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我三年前游历中国时沿长江溯流而上的一篇游记。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也许没人会对一篇三年前的游记感兴趣吧。然而,如果将人生视如旅行的话,那么所有回忆都不过是几年前的游记而已。各位喜爱我的文章的读者们,是否能像对待“堀川保吉”一样,对这篇《长江游记》也随便看上几眼呢?

三年前,我沿长江溯流而上时,时常会想念日本。然而,今天当我身在日本——在酷暑难耐的东京时,却又开始怀念起那汪洋恣肆的长江。不,不仅怀念长江,同时还怀念起芜湖、汉口、庐山的松树、洞庭湖的波涛。各位喜爱我的文章的读者们,是否能像对待“堀川保吉”一样,对我的怀念癖也稍加关注呢?

一芜湖

我和西村贞吉一起走在芜湖的街道上。这里的街道依然是不见阳光的石板路。街道两旁的珠宝店、酒楼挂着许多似曾相识的招牌,对于在中国住了一个半月的我来说,当然已经是屡见不鲜。而且,每当有独轮车经过时,都会发出车轴的吱吱作响声,十分刺耳,令人头昏脑涨。所以,我一脸黯然,不论西村在旁说些什么,我都只是随便敷衍几句。

西村曾多次写信寄到上海,邀请我来芜湖。特别是我到达芜湖的当晚,他还专程派了一艘小汽轮前去迎接,并准备好晚宴为我接风,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周到(但因为我乘坐的凤阳号轮船从浦口出发时晚点了,以至于他的一番苦心全都化为了泡影。)。而且,在他的公司宿舍唐家花园安顿下来后,我在饮食起居、服装寝具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令我感到十分过意不去。按理说,即便看在这位东道主的份上,在芜湖逗留的这两天我也应该表现得高高兴兴才对。但每次一看见他那张像蝉一般的面孔时,我的绅士风度就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这并不能怪他,而要怪我俩的关系太亲密了——我俩之间从来不以“你”、“我”相称,而是张口就说“你这小子如何如何”、“老子如何如何”。若非如此,当我们在大街上看见一头猪撒尿时,也许就不会那么放肆地大发牢骚吧。

“芜湖这地方真没劲。不,不只是芜湖,整个中国我都已经厌倦了。”

“你这小子,就爱故作老人。可能是中国不合你的脾性吧。”

西村的英语说得不错,但日语却奇差,竟把“故作老成”说成了“故作老人”。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把日语说得颠三倒四的,病句简直数不胜数。我又不是为了教他日语而专程跑到芜湖来,所以就板起面孔没搭理他,继续往前走。

走到一条较为宽阔的街道上时,看见有座房屋门前挂着一排排女人的照片。旁边有五六个闲人正仔细端详那些照片,一边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我问西村：“这是什么地方?”他回答说：“是‘济良所’。”——所谓“济良所”,并不是收养院,而是收容救济自愿从良的妓女的地方。

在城里逛了一圈后,西村带我来到一家名为“倚陶轩”(又名“大花园”)的餐馆。据说这里曾是李鸿章的别墅。但一进园里,却发现和洪水退后的向岛没什么两样。花木稀少,土地荒芜,“陶塘”中的池水也一片浑浊,房屋里空荡荡的——这副景象和“茶馆”简直相去甚远。我们一边看着檐下鸟笼中的鹦鹉,一边吃着唯有味道尚佳的中国菜。然而,从这顿晚餐开始,我对中国的厌恶感却逐渐涌上心头。

当晚,回到唐家花园,和西村并排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时,我异常激动地说起了现代中国的坏话。现代中国还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全都已经堕落了吗?尤其在艺术方面,自嘉庆、道光年间以来,能找到一件值得夸耀的作品吗?而且,民众们无论老少,全都在歌唱太平乐曲。当然,在年轻人身上或许多少还能看到几分活力,但他们的呼声却缺少激情,无法打动所有民众。我并不爱中国,即使想爱也无法做到。在目睹了全体民众的沉沦之后,如果还能爱上它,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极端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不就是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拜者。别说一个外国游客,即便是中国人自身,只要神志清醒的话,一定会更加厌恶自己的祖国……

我慷慨激昂地大发议论。阳台外的槐树梢静静地沐浴着月光。槐树梢的对面,白墙环绕着几个古池,那街市尽处想必就是长江水了。长江水浩浩荡荡地奔向前方——前方就是小泉八云所向往的令人眷恋的蓬莱仙山。啊,我渴望回日本去。

“你不是随时都能回去吗?”

