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佩斯托娃是《贵族之家》里最令人喜爱(或者说是唯一令人喜爱)的女性角色,甚至超越了女主角,那个清纯、虔诚、钟情的莉莎。

她一出场就七十岁了,但屠格涅夫描绘她：满头乌发,眼神灵活,说话快、清晰、响亮,走路总是挺直身板。而作为她的侄女,本书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贵族妇人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年方五十却显得“有些发胖,也显得有些臃肿了”。她们姑侄俩像双生一般,开篇即是二人共同坐在窗前,等待各色人等次第登场,最终二人先后死去并排埋在城市的一处墓地里。

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佩斯托娃仿佛是作为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的反面被屠格涅夫精心放置在她身边的,像是一条影子：玛丽娅是寡居的妇女,玛尔法是未出阁的老姑娘;玛丽娅自私任性,玛尔法善良宽厚;玛丽娅昏聩,玛尔法明智。二人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所有庸俗、虚伪之辈几乎立刻就能赢得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的喜爱和亲近,比如绣花枕头公子哥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潘申、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谢尔盖·彼得洛维奇·格杰昂诺夫斯基、沉迷风月的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而纯良、真挚和失意之人则会得到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佩斯托娃的同情和帮助,她护佑悲惨的使女玛兰尼娅·谢尔盖耶夫娜,教她读书写字,她格外喜爱失意者拉弗列茨基·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对一生籍籍无名的德国作曲家赫里斯托福尔·泰奥多尔·戈特利普·列姆也青眼有加——哪怕她未必真心懂得他的艺术才华,玛莉娅的大女儿莉莎也与这位别人眼中的怪老太婆更加亲密。于是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贵族之家》没落剧之中,不多的几位人物就这样根据秉性选择了不同的阵营,站在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这一边的,都是善于钻营、懂得为自己打算的庸碌之辈,但他们拥有庸俗无聊却衣食无忧的结局;而站在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佩斯托娃这一侧质朴真挚的人,却或被折磨而死,出家,或被骗身亡,或晚景寂寥。

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佩斯托娃拥有一种罕见的能力,那就是评断。屠格涅夫赋予了她敏锐的天性和坚定的品格。敏锐让她能够准确地感受必须评断的对象,说她是天性而非能力,是因为至少在屠格涅夫的描述当中,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敏锐源自知识、教育、理智或者任何知识分子式的经验。而坚定的品格,则保证了她具有实际的行动力。

她是一名出生于乡村的贵族小姐,一生未婚,哥哥死后受到侄子的虐待,侄子死后和侄女相依为命,侄女出嫁后因为不喜欢浅薄的侄女婿,“她就躲回自己的小村子里,在一个庄稼人的没有烟囱的农舍里度过了整整十年”,侄女婿死后她和侄女搬到同一栋屋檐下,侄女死后不久她也死掉了。她教命苦的使女玛兰尼娅写字这个情节表明她能写能读,除此之外,她的一生与文化知识毫不相干,平日里做的,无非打毛线,料理家务,管教两个侄孙女(另有家庭教师帮忙),再就是和她收养的猫、狗、孩子和妇女在一起打牌消遣。可她具有天生的好恶,这种好恶纯粹来源于直觉而非理智,她的判断来源与经验而非知识。即便拉弗列茨基笨拙、不讨人喜欢、因为妻子的放浪而名誉受损,即便潘申是一名活泼、老练、俊美、得体的青年,玛尔法依然凭借善良的天性捕捉到后者身上那令人生厌的浮浪气质,因此更青睐百无一用的前者。

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佩斯托娃不是有善恶标准但却只敢腹诽的女性,她知行合一,敢于付诸行动。屠格涅夫在开篇这样描写她的性格：“她是个出名的怪人,性格独立不羁,不管对谁都是当面实话实说,尽管财产少得可怜,举止态度却好像拥有万贯家财似的。”怎么个“当面实话实说”呢?

《贵族之家》最早登台的是谣言散播者谢尔盖·彼得洛维奇·格杰昂诺夫斯基,他“高个子,穿着整洁的常礼服……文雅端庄的面容……显得彬彬有礼,十分得体”,玛尔法对他搬弄是非、造谣传谣十分厌恶,尽管知道他正在像侄女大献殷勤,依旧直言不讳的评价他：“看上去倒挺谦逊,头发全都白了,可是一开口,不是说谎,就是搬弄是非!”而且她还当着面讽刺挖苦这位造谣的马屁精,当他一进门开始搬弄是非,谈起因妻子行为不端蒙受耻辱的拉弗列茨基回乡一事时,他和玛尔法有这样一段谈话：

玛尔法：“得了吧,您不是撒谎吧?”

谢尔盖：“绝不是撒谎,我亲眼看到他了。”

玛尔法：“哼,这还不能算是证据呢!”

谢尔盖：“这么好看的围巾是给谁织的呀?”

