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

——《素问》

对心理学来说,18世纪是一个神奇的时代。随着生理学的进步,大脑和神经的作用逐渐被科学界所认知,于是一系列新的心理学新理论像火山喷发一样冒了出来。

1749年,英国医生、生理心理学的先驱大卫·哈特莱(DavidHartley)把牛顿的力学理论运用到了神经传导上,他认为神经是实心的传导体,当外在刺激引起神经冲动是,神经就会振动,此振动沿着神经脉络向大脑传导,引起脑神经的振动,从而产生观念。之后又经过意大利学者、医生阿斯特鲁克和洛图兰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大脑是意识和思维的器官,“研究心理学首先要研究大脑”才逐渐成为学界主流的共识。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大脑的认识还非常初级和粗糙,以至于出现了一些荒诞的理论学说,比如我们下面要讲到的颅相学。

颅相学的基本理论很简单,它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性格和思维跟他的头颅形状有关,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头来确定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实际上颅相学是一种“杂交”产物,一方面它借用了当时科学界对脑科学和神经医学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它的灵感又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在人类历史上流传了数千年的古老“相面术”。

在中国古代,相面术曾经是一门显学,并且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战国时代成书的《荀子》中就有一句话：“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那时候人们认为人的相貌是有“善恶”之分的,所以荀子才说,有的人看着像是恶人,其实很善良。到了汉代,相面术成为流行文化,《汉书·艺文志》中也有《相人》二十四卷,这一传统一直流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在公园门口还能看到一些摆地摊儿给人算命的“专家”。

在西方世界,相面术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据说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有过一套通过看人的相貌来推断其性格的理论。不过真正把相面术发展成显学的是19世纪的瑞士哲学家、大诗人歌德的好友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JohannKasparLavater)。他的相面术理论建立在人的头部形状和身体结构之上,甚至还会研究人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算是一位心理学先驱。拉瓦特尔的学说在18世纪风靡了整个欧洲,据说达尔文当年参加探险时就差点因为鼻子的形状不符合相面术的要求而差点被船长赶下船,幸好他有一个十分宽阔的额头……

正是在拉瓦特尔相面术的影响下,1796年,德国解剖学家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JosephGall)正式创立了颅相学(不过他那时候并没有那么称呼,而是叫“头盖学”)。

加尔从小就喜欢观察人的外表(尤其是颅骨外表)同心理的关系。成为医生之后,又有了多年的实践经验。他根据个人长期的个案观察,发现眼睛明亮的人,一般记忆力较好;头骨隆起的人,可能象征着贪婪的脑机能,是监狱中扒手的特征等。

根据当时生理和解剖知识,加尔写了一套名为《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系列著作,除了就神经系统及其机能进行严谨、保守的阐述之外,还兼论颅相学。其基本原理如下：

1.大脑是心理的唯一器官;

2.头盖的外部结构与内部脑的结构相关;

3.大脑不同的部位代表不同的心理功能,比如“欲望”“饥饿感”“野心”等,一共有42种心理功能;

4.任何心理功能发展强大,都跟脑内部分发展的增大有关,所以通过某块颅骨的高低就可以判断某种心理功能的强弱。

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加尔的这一套理论非常扯淡,但是在当时对脑结构研究还很不完备的情况下,它已经称得上精准和精妙,而且富有唯物主义魅力——按照加尔的逻辑,看一个人是什么类型的人,只需要摸一下头颅的形状,通过观察某块骨头隆起或者凹陷,就能知道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点了。

加尔还把人类的头颅骨头凸出来的形状分成了26个,并分别加以编号,不同的骨突显示一个人不同的秉性才能。比如1号骨突代表天生具有破坏性,2号骨突表示多情性等。这样看来,《三国演义》中魏延之所以被诸葛亮认为是“脑后有反骨”的千古之谜也终于可以揭开了——诸葛亮发现魏延“背叛”这一心理功能异常发达……

不过真正让颅相学在全世界风靡开来的是加尔的学生、奥地利生理学家施普茨海姆(JohannGasparSpurzheim),他在加尔的研究成果上更进一步,把人的大脑分成了35个部分,宣称每个部分都有特殊的功能。也正是他在1815年把当时流行的“人相学”和加尔的“头盖说”合二为一,称为颅相学(phrenology,意为“心灵的科学”)。

