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茨的小说《革命之路》发表于一九六一年,整部书本身充满强烈的政治隐喻,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本书倒是经常出现在“婚前必读书”系列之中——毕竟它是以一对中产夫妻的失败婚姻为主要情节。美国离我们太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早已过去,时空远隔,想要设身处地体会战后美国中产阶层面对的高度现代化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之异化与选择的不可能,委实比较困难,说到底,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婚姻离我们很近,婚姻中的那摊子摆不脱的烂事跟我们谁还没点关系呢?

在文学中谈到女性和婚姻,总要谈到四本书《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玩偶之家》和《艾菲·布里斯特》。《包法利夫人》如此成功,使得“包法利夫人”业已成为一个形容词,专门形容那些略有姿色、在安稳的婚姻生活中倍感乏味、自视甚高因此与众人格格不入的少妇,然而福楼拜的焦点并非婚姻,而是包法利夫人的人物模型,因为即便按照最苛刻的定义,包法利夫人的婚姻都很难说得上有什么不幸,对她也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戕害。《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婚姻是作为婚外情的映照而呈现的,安娜的丈夫卡列宁位高权重,固然略无趣味,但众口一词批判他“虚伪”“伪善”“缺乏生命活力”也招致很多反感,核心意思是“作为丈夫卡列宁到底错哪儿了?”,这个话题的受争议程度直追“宝钗怎么就不如黛玉了”——你们遗世独立、追求自由,就不许我们宽厚务实、遵从法度了吗?你们的优越感到底哪儿来的?生活的经验之谈始终在试图超越审美领域的价值取舍。《玩偶之家》的立足点在于女性觉醒,是女权分析的典型文本,而《艾菲·布里斯特》所要批判的是容克贵族的虚伪,严格说来是一本社会小说。这四部作品里“婚姻”是作为“人物的属性”被描述的,它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

《革命之路》则完全不同,它的重点不是写女性(当然不可避免的要写到女性),而是所有的笔墨始终聚焦在“婚姻关系”。它展现的不是“形象”,而是“关系”,人物的行为也旨在呈现这种关系。十九世纪的社会形态导致了夫妻双方无法处在对等的关系之中,我们谈论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时总感觉在讨论古代人,她们等级森严、穿戴烦冗、没有工作权、也不具备什么避孕措施——她们的悲剧很大一部分是社会悲剧。假如包法利夫人有一份工作来安置自己过剩的期待和精力,闹不好也是一代女强人,安娜·卡列尼娜身上的生命力、行动力和情感能力,搁在当代毫无疑问也会大有作为。个人能在婚姻家庭之外寻求生存的方式和生命的意义,这对女性是一个巨大补救,自由体现在选择之中,或许婚姻和家庭始终是女性的首选,但没有这个选项,自由的呈现方式几乎都是破坏性和毁灭性的。

但《革命之路》中的婚姻已经具备了今天所熟知的、有关现代婚姻的基本要素：法律保证齐备、社会约束很小,不涉及阶级和等级、自由恋爱、男女都受过教育,抛开男权社会这种具有历史性的因素,和十九世纪相比此时的婚姻关系已经相对平等自由,和今天的婚姻形态已经非常接近。这也是为什么这本小说到今天读起来依然触目惊心——这样的婚姻如果出了问题,这问题就只和你有关。

妻子爱波二十九岁,“金发碧眼,身材高挑”,丈夫弗兰克三十岁,“长相俊美,但不是那种非常惹眼的类型”。丈夫在城里金融街上班,妻子生育后在家带孩子,像所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产夫妻一样,两人住在郊城一处漂亮的社区,养育着一对小儿女。先生每天按时上班,下班陪孩子,到了周末与邻居聚会、参加社区活动或者整葺花园,太太带孩子、操持家务,参与社区活动,打理先生和孩子们的衣食住行——这是你在美剧《绝望主妇》中会看到的生活,那些郊区的独栋住宅,那些漂亮的园艺,干净的街道,人人都熟识,性格各异但穿戴精致的主妇们,在草坪上骑自行车的孩子们,客厅的落地窗看得风景,厨房则清洁明亮。这是典型的美国中产生活,说不上富贵但却体面,聪明的弗兰克和漂亮的爱波身居其中真是恰如其分。耶茨就拿这对看上去很美的中产之家开刀,剖开二人的婚姻,连汤带水掏出其中的杂碎给人看。

