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是环境动物。”我们说,人常常被环境催眠。
请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年清朝的一介平民,或是一位低级官员,有幸得到皇帝的接见。走到故宫门口,看到了那么高的围墙,你是否会有一种渺小感?然后走进宫门,进入一个空旷的大广场,你是否会有一种渺小感?然后再爬多少级台阶,进入到一个很大很高的宫殿,你是否会有一种渺小感?皇帝坐在一个高高的椅子上,而你得跪下,仰起头来也看不清皇帝的全貌,你是否会有一种渺小感?好的,你还没轮上与皇帝说上半句话呢,这么多的渺小感的集聚,已经让你臣服了。于是,你在皇帝的面前,只能说“是”,只会说“是”。因为环境的力量已经把你的意志摧毁,让你的个性丧失。由此看来,皇宫的规模搞那么大,不全是因为奢侈,作为昭示皇权的力量,有它的实际功用。
香港汇丰银行以极高的造价标准,在地价极高的香港中环建了一栋彻底体现高科技风格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钱的确不是白花的,重金堆砌之下,汇丰银行大厦简直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据说这栋大楼没有任何一个构件是不可拆卸的,如果有需要,可以将这栋大厦完整地拆开,然后再搬回到某个地方,原封不动地把它再拼装起来。单就银行的使用功能而言,完全没有必要。但这并不是说汇丰银行在无目的地烧钱,恰恰相反,这是汇丰银行一种有计划的投入。于是乎,汇丰银行在世界名声大噪。几乎在一夜之间,这栋大厦当仁不让地上了所有涉及香港的导游书。紧接着,又有一系列香港的经典警匪片,凡是涉及抢银行镜头的,只要有可能,都把他们的外景地拍成了汇丰银行的地下金库。这一套形象工程做下来,汇丰银行这个香港金融界的龙头老大,其形象变得更为自信,更为厚实,也更为霸道。
一位专家说过:银行建筑不能不厚重,银行建筑必须厚重,必须豪华,必须象征财富。银行大楼就是要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我这个大楼是非常值钱的,即使有一天我的银行倒闭了,我将这栋大楼卖掉,依然可以将储户的钱还上。所以,看到这栋大楼,你们就可以相信我,把钱存到我这里来。
当铺的柜台都很高,鲁迅先生小时候对此就深有感触。为什么要那么高呢?既浪费材料又给人带来不便。其实,当铺这么做是大有深意的。当你进了当铺,在无意识之中就会觉得你与他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你是弱势群体,你得听他的。这样一来,你与他讨价还价的底气就不足了。
大商场在装修上最为讲究,在灯光上最不惜工本的是哪个柜台?是珠宝柜台。为什么呢?那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一种雍容华贵的氛围,让你觉得,拥有它(珠宝),就是拥有宝贵,拥有高人一等的感觉。有钱人见了想去买,没钱人发誓哪天发了财也要去买。这就是商家不惜代价的原因所在。
许多老板的办公室给人的感觉是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的确,有些暴发户是在讲排场,但更多的是出自某种特殊需要,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功能与作用。西方的一些企业家就是有意识地通过设置某种情境,构成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暗示力量,作用于自己的商业伙伴。具体而言,是在会客厅、办公室有计划地调整与摆设一些物品,借此来提升主人的地位。如:
摆设客人专用的低沙发;
在离客人较远的地方摆上一个昂贵的烟灰缸,有意造成客人弹烟灰的不便;
放上一个高级烟盒;
桌上放一些标有“绝对机密”字样的文件资料袋;
墙上挂些主人的奖状、学位证书或与名人的合影;
使用精致的小公文包,因为,大公文包似乎是那些大小事全干的人用的。
上述环境设置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力:
主人的档次很高,因此主人所属公司的档次一定也很高(昂贵的烟灰缸、高级烟盒所构成的暗示);
主人是该领域的专家(奖状、学位证书所构成的暗示);
该公司具有某种神秘性与高深莫测之处(绝密文件资料袋构成的暗示);
与主人相比,自己有一种稍逊一筹的自卑感(较低的沙发、用不上的烟灰缸所构成的暗示)。
好的,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表达一种思想:环境对人有强大的暗示作用和催眠作用。在特定的情境中,最有可能诱发特定的行为。
殉情,也与情境有关联。
很多的殉情发生在高山深林。处于爱情和生活中的人往往体会到想念、忧伤、惆怅等情绪,在山高林深的地方产生这种情绪时,很容易萌生情死的念头。这是殉情者多选择在山高林深的地方殉情的原因之一。
在云南丽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昔日“纳西古王国”的首府,这里发生过无数的殉情故事,这座高原雪国城市被称作“世界殉情之都”。海拔5596米的玉龙雪山是殉情名山,被数以万计的情侣当做殉情圣城。
云南纳西族有殉情的悠久历史,谷雪儿所著《纳西族人的最后殉情》对此有所记载:
