。”两人在大张的空白图纸上写着,将已经破译的几串文字反复排列,看能否获得关于这篇玛雅文章的任何线索。

当然,专家们设法破译玛雅文字已有数十年。彼得是个21岁的大学生,对密码学毫无经验,而琳达是个在旅行期间偶然发现这一遗址的艺术老师,其实连尝试破解这类难题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两人即将体验到个人提升的益处。

当会议的下午休息时段将要结束时,彼得和琳达仔细查看了某段摘录,其中日历日期正好写在与统治者名字相关的字符旁边,然后两人将它们都陈列在一张大纸上。“我们只是随便玩玩,想看看会发生什么。突然,我们看到这一模式出现在眼前。在排列了四五个日期后,它变得相当清晰。”

以下就是他们的列表,其中玛雅日期已转化成现今通用的公历。

统治者姓名相关日期

希尔德·帕卡尔大君

(LordShieldPacal)3月23日,603

7月29日,615

8月28日,683

68年,33天

陈–巴鲁姆大君

(LordChan-Bahlum)5月23日,635

1月10日,684

2月20日,702

8年,40

天霍克大君

(LordHok)11月5日,644

5月30日,702

8月[字迹模糊],720

18年,72

天恰克大君

(LordChaac)9月13日,678

[字迹模糊]

12月30日,721

[字迹模糊]

查克·祖兹大君

(LordChac-Zutz)1月23日,671

6月17日,723

8月20日,731

8年,64天

虽然一些日期已遗失,但将日期联系起来考虑时,这些日期开始呈现意义。例如,看一下和希尔德·帕卡尔大君有关的第三个日期：8月28日,683.紧跟它的是与陈-巴鲁姆有关的第二个日期：1月10日,684.彼得和琳达意识到,第二个日期指的是该统治者执政的时间。时间长度指的是每个统治者在位时长。

看第一位统治者的第三个日期,然后将它与下一统治者的第二个日期相比,你会看到它们重叠有多紧密：

8月28日,6831月10日,684

2月20日,7025月30日,702

8月[字迹模糊],720[字迹模糊]

12月30日,7216月17日,723

在所有情况当中,两个日期间隔只有几个月。琳达和彼得意识到,这不可能是个巧合。一个统治者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就是开始掌权那天,它自然发生在其前任去世后不久。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第二个日期是该统治者即位之日,第三个日期表示他的死亡日期。希尔德·帕卡尔大君逝于683年8月28日,他的继任者陈–巴鲁姆大君于几个月后,也就是684年的1月10日掌权。

彼得和琳达推理,第一个日期一定是统治者的生日。

看一下和希尔德·帕卡尔大君有关的日期。多年来,关于他,人们所知的就是一个看上去非常深奥的符号。彼得和琳达认识到,他出生于603年,12岁时掌权,80岁时去世。几个月后,48岁的继任者陈–巴鲁姆大君上台。当陈–巴鲁姆去世时,其继任者霍克大君于57岁时成为统治者,以此类推。将这一谜题剩下的部分放在一块,进行简单的数学运算后,就可显示,第四排(例如：“68年,33天”)是每个统治者当权时间的准确记载。

彼得和琳达的这一重大进展表明,玛雅文字根本不简单粗糙。帕伦克文字记录了玛雅人的一段历史。确实,当其他字符也采用这种方式解释后,它们揭露了一段复杂但完整的故事。在几个小时当中,彼得和琳达实现了专家们几十年来都未能达到的目的。

“会议的最后一天,最后的三个小时,”琳达回想道,“……猛然地,我们揭示了两百年的历史,找到了八大君王的名字。它就像罗塞塔石碑[1](RosettaStone)被发现时那样,破译进展飞速,所有的一切在三个小时内发生。这是其中一个神奇的——几乎无法复制的——[时刻]。”

三十年后,彼得已是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TrobeUniversity)的考古学教授,他试着审视这些引发帕伦克进展的事件。他看到这一发现与他和琳达之间强烈的关系有一种直接联系。“我们合作的触发点之一,”彼得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这么合得来,因此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悬置自己的个性。从智性上来说,我们超越了在这种工作中可能普遍会遇到的限制。琳达带来了火花,我们能够将所有的个人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当中。”他的回忆为投缘给个人带来的提升提供了一个过来人的视角。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研究生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测算出投缘对个人提升的影响力。研究对象为学习会计、金融、运筹学和统计学分析这些“核心”课程的MBA新生。这些课程皆为小班授课。正如任何小组中的情形一样,课堂上的同学更易被某些人吸引。