俗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应该有个正确而积极的理解：应该庆幸里面至少还埋藏着爱情。按照常识,不管往地里埋点什么,任何东西,都不会毫无用处。我曾经在院子的葡萄架下埋过一条死狗,结果秋天时这颗葡萄喜获丰收,果实沉重,食之不尽。婚姻的底肥如果是爱情它至少会长势良好吧。爱波和弗兰克一见钟情,彼此吸引,他聪明周到,交游广阔,被人看重,她年轻漂亮,充满幻想,两个人风华正茂爱上彼此,你情我愿结了婚。这是一场几近完美的、没有原罪的婚姻。但是小说开篇第一场表现的是什么呢?

爱波作为邻居们组成的社区业余剧团里最专业的演员,在和这帮业余演员一道,给整个社区奉献了一场耻辱性的演出。演出令人如此尴尬,所有人都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谈论她。爱波,曾经的专业演员,被人委以信任的女主角,在聚光灯下和众目睽睽之中失败的无所遁形。小说正是以这样戏中戏的方式展示了爱波的困境：她孤立无援,备感羞辱。毫无才华的导演,蹩脚的灯光,临时替换的男主角,混乱的台词,失控的表演,把曾经就读于纽约顶级戏剧学院的爱波拖垮了,她矫揉造作,手足无措,厚厚的妆容已经开始垮塌,人人都替她感到难堪,大家都希望这烂摊子快点结束。

舞台上爱波的窘境正是婚姻中爱波的绝佳映射,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窘境是什么,然而她在舞台上感受到的羞辱,在散场后以更加复杂多变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其实质是相同的。满怀期待的丈夫弗兰克目睹了整个过程,散场后试图以丈夫的身份提供安慰和支持,但结果非常糟糕,二人陷入令人疲惫的争吵并以冷战结束。整个过程简单描述如下：

夫：“如果不是我劝你假如的话……我真应该听你的。”

妻：“我们现在能不能不说这个。”

夫：“这件事情不值得我们这样。”

妻：“你能不能不说话?”

夫：“让我抱抱你。”

妻：“你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待着,好吗?”

夫：“我也受到了打击……你来到这里就把自己当成包法利夫人……你们的表演失败了不是我的错,你没有成为演员,更不是我的错……”

妻：“你就让我站一会儿,可以吗?”

夫：“我们难道就不能坐在车里好好谈谈?”

妻：“我说得还不够清楚?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件事。”

夫：“你他妈给我站住!你知道每次你摆出这副模样,给人什么感觉吗?”

妻：“上帝啊,要是今晚你待在家里多好。”

夫：“你知道每次你摆出这副模样,给人什么感觉吗?你很病态!”

妻：“你很恶心。看看你有什么地方像一个男人。”

夫：“你太可恨了!”

妻：“哦。请问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夫：“请你听我说,除了对不起,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

妻：“请你不要过来。”

夫：“我只是想说我很抱歉。”

妻：“那真是太好了。现在你可以让我一个人待着吗?”

丈夫佯装积极主动,但发现自己力不能逮时立刻失去信心,恼羞成怒,抚慰变成攻击,并不仅仅限于言语上;妻子则冷淡,执拗,她牢牢捍卫私人领域,不允许丈夫进入半步。在“婚姻关系”中二人各有模式,但显然缺乏良好的互动和滋养。妻子受到的羞辱并不希求在丈夫处得到抚慰,她坚持自己处理。丈夫主动提供的情感支持,也并不以妻子的感受为标准,而是厌恶和恐惧他无法支配的场面,在二人的关系中他不能允许以妻子的情绪为主导,这让他真切地体会到对生活的失控,对他来说爱波是一个问题,他必须解决它。