和学文老人是家族中第五代东巴,他父亲的两个东巴徒弟分别殉情。和瑞华是个比较进取的学徒东巴,深得他父亲的喜爱,眼看三十岁了还一直没结婚。和老的父亲叫和继元,一次带着和瑞华到鸿安乡四兴行政村为一位刚过世的人做超度仪式。按死者家族的要求,共做了四次仪式。和瑞华是个喜欢唱民歌的年轻人,仪式做完后就喜欢被大家围着又唱又跳。他的活跃和才气打动了一个女孩的芳心,女孩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当和瑞华和师父四次仪式都结束了、马上就要离开村子时,和瑞华与那位姑娘见了一次面并很快爱上了对方。后来因相隔较远,联系很不方便,约定时间总是不能实现,两个性急的年轻人最后终于约到一家喜事上。女孩参加汝南化村一个朋友的喜事,来此做客。其实在做客前他们已经达成殉情的协议,做客只是借口。两人的关系家人有所察觉,并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女孩再没对父母提及此事,但心里早已打定主意。
两个恋人见面后,急忙约定了殉情的时间、地点。和瑞华一个人到丽江古城购买殉情物品,从古城回来直接按约定时间到殉情地点。女孩反常的表情神态令家族人怀疑,经一再询问,女孩闭口不答,更加深了大家对他们殉情的猜测。快到约定时间了,女孩突然想跑,被家族拦截并严加看管,并派一行人上山寻找和瑞华。和瑞华从丽江古城采购回来,发现心上人没出现在约定的地点,以为女孩反悔,痛苦之下,便一口气喝光泡好的草乌酒殉情而死。
为什么纳西族有那么多人会去殉情?这一定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但也与当地的景色不无关联。当地人也说,一般情死者都会选择风景优美的地方。至于后来有那么多的外来人口也赶到这里来殉情,成就其“世界殉情之都”的名声,就更不能说与其情境没有关系了。
郁积心头的忧伤情绪与精神信仰相融合,埋下了轻生的种子,而适宜的情境就成了最后一刻的最后一股推动力。优美、静谧的景观极易触发那种离弃红尘,向往极乐世界的念头。本来就有殉情念头的人们为景色所吸引,又全身心投入于情境之中,与环境交融为一体,意识渐渐淡薄,情不自禁地纵身一跃,好像是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殉情者有的选择景色优美的地方作为殉情地,也有的选择险峻之处作为殉情地,这又是为什么呢?
心理学家的解读是,两性吸引以肾上腺素为基础,源自情境导致的生理唤醒。站在死亡边缘,你双手发抖心跳加速,你觉得这是什么情绪?恐惧?焦虑?痛苦?或者,是爱情,如果身边恰好有个看上去不错的异性。
最早证明这一点的是那个著名的吊桥实验。
1974年,心理学家埃伦曾在温哥华的卡皮拉诺吊桥上做过一个实验。卡皮拉诺吊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吊桥,全长137米,宽1.5米。从100多年前起,吊桥便以两条粗麻绳及香板木悬挂在70米高的卡皮拉诺河河谷上。悬空的吊桥来回摆动,既动人心魄,又令人心生惧意。
研究小组让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站在桥中央,等待着年龄为18~35岁的没有女性同伴的男性过桥,并告诉那些过桥男性,她希望他能够参与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她向他提出几个问题,并给他留下了电话。
然后,同样的实验在另一座横跨了一条小溪但只有3米高的普通小桥上进行了一次。同一位漂亮女士向过桥的男士出示了同样的调查问卷。
结果呢?显然走过卡皮拉诺吊桥的男性认为这位女士更漂亮,大概有一半的男性后来给她打过电话。而在那个稳固的小桥上经过的16位不知名的男性受试者中,只有两位给她打过电话。“在可怕的环境中,人们更容易动心。”埃伦说,“其实道理很简单。恐惧激发了生理上的感觉和异样,正当你不明所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对象,于是会想:‘哦,怪不得呢!’”
独行男子在狭窄摇晃的吊桥上心脏狂跳不止,此时,遇见妙龄女子,罗曼蒂克式的反应发生,心跳被理解为遭遇爱情。这个结果有点儿令人沮丧,爱情竟是因为对危险情境中生理情绪的错误归因,似乎它只是一种错觉。心理学家之后的研究结果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安慰,那就是任何一种生理唤醒的确都会诱发吸引,或者说增强我们对爱情的感受,不管它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也不管是痛苦、恐惧还是喜悦。看恐怖电影、坐过山车,甚至体育运动都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对已婚夫妇,这个方法同样有效。研究表明,那些经常在一起做一些可以提高兴奋度活动的夫妇,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很高。
恐怕没有一种场景,可以比灾难和死亡更让我们惊心动魄,它也给了我们的爱情一个契机,去开始,去生长、繁盛。在恐怖的场景中,我们更以为自己爱得不行,如果已感到这种爱不能实现,那种快点死去、以求来生缘的观念便恣意横生,于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自然情景能产生催眠力量,导致人们去轻生,人文环境也如此。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在都市里殉情的人们常选择电影院。
为什么是电影院?
我们观看感人电影的时候,会大笑、会兴奋、会流泪,会完全进入电影的故事情节中。没有人会忘记自己是在看电影,但还是会为电影中的乐与悲而大笑或哭泣。这就是电影的催眠效应产生的临场感。现代3D电影更增加了这种临场感。《阿凡达》上映初期,电影票比春运时的火车票还难求。很多殉情的男女选择在电影院殉情,正是由于电影所产生的这种临场感。当然,他们大多选择凄美的爱情故事作为殉情的背景。殉情的男女不会选择看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或者刘老根大舞台的时候抹脖子自杀的。那样的话,不管两人的爱情多唯美,都会不可避免地沾上喜剧元素,产生喜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