西村似乎也被乡愁所感染,一边看着在月光中飞来飞去的大飞蛾,一边喃喃自语。看来,我在芜湖逗留对他毫无益处。

二溯江

溯江而上其间,我先后换乘了三艘轮船：从上海到芜湖是“凤阳号”;从芜湖到九江换乘“南阳号”;从九江到汉口又换乘“大安号”。

在凤阳号轮船上,我遇到一位很不简单的丹麦人。他名叫卢斯,写成英文是“Roose”。听说他在中国闯荡了二十多年,简直就是当代的马可·波罗。每次一有空闲,这位好汉就会拉住我以及同船的田中君,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各种见闻经历。例如：讲他如何制服一条三十多英尺长的蟒蛇;讲广东侠盗Lankaisen(卢斯先生自己也不知道该写成什么汉字);讲河南直隶的饥荒;讲怎么捕捉老虎和豹子……其中尤为有趣的是,他和一对美国夫妇一起用餐时曾谈论起东西方的爱情观。那对美国夫妇,特别是那位夫人十分傲慢无礼,连脚下的高跟鞋都似乎透出一种西方对东方的蔑视之情。在她看来,不要说中国人,就连日本人也不懂爱情为何物,如此蒙昧无知,令人怜悯。听了这番话后,卢斯先生一边吃着咖喱饭,一边提出了异议：“不。即便是东方人也懂得爱情的。举个例子吧,有个四川的少女……”接着就开始谈起他的见闻经历来,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那位夫人把剥到一半的香蕉搁下,反驳说：“不,那不是爱情。那只不过是同情而已。”于是卢斯先生又顽强不屈地举出另外一个例子：“那我再举一个。有个日本东京的少女……”最后,那位夫人终于被惹怒了,突然从餐桌旁站起来,和丈夫一起扬长而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卢斯先生当时的表情——卢斯先生对我们几个在座的黄种人露出了嘲弄式的微笑,并用食指敲了敲额头,说了一句：“narrowminded(小心眼)。”可惜这对美国夫妇在南京就下了船。如果他们也一直溯江而上的话,一定会有更多好戏看的。

在芜湖换乘的南阳号轮船上,我们遇到了竹内栖凤先生一行。栖凤先生也打算在九江下船,然后去登庐山。所以我和他家的公子竹内逸先生等人可以结伴同行,继续愉快的溯江之旅。正因为我们聊得非常投机,所以称他为“公子”未免感觉有些生分了。长江虽然宽阔,但毕竟不是大海,所以轮船既没有左右摇晃,也没有上下颠簸,只是悠然地向西航行,撕开那像机器传送带一样奔流不息的江水。对于我这个晕船者来说,长江之旅仅凭这一点就已经令人无比愉快。

如前所述,长江水是一种近似于铁锈的黄褐色。但远处江面因为映照着碧空,所以大体上呈现出一片铁青色。江面上有两三艘远近闻名的“大筏”流顺而下。我曾亲眼见过有人在筏子上养猪,所以这样的大筏说不定能载上整个村子呢。而且,虽然说是“筏”,但既有屋顶又有墙壁,其实就是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房屋。据南阳号船长竹下先生所说,这些大筏上的人多是云南、贵州等地的原住民,他们从山里出来,顺着万里浊流,悠然地沿江而下。在顺利地漂流到浙江、安徽等地的各个城镇时,他们就把大筏拆成木材卖掉换钱。这趟行程短则五六个月,长则近一年。离开家时妻子刚怀孕,回到家时已当上母亲。当然,在长江上来来往往的并不只是木筏这种原始时代的遗物。有一次我甚至看见,一艘美国炮舰对准小汽船牵引的标靶进行实弹射击呢。

如前文所述,长江江面开阔。但因为是三角洲地带,所以即便离一侧江岸较远时,也能看见另一侧岸上的草色。不,不仅是草色,甚至还能看见水稻随风摇曳,看见杨柳低垂入水,看见水牛茫然而立。当然,也能看见一座座青山。

在来中国之前,我和小杉未醒先生聊天时,他曾提醒过一些旅途注意事项。其中还特意加了这么一句：“长江水位低,但两边江岸很高,所以你要站到船的最高处。船长待的那个地方位置就很高呀,叫什么来着?你要站到那里才能望得见远处。不过那里不让普通乘客上去的,所以你得设法骗过船长……”