同样性质的情况在多年前就曾出现过：爱波意外怀孕,虽然组成四口之家也是二人的愿望,但是这个孩子比计划来早了七年,弗兰克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从诊所出来二人搭上闷热的公交车,爱波高抬着头沉默不语,弗兰克无法猜透她的情绪,但立刻陷入“你老婆不该给你脸色看,你不应该想方设法去讨好她”这种惶恐不安之中去。爱波打听好所有堕胎步骤后,通知了弗兰克,弗兰克大为恼火,二人争吵了整个晚上,“怒吼,扭打,摔椅子,从屋里闹到屋外到楼下到大街上,两人闹到一片废品回收厂的高篱笆旁”,最终保住了这个孩子。但可悲的是：“而我根本不想要一个孩子”,这才是弗兰克的真实想法。他拼尽全力要捍卫的不是爱情的结晶,而是他那被爱波的自作决定伤害了的所谓“男子气概”,“爱情”“孩子”“家庭”给他打了掩护,他得到了一个驯服的女人,她哭着道歉并答应生下这个孩子。“在弗兰克的生命中,还没有任何时候比那一刻更能证明他的男子气概”。然而,这样的男子气概是要付出代价的,“孩子们的声音叽叽喳喳地在耳边响着,像小虫子那样慢慢地折磨人”。

剧场演出的失败,弗兰克再次面对这样的窘境,他潜意识里认识到爱波不快乐,但他如此恐惧面对她的不快乐,因此先声夺人,试图阻止她直面、思考和反省这不快乐的根源。他将这失败归咎于导演、演员,甚至自己,仅仅是因为生怕爱波说出那与剧场演出根本无关的事实：她厌恶这虚假的生活本身。虚假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失败的演出,充满自以为是的重要感、孤立无援的绝望和失败后的自我安慰。生活如果更加容易忍受,仅仅是你不曾在聚光灯下被细细打量,生活中人们学会了用愤世嫉俗、冷嘲热讽、自欺欺人来逃避和虚假生活的对峙,但在舞台上一起都无所遁形,让人难堪的并非观众——事实上,演出的失败对于他们打击更大,舞台上装腔作势的是他们的丈夫、妻子、邻居和亲人,观众们必须要承受弗兰克同等的角色,即目睹他们的失败,而又努力阻止它变成对生活本身的反思,这个任务也很不轻松,弗兰克的恼羞成怒就是一例——真正使人猛醒的,恰是在聚光灯下,在观众的眼光里,因为丧失了日常生活掩护因此彻底暴露的溃败,它如此直接强烈,爱波感到“孤立无援”。正是这孤立无援拯救了她,她放弃了任何小资产阶级虚与委蛇的努力,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这生活的虚假。这并不痛苦,至少并不比虚伪的继续生活下去更痛苦。所以她没什么要和弗兰克谈的,弗兰克那一套她很了解,不过是将生活的琐屑堆积在一起,拼凑出一种虚假的因果关系：“你的失败是因为生不逢时,况且你也不成熟,再说人生有什么成功可言”。她厌恶的恰恰正是这一套,弗兰克自己奉行这套油光水滑的人生理念,她不愿意参与其中。

真正让爱波无法忍受的也正是她心存希望的,是弗兰克并非蠢货。弗兰克不但聪明、讨人喜欢,而且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他在诺克斯大楼上班,这栋大楼“相当丑陋”,“位于市中心一片平庸的区域”,他父亲曾是这里的职员,弗兰克小时候第一次被带到此地就呕吐不止,电梯使他压抑,高楼使他眩晕,领口开得很低的女士也只给他留下“她身上留下许多带状勒痕”的记忆,公司经理使他厌恶,除了黏糊糊的嘴巴,杯子边缘的残渣,西服上的污渍,父亲升职未遂的挫败,“松弛、衰老、满目疮痍”“发现父亲的裤腿在有节奏地抖动着,原来他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掏弄生殖器。”弗兰克对现代社会有本能的生理厌恶,但他成年后却选择了列诺克斯来当职员,他很清楚现代社会将会如何将人非人化：庞大的系统、陌生的流程、呆板的程序、无所不用其极的追求效率然而依旧千疮百孔的管理、被切割的时间、被吞噬的活力,但弗兰克是这样解释的：我所想要的,就是挣到足够的钱来混过接下来的这一两年,知道我想清楚一些事情。同时我需要保有“我自己”,所以我最想避免的是那种可能会被认为“有意思”的工作,避免那种会触动我的东西。