玛尔法：“给那个从来不造谣,不耍滑头,也不撒谎的人织的。您爱说谁的坏话就说谁的坏话吧,哪怕说我也行,我这就走,不碍你的事儿了。”

她讽刺玛莉娅的苟且和糊涂,甘愿领受谢尔盖·彼得洛维奇·格杰昂诺夫斯基这种无聊人的殷勤,于是直接指出她年高应该自重：“我的妈呀,你这是什么呀,好像是根白头发吧?”;她担心侍女玛兰尼娅受夫家众人的欺负,亲自护送她回去并和刻薄凶恶、抢走玛兰尼娅孩子的格拉菲拉“一天之内吵了三架”;她赞赏拉弗列茨基敢于回击潘申那套老生常谈、毫无新意又充满讹误的高谈阔论,“你把那个卖弄聪明的家伙痛骂了一顿,谢谢!”;虔诚的莉莎拒绝了浮浪公子潘申的求婚,玛尔法赞赏道：“你打发走了潘申,让他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捞到,这件事你做得好,你真行。”对诈死而复生的放荡贵妇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玛尔法的评价是“一个轻浮的女人”,她的态度是“十分冷淡,看也不看她一眼,只用一言半语含糊不清地回答她的恭维话。”

但她并不允许自己沦为因生命将尽,于是卸下道德重担因此专逞口舌之快的“毒嘴”老妇,对生活中那些油滑庸碌之辈她的态度如果堪称“恶竹应须斩万竿”的话,“新恨很不高千尺”就是她对善良醇厚之人的标准。

拉弗列茨基的妻子浮浪放荡,令他情感受到重创,黯然回乡,面对众人的讪笑和蔑视,她极力捍卫他的权利和尊严：“这是什么话?一个人回到了家乡——请问,叫他躲哪儿去?何况他有什么过错!”“他唯一的过错就是惯坏了老婆。”拉弗列茨基回到故乡,等待他的是满城的流言蜚语和背后的讪笑,唯一真正给温暖怀抱的就只是这个当年救助了他命运悲惨的侍女母亲,为她接生,替她吵架的老太太：“可是你回来了,真是个好孩子。怎么样,我亲爱的——你们招待他吃点什么了吗?”她拥抱他,亲吻他,给他好吃的,这不就是回家么?而众人散去后的一个场景,堪称整部《贵族之家》最动人的画面之一,在我看来,莉莎和拉弗列茨基在花园长凳上的一吻,以及拉弗列茨基去修道院探看莉莎时她微微颤动的眼睫毛,都不及这一幕来得深沉动人：

“就在那天晚上十一点钟……在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屋里,在已经褪色的古老神像前挂着的油灯灯光底下,拉夫烈茨基坐在一把扶手椅里,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用双手托着自己的脸,老太婆站在他面前,有时默默地抚摩着他的头发。与女主人告辞以后,他在老太婆这里待了一个多钟头;他几乎什么话也没对自己这位好心肠的老表姑说,她也没有详细地问长问短……而且有什么好说,有什么好问的呢?就是不说,她也什么都明白,就是不问,对他心里的一切痛苦,她也是满怀同情的。”

拉弗列茨基的痛苦难以言喻,玛尔法的理解和同情无须言传,沉默能表达一切。痛苦之所以痛苦,很大程度是不为人知,或不为人理解,拉弗列茨基回到家乡,需要的是了解、抚慰和休息,而真正能给他安宁的除了玛尔法,就是乡间那所老房子了。要穿过乳白色的雾气、宽阔模糊的乌云,穿过长满蒿草、苦艾和野菊的田埂,穿过稀疏的白桦林和乌鸦、白嘴鸦的鸣叫,才能到达那所破旧却永远不会坍塌似的旧宅,它拥有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沙发、滴了蜡的地毯、朽坏的神龛、落满灰尘的花环等等一切朽坏的印记,但同时拥有蓬蓬勃勃长满牛蒡、醋栗、悬钩子的花园,以及枝干粗大、一百年没有修剪过的老椴树。这所旧宅和玛尔法都有一种俄罗斯土地的气息,饱含生生不灭的、静默的希望和力量。

莉莎是一名虔敬的、全身心信仰上帝的纯洁少女,她面临的情况是爱上一名深爱着她的鳏夫,而这位鳏夫的浮浪亡妻居然死而复生,带着一名身世可疑的女儿回来寻求丈夫的庇护。她的虔敬使她陷入道德困境中去了：上帝不允许离婚,因此拉弗列茨基应当继续和瓦尔瓦拉保持婚姻关系;上帝主张宽恕,因此拉弗列茨基应当宽恕妻子;上帝不允许拆散人间的婚约,因此她应当退出这段关系,三个“应当”如何抵挡一个事实呢,她确实感到了对拉弗列茨基的爱情。她很痛苦,但她的亲生母亲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却对此毫无知觉,全部精力都在牌局和毫无意义的闲谈之中,真正关心并理解她的还是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佩斯托娃。