我谨记前辈忠告,无论在凤阳号还是在南阳号上,为了能尽情地眺望江景,我一直企图设法骗过船长。然而在南阳号上,我还没来得及行骗之前,竹下船长已经热情地把我请到了位于船厅顶上的船长室里。但登上此处后,却发现风景并没什么特别的。其实,即便站在甲板上也能清楚地望见岸边陆地。我觉得有些奇怪,便向船长坦白交待了行骗企图,并询问其中的缘由。

船长听完笑了起来。他说道：“这是因为小杉先生上次来的时候正值长江枯水期吧。汉口这一带的江面水位高度,夏天和冬天要相差四十五六英尺呢。”

三庐山(上)

刚长出嫩叶的树枝上挂着一头死猪。这头猪被剥了皮,后脚朝上地倒挂在那里,覆盖全身的脂肪白得令人可怕。我眺望着它,心想：把猪这么倒挂起来有什么意思呢?这些把猪吊起来的中国人既无品位,而这头被吊起来的猪也显得呆头呆脑的。总之,再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无聊了。

其间,一大帮苦力为了给我们准备轿子而吵嚷不休,令人恼火。当然,这些苦力一个个都长得凶神恶煞似的。其中尤为面目狰狞的是这帮苦力的头头儿。他头戴草帽,草帽上缠着一条黑色带子,带子上有一圈英文“KulingEstateHeadCoolieNo*”。从前,《MariustheEpicurean》曾说过：耍蛇人能从蛇的脸上感觉到某种类似于人的特质。而我却从这苦力的脸上感觉到某种类似于蛇的特质。我越来越讨厌中国了。

十分钟后,我们一行八人坐在摇摇晃晃的藤椅轿上,开始沿着满是石块的山路往上爬。“我们一行”中包括了竹内栖凤先生一家,还有“大元洋行”的老板娘。这轿子坐起来感觉比想象中要舒服。我把双腿伸开,架在轿杠上,一边欣赏着庐山的风景。这么说似乎感觉挺体面的,但其实周围风光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在杂树丛中开着一些水晶花而已。丝毫感觉不到登临庐山之意境。早知如此,就不必来中国了,到箱根爬一下古道就已经足够。

前一天晚上,我住在九江。旅馆就是大元洋行。当我躺在二楼房间里看康白情先生的诗时,听见从浔阳江上的船里传来了类似三弦的声音,感觉别具风情。但次日早晨起来一看,却颇为失望——别看浔阳江闻名遐迩,原来也同样是一条污浊的红河沟,丝毫没有“枫叶荻花秋瑟瑟”之雅趣。琵琶亭的旁边停靠着一艘木造军舰,军舰上架着一门古怪的大炮,似乎是征讨西乡隆盛时用过的。既然如此煞风景,那就姑且不谈“猩猩”也罢,但我觉得那船上至少会跳出“浪里白条”张顺或“黑旋风”李逵一般的好汉来吧……就在这时,眼前的船篷里突然钻出一个丑陋至极的屁股来,然后,肆无忌惮而又悠然自得地在江上大便……请原谅我如此粗俗不堪的叙述。

我回想着昨夜之事,不知不觉地打起盹来。大约几十分钟后,轿子突然停下来。我睁眼一看,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险峻的陡坡,坡上胡乱堆砌着石阶。大元洋行的老板娘解释说：“这里轿子上不去,只能请大家下轿步行了。”无奈之下,我只得与竹内逸先生一起开始攀爬这个极其陡峭的山坡。风景依旧平淡无奇,只是坡道两旁有几枝野蔷薇,在烈日照耀的尘埃中绽放。

我们时而乘轿,时而步行,在几经周折、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来到牯岭的避暑胜地。此时已将近下午一点。然而,眼前这块避暑胜地却和轻井泽郊区没什么两样。不,确切地说,在这光秃秃的山脚下开着油灯店、酒楼各种店铺,这种杂乱无章的景象比轻井泽还要更逊一筹。西洋人的别墅,放眼望去也没有一幢漂亮的。屋顶全都是用白铁皮制成,还涂着红色或蓝色的油漆,在烈日暴晒之下,显得十分俗气。我一边擦汗,心中一边想：这位开发了牯岭租界的牧师爱德华·李德立先生,一定是因为长年待在中国而完全丧失了对于美丑的分辨力吧。