弗兰克一定是被自己说服了,或者他曾经的确一厢情愿的信奉他这一套逻辑,以一种调戏的、玩笑的态度嘲讽大公司的荒谬感,保存所谓的“我自己”：他慵懒地对付工作,缓慢傲慢地蔑视他人的紧张和忙碌,仿佛怀揣着隐秘的不合作计划一般嘲弄着这架抽骨吸髓的现代机器,但事实是,这种精神游戏最终是要破产的,十年之后,他机械地走进大楼,心不在焉地上了电梯,行尸走肉般进入办公室,“整个办公室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硕大的游泳池,远处近处都有很多泳者在动来动去,有些人直直向前游,有些人在踩水,有些人正探出或潜入水底,大部分的人则淹没在水面以下——当他们沉没在他们的座位里,他们的脸分解成一片晃荡的模糊的粉红色”。曾经的生命力只体现在和女同事玩性爱游戏上,他伶牙俐齿,抨击商业机器,对社会现象冷嘲热讽,对哲学话题发表意见,只为了塑造“一个称职但梦想幻灭的年轻已婚男人,正悲伤而勇敢地与周围的环境抗战”,女同事的开心微笑、赞许、崇拜是再通行不过的勾男套路,他需要的是被肯定,女人乐意施舍,他也就乐得领受,回过头来则继续在答录机、文件夹、宣传册、办公桌和无穷无尽的制度规章条文程序中浑噩度日。他就是他曾经恐惧、厌恶、鄙视的那种人,他的压抑、苦恼、欲望以及解决欲望的那点手段都和他曾经鄙视的人们一样同出一辙,他彻底失败了。但他拒绝承认,并在拒绝当中获得了虚假的自我。堂吉诃德的敌人是虚假的,反抗是真实的;弗兰克的敌人是真实的,而反抗是虚假的,堂吉诃德是古怪的英雄,而弗兰克是体面的小丑。

爱波是弗兰克虚假抒情曲中不和谐的音符。“是啊!你真是太好了!好得不能再好了!”“你永远那么肯定,不是吗?关于你做过什么,还有应该承受什么。”“因为你有高尚的道德底线是吧,还有你对我的‘爱’,你所谓的——你以为我会忘记你打了我一巴掌,就因为我说我不会原谅你吗?”“你这个可怜的被自己蛊惑了的……看看你自己,看看你有什么地方像一个男人”。

并不是婚姻使人变庸俗了,而是庸俗的人毁掉了婚姻。将人生的不顺遂、不如意归咎于婚姻肯定是一种方便的做法,正像他们也将此归咎于原生家庭的破碎、教育的不完美、所处时代的庸俗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必然影响人的生活轨迹和形态,就像每一片树叶都记载着风的形状和太阳的温度,弗兰克也有千百种的理由为自己辩护,事实上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弗兰克的家庭崇尚力量和成功,他在父亲面前体验到的无非是年少体弱的极度和自卑,成年后父亲为弗兰克感到羞耻,“一个码头工人!一个自助餐厅收银员!这就是他的儿子!”,弗兰克慵懒、蔑视一切规矩,很大程度上正是对父亲的反叛,但他终究还是走上他的老路,并时常怀念起他那充满力量的拳头。爱波的父母则相反,她父母的生活随心所欲,浪漫的恋爱,在大海上结婚,然后在孩子不满周岁时就离婚,爱波在各种姨妈家辗转长大,父亲浪荡一世最后开枪自杀,母亲晚年在戒酒疗养院死去。弗兰克从头都误解了爱波家庭给她的遗产：最先他心疼爱波从小缺爱,暗自发誓好好对她,然而不久就厌倦了。然后他开始将之归为病态,“他带着道德优越感去猜想,这正是为什么他比爱波更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精神病医生对他感兴趣,那么天知道他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在爱波身上。”最后,他对此也丧失了耐心,用“不负责任”“自认为是包法利夫人”“令人厌恶”来形容爱波,最终真的开始建议甚至强迫爱波去看心理医生了。弗兰克正如教科书一般自大,爱波并不因为原生家庭而病态地渴望爱、安全和稳定,也没有失去爱的能力,她一直爱父母。她的家庭遗传给她的是向往自由的勇气,而这恰恰是弗兰克不愿意承认的。他只是“装作”有反抗的勇气,因为这显得他深刻、幽默、桀骜、卓尔不群,会带来“我绝不同流合污”的道德优越感,这优越感让他在男同事面前有了嘲讽一切的资本,也能借此褪下女同事的裙子,能使他拥有“我与众不同”的自我幻觉,这幻觉好比酒精能使他面对自己分裂的生活：人浮于事,敷衍工作,拿着公司的工资,批判着商业机器的愚蠢,哀叹着被扼杀的理想,控诉着生不逢时,将梦想的破灭归咎于家庭和孩子,逼迫妻子必须爱自己。

