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万·伊凡·费多罗维奇的口这样说：“所有俄国的青年人现在全一心一意在讨论永恒的问题,正当老人们忽然全忙着探究实际问题的时候。”那时,伊万和他的亲弟弟阿廖沙谈论了上帝、宽恕、生命、痛苦、罪恶、欲望、信仰等等等等。按照书中的信息,伊万此时才二十四岁,弟弟阿廖沙应该还未成年。

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应该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观感应该不佳,因为我此后近二十年间再没有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今我又打开他,对主人公大段的心理描写,角色之间冗长的辩论突然有了前所未有的兴致,究其原因,我认为是自己对那些“永恒的问题”发生了兴趣。

我非常想写“重新发生兴趣”,这样显得我比较“早慧”而“深刻”。但这不是事实。这么说吧：在这之前,因为愚鲁,我从未对这些问题发生过真正的兴趣,它们作为“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反映了×××的思想”出现在我的字典里,但从未真正使我感到困扰。

我的一名同事有次对我讲了她的一个习惯：她不过大年三十。我感到非常惊奇,毕竟这是一个阖家团圆的节日,大家应该穿上新衣服,在鞭炮声里围坐在桌边吃饺子,尤其是她身为人母,这样的场景不出来张罗,将要如何自处。据她简短的叙述,她就只是将自己关在内室,不阻止但也绝不参与这样的热闹场景。我追问她原因,做好准备听到什么具有戏剧性的故事,不料她只简单地说：我意识到人会死的时候,就不过年三十了。后来我在儿子身上也观察到这样的场景：有一度他非常频繁地问我关于生死的问题：“是谁规定我们必须死”“我能不能不死”“我死了你会不会忘记我”——这样的问题我一个都答不出来。但我突然揣测,这些问题也许困扰过,而且正在困扰着每一个人,差别只是他是否意识到。我的同事和儿子很早就意识到了死亡这个无法逃避的问题,而我,在毫无知觉的愚鲁中生活了半生,突然之间就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死亡就像一箱发出的快递,随时可以查到物流详情。

由死亡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那些永恒的问题。我像个五岁半的孩子一样开始忧惧,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答案。地球上的死人总数比活人多,那些死去的人先我一步面临这些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这就是“经典”对我自己的意义,哪怕我们甚至无法讨论死亡,而仅仅是在讨论对死亡的恐惧。

长时间以来我陷入了自我怀疑的困境之中：我笔下跳出的字,可能没有一个是诚恳的(正像一位朋友毫不客气指出的那样：“这是典型有病加做作。”)。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意欺骗读者,在说谎话,而是意味着我在说废话。这些字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也不见得有什么危害,但从最大的意义和最小的意义上看,完全没必要出现。然而问题是,它们已经被我写出来了,就摆在我的面前,像是一项成果,更像是一项指控。以至于在完稿一年多之后,我连一个字都没改过,并非精彩意义上的不可更改,而是我连打开文档再读一遍的勇气也拿不出了。

但这样的表述可能都是有病加做作的。感谢李黎,我的编辑,我的朋友,出版了这本书。我也希望能一直写下去,但如果哪天不写了,那也非常好,那说明我过得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