研究人员在MBA(工商管理硕士)一年级生中征集了一组学生代表,要求他们列出十名感觉最亲密、相处最舒服的同学,也就是要求确定多个与他们志趣相投的人。

研究人员收集并分析这些问卷后,告诉学生他们会被分成三人团队。学生不知道,一半团队完全由互相投缘的人组成(也就是说,团队中每个人都将其他人写入了与自己投缘的名单中)。另一半则是由交情一般的同学组成。

然后,研究人员要求三人组完成两项活动,它们与计算器、电子表格或其他MBA学生每天会遇到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从无到有地创造一件东西。第一项活动中,每一队都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堆放着万能工匠玩具、吸管、木棍和空心软管。学生得根据所提供的设计图,使用前方的工艺品材料建造三维的抽象模型(如两个立方体和一个棱锥,或是一些积木围着一个高圆柱)。

在传达完指令并确保学生清楚任务后,研究人员走开了,留下这些团队独立攻克任务。他们在任务完成之后返回,对每组完成的精确度和速度进行评定。

当学生们完成组建项目后,又被分配了一项更为挑战智力的任务。每组拿到一摞档案夹,里面都是一些商学院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一份简历、论文、一份成绩单和推荐信。学生要仔细评估这些申请内容,并按6种独立标准将它们分级：学术能力、社交技巧、专注能力、动机、职业生涯的进步和外界活动。在对每一位申请人进行考核后,团队必须做出“采纳”、“拒绝”或是“备选”的决定。然后,研究人员将这些决定与学校招生委员会所做的决策作比较。

研究人员按照客观标准对团队的表现进行评估后,结果表明,在两项任务中,相互合得来的学生团队比关系一般的学生小组表现更好。

但令人惊奇的是那些合得来的学生团队完成任务的出色程度。他们比交情一般的三人组所建造的模型多20%,在入学评估中,他们的准确性高出70%。

这是个人提升的结果吗?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安置了记录仪,准确记录每一团队所说的话。根据这些对话,研究人员对快速亲密感影响人际交往的方式有了一个详尽了解。

记录表明,交往一般的团队成员总体来说相互之间很诚恳,但或多或少是按照所给指示装装样子。想一下你和一些不会与之擦出个人火花的同事分在同一组的情形吧。你会只是尽力地和睦相处,完成眼前的任务。

相比之下,合得来的学生团队在处理每项任务当中都明显表现出更多能量：他们都热情高涨。拿空心软管的练习来说,团队所面临的是一项简单的、不是特别刺激的任务,但他们互相鼓励的可能性是对手的三倍。如果听一下交情一般那一组的交流,毫不奇怪,他们听起来就像是被迫构建这些相当白痴、无聊的模型。相比起来,成员合得来的团队听起来则像是校友返校比赛中为自己团队打气的“粉丝”。

就评估申请入学者这项任务而论,合得来的团队比他们的对照组更专心、勤奋。该任务目的在于引发冲突——在关于录用的决定上,三个人意见全然一致是不可能的。交情一般的团队基本没有冲突,他们做出的录用决定,没人特别满意,但勉强还能使团队向前推进。而另一队却陷入了冲突——不过是针对任务内容而不是搭档,是一种积极的观点碰撞。“做(录用)决定任务的良好表现,”研究人员发现,“就是情绪和流程方面的冲突比较少,关于任务内容方面的冲突比较多。也就是说,冲突的激烈和热情是体现在智力上,从未成为个人冲突。”

当与跟自己形成一种瞬间联系的人交流时,我们倾向于充分信任对方。这种信任感让我们敢于争论,因为我们知道搭档会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支持,即使双方意见不一致。

一起看一下这两个任务,很显然,合得来的团队对项目表现出更多的兴致和活力,他们看到彼此最棒的一面。当需要鼓励时,他们会互相打气;当任务需要精神集中时,他们会欣然地彼此面对。在这种情形中,他们都更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在职场中,这非常关键。组织项目团队时,人们倾向于将关系职业化,将公事与娱乐区分开来。但是,那些相互投缘的人,即相互之间有一种自然联系的人,更可能形成一种高效团队。他们成功,不仅是因为相处得好,还得益于意见不一致时他们处理的方式。

商学院教授基思·木尼汗和唐纳德·康伦对弦乐四重奏乐团的组织动态进行了研究,试图找出一些四重奏乐团会成功,一些则不尽然的原因。

在一家音乐厅观看一场技艺娴熟的弦乐四重奏,很容易忘记这些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们也是些普通人,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也得学习怎样让小团队正常运作。一个弦乐四重奏乐团里的第一小提琴手常是合奏团的“脸面”,他必须是一个出色的表演者,但不是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让团队中其他人相形见绌的人。第二小提琴手要支持第一小提琴手,并与之相和,成功地融入到他人当中。中提琴和大提琴必须奏出相同的调和音。想象一下,每天花六个小时,一周七天如此,和相同的其他三名乐师待在一间小房子内,在排练中进行细小的调整,应付每个人的怪癖,多么具有挑战性。