但假李逵遇到真李逵了,他的妻子,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两个孩子的妈妈,看透了中产社区的虚假,那些飞短流长,那些无话可说的邻居聚会,重复三遍的笑话,夸大其词的青春回忆,借他人的痛苦消解自家苦闷的把戏,在金钱中找意义,在忙碌中逃避生活,在园艺、糕点、清洁和孩子身上消磨人生。丈夫们清早起来,爬上窄小的火车去上班,他们是其中最年轻最健康的乘客,她看见他们坐在那里就像经受着一场非常缓慢的、毫无痛苦的死亡,“我记得看着你,心里想着：天哪,有什么办法能让他闭嘴么?!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建立在,我们比这一切高尚,沃恩是与众不同的。我当时只想大声说出来：其实我们并不比任何人优越,你看清楚,我们就是你所说的那种人!”她无法忍受这样虚假、分裂的生活,做了一个天方夜谭似的决定：去巴黎。

这个决定并非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致敬。爱波的这一决定向弗兰克展现了最大的善意,年轻时弗兰克曾向所有人宣称欧洲是唯一值得居住的地方,他甚至让爱波相信他会法语(实际上他并不会)。爱波说：“弗兰克,你真的认为,只有艺术家和作家才有权利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听我说,我不介意你五年什么都不做,我也不介意五年之后你告诉我,你想成为的不过是个砖瓦匠、机械工或者水手。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所说的一切跟可以感知的才华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是你的本质被桎梏起来了,是你,真正的你,被一再地否认、否认和否认。”她决心自己出去找工作,找个保姆带孩子,而弗兰克可以去做他七年前就想做的事情,去看书、学习、散步、思考,弄清楚他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这就很尴尬了,丈夫叶公好龙,妻子当真了,并且制定出全套计划帮助他来实现。好比一只笼中鸟整日控诉牢笼、歌颂自由,自欺并欺人,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并借此套取牢笼的好处,然而,有一天有人信以为真,把笼门打开了——它的恐惧可想而知。弗兰克的态度也并不意外：利用生存压力嘲笑计划的可实施性,借口孩子的适应能力推诿,然而他很快发现“去巴黎”是一个比愤世嫉俗更值得自骄于人的话题,于是在邻居和同事之间大肆宣讲,这满足了他“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的心理需求,相比爱波的务实(她已经开始装箱打包了),弗兰克的巴黎更多地停留在口头。他恐惧之极,恐惧真正的巴黎之行,他并不真的需要自由,他需要的仅仅是“宣称自己需要自由”,他并非没有感到痛苦,可只有在这痛苦之中他才能确认自己的价值。他要么硬着头皮离开纽约,奔向自由的巴黎,要么留在纽约,继续口头爱巴黎,作为伪君子在爱波眼中彻底破产。