颅相学所说的大脑各区域功能图示

如果说加尔老师还算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解剖学家,他的理论主要还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总结,那么施普茨海姆就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或者推销员。他把颅相学搞成了和现在“心灵鸡汤”类似的东西,充分挖掘出了它潜在的社会学价值。

在加尔的理论中,人的颅骨基本上是天生的,所以人的性格、特长和智商也就是固定的,这样的“决定论”当然不适合拿来推广——毕竟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一生都已经被决定时,他也就很难再愿意付出什么努力了。所以施普茨海姆大刀阔斧地改造了颅骨学的观点,他认为,心理功能就像肌肉一样,只要通过训练就可以变得强健。所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心理功能的不同特点加以训练,让自己变成自己想成为的人——不管是当时风光无限的科学家、金融大鳄还是农场主。他还认为,有些人犯罪正是大脑中某些司掌暴力倾向的部位更加发达。因此,可以根据不同罪犯的颅相特征施以相应不同的教育方式,就可以消除其暴力倾向,而不是简单将监禁和处以死刑作为一种惩罚方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施普茨海姆也算是行为主义心理学中“行为矫治”学说的开创者之一。

施普茨海姆后来又“感化”了一个搭档兼学生,苏格兰人乔治·库姆(GeorgeKoum),组成了“坑蒙拐骗二人组”,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他们还会合作搞一些让人看了不得不信的实验。比如利用磁铁为道具,当磁铁经过人脑的“崇拜区域”时,被实验者马上对实验者表现出崇拜的神色,当磁铁经过“贪婪区域”时,被实验者则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掏实验者的口袋——当然,如你所知,这些被实验者都是他们找来的托儿。虽然实验是假的,他们获得的声誉却是实实在在的。

很快,一场颅骨学的狂欢在欧洲文化艺术圈里蔚然成风。就连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都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专门开了一章阐述颅相学对精神研究的重要意义。

不过,颅相学影响最深的还是文学界。侦探小说的鼻祖、《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ArthurConanDoyle)就对这一理论信之不疑,他在其作品《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借大反派莫里亚蒂教授之手写道：“你使我产生很大的兴趣,福尔摩斯先生,真想不到能眼见你有如此长的颅骨,眼眶也长得够标准。我想用手摸一摸你的顶骨沟,你介意吗,先生?你的颅骨,在未得到实物之前,做成石膏模型,给人类学博物馆送去,一定是件稀有标本……”

在《简·爱》中,女主角简发现她自己“与善良相比,更喜欢大脑凸起的(颅骨)代表智慧的部分……”,毫无疑问,这也是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迷恋颅骨学的证据。

1832年,施普茨海姆把颅相学带到了美国。很可能是因为这种看上去很科学,好像很有用,而且还带点成功学鸡汤性质的学说撩到了美国人民的痒处,在大洋彼岸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被请进各大名校演讲,所到之处受到了医生、教育家、大学教授等相关行业精英的热情接待,颅相学也一夜之间火遍了美国。

在颅相学最火的时候,他们随随便便出一本书,都能变成超级大IP!比如当时乔治·库姆写了一本题为《人的构造》(TheConstitutionofMan)的书,1860年就销售了10万册,这让同一时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早期销售相形见绌,后者到19世纪末也只卖了5万册。

19世纪下半叶,颅相学在美国真正成了一门可以拿来赚大钱的行业。福勒兄弟和他们的姐夫威尔森一起创立了一家“福勒和威尔森家庭公司”,专门给客户研究颅骨的形状,并且帮他们提出改善意见。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颅骨测量工具和千奇百怪的改造设施,还出了好几部配有精美插图的书籍比如《颅相学自我指导》等,这些书也全都成了红极一时的畅销书。此外,他们还在美国的许多城市建立了连锁式的颅相学营业厅——想想看如果我们大街上的沙县小吃或者海底捞全部变成摆满人头骨的店面,该多么不忍直视……

高处不胜寒,一度辉煌无比的颅相学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却突然一蹶不振,到现在已经和它的兄弟“相面术”一起成了没多少人相信的“伪科学”。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建设在并不牢靠的沙地上,当然最后就会一推就倒。

19世纪遍布美国的颅相学营业厅内景

请注意一件事：颅骨学的风靡即使在当时也基本只限于文化和娱乐圈子里,在正经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者中,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大量怀疑和指责。因为无论是加尔还是施普茨海姆和库姆,他们对大脑中某个区域的心理功能根本就不是用反复实验和观察总结的方式做出来的。事实上,很多加尔所说的功能分区都只是从一两个个例总结出的。比如说加尔把多情区定位于小脑,是由于他观察到,一位多情的歇斯底里的寡妇在脾气发作时头部剧烈地向后仰,颈部非常粗且热。当然,其他功能分区的情形也大致类似。这就造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女人比较多情呢?因为她的多情区颅骨比较高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高颅骨是她的多情分区呢?当然是因为这个女人比较多情了笨蛋!