因为没有乐队指挥,演奏者必须解决发生的任何问题,并共同决定对一首乐曲该如何诠释。“任何作曲都可用无数种方式演绎,将其速度、重音、节奏、调和音和分句改变就可以了。”木尼汗和康伦解释道。在准备演奏一支乐曲时,一个四重奏乐团会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个四重奏乐团会试图将每次表现打上自己的品牌。”

木尼汗和康伦对许多合奏表演进行了评估,收集了以下相关资料：音乐会门票价、专辑销售量、上一年举行音乐会的场数、在一段为期六个月的时间里所获得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数量,以及这些评论文章对表演的综合评价。

研究人员发现,四重奏乐团处于两个极端。一端是一些非常成功的四重奏乐团,他们获得了几乎所有的登上新闻评论、演奏会机会以及录音合同。另一端就是勉强过得去的乐团。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任何专业四重奏乐团介乎两者之间,获得一般成就。对于弦乐四重奏乐团来说,可以这么说,要么是巨星,要么就在婚礼上、酒吧间出出场。要么如日中天,要么勉强度日。

对于这种差距,看似最明显的解释就是,更成功的合奏团一般是由更棒的乐师组成,他们拥有更多的音乐技能、经验、训练或是天生的才能。但是,正如精锐模特界的状况那样,在那里,美貌只是一个前提;在一个专业的弦乐四重奏乐团中,所有的演奏者基本都是领域中的拔尖者,都技艺精湛、训练有素且才华横溢。

其实,一些四重奏乐团成功的真正原因与音乐才华关系甚微。在对合奏团中音乐家们进行了深度访问后,研究人员出席了练习赛,并仔细观察了这些小组之间的区别。

结果表明,成功与不成功的合奏团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成员间的关系动态状况。一方面,在核心问题上,成功的四重奏乐团就像彼得·马修斯和琳达·席勒一样志趣相投。不太成功的四重奏乐团自我管理的方式则非常公事化、专业化——音乐家们相互尊重,但是没有建立密切的关系。当研究人员将小组动态与四重奏乐团的成功进行搭配后,他们发现,由合得来的成员组成的乐团表现明显优于非常公事化的对手。

这一差别很值得注意：合得来的音乐家组成的乐团制作了几十张专辑,而极其公事化的乐团只有少数几张专辑;前者音乐会门票价格是后者的两倍,所获评论的数量为后者的五倍。

在这一点上,成功乐团的成员相互交流的方式和三人小组中合得来的MBA学生相交流方式差不多。合得来的乐团成员对彼此更扶持,更可能相互鼓励。必须做出艰难决定时,他们不担心出现对峙的情况,会用一种健康的方式解决冲突,把精力集中于手头上的事件,而不是个人间的争吵。

公事化的乐团保持着融洽关系,不让冲突影响到他们。跟合得来的乐团相比,公事化的乐团成员所争论的事件少一些。但实际上,当他/她对一手特定曲子的诠释构想不被团队采纳时,每个人会更为不满。因此,虽然这种乐团在排练时表现出色,但到正式演出时,每个人都倾向回到当初自己诠释这一曲子的状态。对于买了音乐会门票和专辑的听众而言,所产生的声音没有凝聚力,不够优美。

基本上,团体中成员合得来,能够使成功产生一种显著的区别,无论他们是进行盲测实验的MBA学生,还是当众演出的一个音乐合奏团。他们所体验的激情、活力、热情和纯粹的喜悦能够激发出最佳的自我。

彼得·马修斯和琳达·席勒继续合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97年,琳达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她清楚自己只有几个月可活。“让我真正震惊的是琳达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当时我在她的得克萨斯的家里。我们之前一直在查询什么东西,晚上十点整,我们开始进行讨论。凌晨三点时还在讨论,完全忘记了时间。我们一直满腔热忱地在检验所查看的东西,然后不约而同地说道：‘天啦,简直就像回到了帕伦克那一刻……’我们两人同时意识到,火花依旧存在。

我们每次共处时,都是如此,一切是这么美好……两人都感觉如蒙恩惠,被赐予了一份神奇的礼物。”

[1]罗塞塔石碑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著名石碑,是解释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可靠线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