穿过此处,一片辽阔的草地映入眼帘。草地上遍地盛开着蓟花和除虫菊,其间也点缀着几朵娇嫩的水晶花。草地尽头处是岩石嶙峋的山,山前有一小幢围着石墙的红房子,房顶上飘扬着太阳旗,看到这面旗子时,我想起了祖国——更确切地说,是想起了祖国的白米饭。因为这幢房子正是能让我填饱肚子的大元洋行分店。

四庐山(下)

吃过饭后,我忽然感觉到一阵凉意,毕竟是身处于海拔三千尺高的地方啊。虽说庐山很无趣,但这五月时节的凉意却弥足珍贵。我坐在窗边的长椅上,一边眺望着山岩上的松树,一边对避暑胜地庐山的价值致以敬意。

这时,大元洋行的老板出现了。他应该已经年逾五十了吧,但脸色红润,精力充沛,显然是个精明能干之人。我们和这位老板谈了许多关于庐山的话题。老板颇为健谈,甚至有些太过健谈了。他说得一时兴起,还把“白乐天”简称为“白乐”,足见其为人之豪爽。

“香炉峰有两座——这边是李白的香炉峰,那边是白乐天的香炉峰。‘白乐’的香炉峰其实是座秃山,上面连一棵松树也没有……”他说话时大概就是这么一种语气。

有两座香炉峰,那倒也不错,甚至对我们来说更为方便。把独一无二的东西变成两个,也许是一种侵犯专利权的犯罪行为;但既然已经有了两个,那么即使把它再变成三个,也不算违法。于是我立刻将对面那座山命名为“我的香炉峰”。然而,这位老板不仅健谈,而且还对庐山怀有如恋人一般炽热的感情。

“这座庐山呀,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名胜古迹,例如五老峰、三叠泉等等。如果要游览的话,最少也需要一周到十天才行。如果想待久一点儿,也可以住上一个月,或住上一年半载。不过,冬天会有老虎出没……”

这种对“第二故乡”的热爱之情,不仅体现于这位老板,而且还体现于所有在中国居住的日本人身上。如果你希望有一次愉快的中国之旅,那么即便冒着遭遇土匪之危险,也必须尊重他们这种对“第二故乡”的热爱之情,必须赞叹说：“上海的大马路就像巴黎的一样。”“北京的文华殿和卢浮宫一样,里面没有一张假画。”……但要在庐山待上一周却是件苦差事,绝不仅仅像赞叹几句那么简单。我战战兢兢地向老板诉说：因为自己体弱多病,希望明天一早就下山。

“明天就要回去了?那你可什么都看不成了呀。”老板的语气半是同情,半是嘲讽。

我原以为他会就此罢休,不料他却更加热情地劝说道：“那就趁现在到附近转一转吧。”

要是连这都谢绝,那恐怕比上山打虎更危险。于是,我只得和竹内先生等人一起出门,去看那些我并不想看的风景。

据老板所说,牯岭镇离这里只有一步之遥。但实际上走起来,却哪里止一两步。山路在茂密的细竹丛中蜿蜒曲折,似乎永无尽头。渐渐地,我开始感觉到自己的防暑帽下在滴汗,同时我对天下名山愈发感到深恶痛绝。名山、名画、名人、名文……所有冠以“名”字的东西,都会把崇尚自我的人变成传统的奴隶。未来派的画家们大胆地提出要打破古典模式。但愿他们在打破古典模式的同时,最好捎带着把庐山也给炸平了……

然而,最终到达目的地时,只见随山风鸣唱的松林间、山岩连绵不绝的山谷里,掩映着一幢幢数不清的红色或黑色屋顶的房屋……才发现此处风景比想象中的好,令人心旷神怡。

我坐在路旁,掏出一支珍藏在口袋中的日本“敷岛牌”香烟,点上火。遥望远方,可以看见挂着花边窗帘的窗户、摆着盆景的阳台、绿茵中的网球场……“白乐”的香炉峰姑且勿论,仅就避暑地而言,牯岭确实是个足以消磨长夏的地方。

竹内先生一行已经快步走到前头去了。而我仍茫然地叼着香烟,一边俯瞰那些人影隐现的窗口,一边想念起留在东京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