最后拯救他的是升职,是爱波怀了第三个孩子。这是比较体面的下台阶的办法,但夫妻多年,这些借口只好拿去敷衍外人,夫妻俩谁又真的能瞒过谁呢?弗兰克为自己找了那么多堡垒：畅想更稳定的生活,攻击爱波因为原生家庭的不美满而心智不健全,攻击她和邻居疯子接触太多神经不正常,攻击她失去了爱人的能力,甚至为了躲避去巴黎而强行留下了这个他并不想要的孩子——在一个家庭之内,你能想到的所有的温存、攻击、中伤、诅咒、批评与自我批评、刻意保持的和谐气氛、假意营造的阖家美满,都掩盖不了那个盘踞在沙发上的丈夫散发的腐败气息。这个巧舌如簧、天花乱坠的男人,耍着小聪明喋喋不休只为了掩饰自己的浅薄和空虚,他占尽了一切语言的高地,妄图向妻子描绘一个果敢、负责的男人形象,为了挽回妻子的爱,居然主动坦白和女同事的奸情。然而,恨和嫉妒的来源是爱,她已经不爱他了,这个自我已经分裂的男人,这个生活在分裂之中甘之如饴的男人,这个口吐莲花蒙骗过所有人的懦弱的伪君子。“你可真是说话的天才。如果说几句话就能颠倒黑白,那么你就是做这件事的最佳人选。你想说的是,我是个疯子,因为我居然不爱你了,对吗?”

女人不是“不能”将爱和性分开,而是“不愿”把爱和性分开。爱波在彻底丧失对弗兰克的爱之后,和迷恋她很久的邻居上床了——说上床都不准确,二人不过是在酒后大雨的车里匆匆了事,对于爱波来说这段婚姻终止了,尽管它在形式上还继续存在,她努力过、挣扎过、委曲求全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当男邻居说“我一直爱着你”时,爱波回答道：“不,你不要那么说。”爱波并不是包法利夫人,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情人来打发无聊,她也不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在另外一个男人身上找回被婚姻扼杀的生命力。她在这段婚姻关系中耗尽了全部心力,看尽了一个男人能有的所有懦弱和猥琐。汽车的后座充满鞋子的酸臭味和汽油味,在那堆肮脏的车座防尘罩里,爱波和她十分看不起的邻居行了苟且之事。这更像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仪式,她对自己有个交代,把身体打发出去,就放弃了。

爱波死于私自堕胎后的大出血,这是一种决绝的表达。婚姻从来都没有错误,犯错的只是其中的人们。吞噬心灵的从来不是茶米油盐,而是内心的大道。爱波和弗兰克同时认识到生活的虚假,两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真实的人生只在选择之中。在经历了那么多争吵之后,人总归要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归根结底人只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即便是夫妻,生命也并没有打包解决各自的问题,各自的道路,各自的人生选择还是会在婚姻这个螺蛳壳里翻江倒海。女人对男人有英雄想象,这既害苦了女人,也害苦了男人。弗兰克难道没有权力继续苟且度日吗?爱波非要将他拽入自由的汪洋大海之中吗?任何美好的价值难道不都只适于自我追求,而不是强加于人吗?巴黎就一定比纽约更自由吗?难道去了巴黎就那么容易生存下来并找到自我吗?而且你们真的拥有所标榜的那个自我吗?婚姻中的杀戮到底见了血,爱波失去了心之凭寄但求一死。弗兰克,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万千人都像他这样混沌度日,一个人有没有拒绝自由的权力,有没有打发生命的权力,为什么他就要背上这么沉重的负债要承担两个孩子和妻子的死呢?

可这不关乎结局,只关乎勇气。有勇气接受平庸,有勇气承认浅薄,有勇气接受被安排好的生活,哪怕有勇气分手,有勇气结束。我们不清楚道路和勇气是否其实是同一回事,我们也不清楚死亡和恐惧其实也是一回事。但有一点无可辩驳,你无法在婚姻中逃避生活,你不能用婚姻来给一切懦弱做辩护,因为有时恰恰正是逃避和懦弱才有终极的破坏力,将婚姻关系一举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