玛尔法不喜欢莉莎的保姆,那个前半生放荡、在孩子全部死掉之后突然陷入沉默、全心侍奉上帝、最终离家朝圣再未归来的女人。她认为这个有着戏剧性人生的保姆给莉莎带来的影响太极端,玛尔法“尽管从来不限制莉莎去做什么,可是也尽力设法抑制她的热情。不让她过多地磕头跪拜,说这不是贵族小姐的作风。”在得知莉莎和拉弗列茨基曾在花园私会时,她对莉莎非常严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姑娘们做出这样的事,可是会吃苦头的……今天我还吩咐过,不许他进门。我喜欢他,但是为了这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他。”但拉弗列茨基的妻子突然复活并上门拜访,莉莎遭遇强烈情感刺激,却不得不保持自尊勉力支撑,夜晚莉莎回到楼上立刻瘫倒,玛尔法却相当温厚,“好长时间默默地看着她,轻轻地跪到她面前——仍旧那样一言不发,一只一只地轮流吻她的手。”老太太表达了她对自己曾那么严厉的懊悔和对莉莎目前痛苦的同情,“默默无言的泪水”从她眼里淌下来。

玛尔法的通人情,懂人心,还体现在一个小小的动作上。拉弗列茨基的“亡妻”突然出现,莉莎决心不再和他见面,而他认为必须要再见一面。这时候,玛尔法因为一个“鳏夫”私会侄孙女大动肝火不惜搬出贵族礼法的老太太,却将人的情感放在首位,蔑视男女大防,主动撮合了一名“有妇之夫”和侄孙女在室内的私会,“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皱着眉头朝拉弗列茨基看了一眼,就出去了。她本来是房门敞着的,可是又突然回来,把门关上了。”

在莉莎万念俱灰决定出家时,也是玛尔法不辞日夜地陪伴开导——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卡利京娜,莉莎的亲妈,倒像是蒸发了似的完全没有作为,这也不奇怪,对于这位贵妇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女儿,屠格涅夫有一段简洁的描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为莉莎操心,其实比丈夫也多不了多少,尽管她在拉弗列茨基面前夸口说,是她独自一个人教育自己的孩子们：她把莉莎打扮得像个洋娃娃,在客人面前抚摸她的小脑袋,当面管她叫乖孩子和心肝儿——仅此而已：各种需要经常操心的事都让这个懒散的贵妇人感到厌倦。”

屠格涅夫说玛尔法·季莫菲耶夫娜·佩斯托娃“性格独立不羁”,确实如此。她待人不分贵贱,只分善恶,她的蔑视权贵、厌弃庸俗、珍视感情直接诉诸行动。她的准则不是任何礼法而是自己的心,这使得这位老太太非常令人敬佩。她对生命很珍视,收留流浪猫狗,收养孤儿,接纳了无处可去的女人给她提供食宿。得知拉弗列茨基要回乡,玛尔法特别嘱咐他,去给他苦命的母亲和善良的奶奶上坟行礼,但对残忍的爷爷和薄情的父亲却只字不提——显然,她不认为死亡就能抹平爷爷和父亲生前的罪孽。更重要的是,对于上坟她是这么解释的：“你在那里,在外国,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问,变聪明了,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她们在坟墓里也会感觉到,你回来看她们了。”上坟对于她而言,不是流于形式的不得不行的“礼法”,可能在读了书长了见识的年轻人眼中未免迷信,但对她而言却很朴素,仅仅是“回来看她们”——人性的敦厚也莫过于此了。对于折磨过拉弗列茨基的母亲却又全心把他养大的格拉芙拉·彼得罗夫娜,玛尔法的做法是,自己出钱,请拉弗列茨基去给她做一场法事追荐一番：“她活着的时候,我不喜欢她。可她是个性格刚强的姑娘,这没什么好说的。是个聪明人,也没委屈过你。”

这种善恶分明的人物,只有古典小说时代才能看得到,现代小说作者则倾向于更隐秘的表达。在读者当中,由于复杂的原因,“评断”成为了一种可疑的能力：美德不再成为公共品德而具有不言而喻的合法性,它更多成为一种内在的标准,而这个标准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似乎暧昧不清了,美德的最大公约数很难求出,上帝消失了,它的法则不再成为人间的律令,每个人都为自己立法。然而暧昧不清也随之产生：宽容和无原则难道不是同一回事?美德是否应当求诸自己而非强求他人?勇气是否意味着刻薄?人是否有权利应该评断他人?今天这些问题在屠格涅夫的文学世界里完全不成为一个问题,不单是他,包括文豪托尔斯泰的作品,尤其是晚年的作品,都有一种今人难以置信的天真和简单,很难相信托尔斯泰就那么说出来了：“这,是错的。”“这,是罪恶。”而事实往往就那么简单。我们习惯了在用语言把它们来回咀嚼盘绕分析解释,仿佛那都是些高深的重大话题,任何随意的评断都只能流露出我们的鲁莽和无知,但托尔斯泰就那么说出来。我们会辩解说他敢这么说,是因为他是文豪,却假装忽略另一条显而易见的思路：是不是正因为他敢于这么简单,所以足以被称为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