施普茨海姆的态度也让颅骨学变成了一门很难证伪的学说。比如说他在研究了大数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笛卡儿的颅骨后发现,颅相学中负责掌控数学能力的那一块骨头并不是突出的,反而深深凹陷了下去。于是施普茨海姆解释说,可能笛卡儿的数学能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这就把自己拉到了公园门口摆地摊的那些算命先生一个档次上了：算对了是我算得好,算不对是你心不诚。

第一位揭破颅相学真面目的是法国生理学家、外科医生弗朗西斯·马戎第(FrançoisMagendie),在历史上他以和查尔斯·贝尔共同发现“贝尔-马戎第定律”而知名,他们一起揭开了关于运动和刺激的信号由不同神经系统传导的秘密。不过这里要讲的不是这个,而是他和施普茨海姆之间发生的一个故事。

马戎第最崇拜的科学家是他的同胞,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普拉斯(Pierre-SimonLaplace),所以他精心收藏了其头骨——很显然,马戎第曾经也是颅相学的忠实信徒,否则也不会做出这么变态的事儿。在施普茨海姆最火的时候,马戎第也想找他来给自己鉴定一下偶像的头颅,以便知道自己该怎么努力。不过呢,马戎第这次多了个心眼,首先从医院借了一个低能儿的头骨给了施普茨海姆。施老师拿过来反复摩挲之后两眼放光,大声赞赏这个头骨的主人了不起,一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云云。马戎第听完冷笑一声送客,从此对颅相学“粉转黑”。

对颅相学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来自于法国科学家皮埃尔·弗卢龙(PierreFlourens),他是一位伟大的生理神经学家和解剖学家,也是一位残忍的“小动物杀手”。因为他的研究方式就是一个字：切除。1814—1822年,弗卢龙对兔脑、鸽脑、狗脑等做了大量实验,切除这些动物的一部分脑子后观察动物在行为上的变化,最终搞清了大脑主要区域的功能。最关键的是,他发现,在摘除鸽子和白兔大脑各种不同部位之后,发现后果并没有什么差异。因此,他在1842年写出了《评颅相学》一书,认为脑功能并无特殊的定位,所有功能在大脑都占有同样广阔的区域。而且颅骨厚度是随着部位不同而变化的,脑轮廓和颅骨轮廓并不完全相关。颅相学的基本设定就这样被他一举攻破了。

不过反对弗卢龙的声音也不少,毕竟众所周知,鸽子和人类的大脑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鸽子的研究成果真的能直接用到人脑中吗?很多人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另一个法国生理学家皮埃尔·保尔·布罗卡(PierrePaulBroca)的研究和实验又表明,大脑的功能确实是分区的——1861年他通过实验解剖证实,当大脑左前叶上某一点被损伤时,人就会丧失语言能力。这是科学家第一次明确证明某一特定能力与大脑某一特定控制点之间有联系。

此后又经过了一百多年,大脑功能“分区说”和“等势说”的争端终于初步有了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学中又兴起了一种重要理论——模块说。该学说认为,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是由高度专门化并相对独立的模块组成的,这些模块复杂而巧妙的结合是实现复杂而精细的认知功能的基础。也有人把这种理论叫成“新颅相学”。不过,它跟当年加尔的颅相学已经完全不同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学说建立在严格的电神经刺激实验和显微镜观察基础上,而且模块所掌控的功能也更为客观,比如“阅读”“语言”和“知觉”等,而不再是“残忍”“多情”和“正义”等主观概念了。

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颅相学确实是不折不扣的“伪科学”,它的结论基本上没有实际价值,更无法用来指导实践——所以网络上前一段时间火爆的“基于面部识别,神奇的犯罪概率预测术”也完全不值得相信。不过加尔的天才想法还是为之后的大脑科学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路线,也算得上是心理学前辈之一。至于把颅相学导入歧途的施普茨海姆等人,就让他们随风远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