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强词夺理,是指在论证中,不是针对论点进行论证,而是无理强辩。例如：

员工：“大家对食堂意见很大。”

食堂负责人：“众口难调嘛。”

员工：“卫生搞得太差了。”

食堂负责人：“集体食堂怎么也比不上家里干净嘛。”

员工：“菜太贵。”

食堂负责人：“也有便宜的嘛。”

员工：“主食给的分量不足,买半斤米饭都吃不饱。”

食堂负责人：“买一斤就吃饱了。”

员工：“馒头有时不熟。”

食堂负责人：“旧社会连这样的馒头也吃不上。”

员工：“菜炒得也不好。”

食堂负责人：“你炒得恐怕更不好,大家不要把精力都花在这上面,应该多想想怎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了,什么都好了。”

在上面的这段对话中,食堂负责人就犯了强词夺理的谬误,本来是无理、有错的一方,却总是振振有词,硬是把无理的说成有理的。众口难调,这是客观事实,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搞不好伙食的理由,倘若如此,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食堂了。卫生搞得太差、菜太贵、主食的分量不足、馒头有时不熟、菜炒得也不好,食堂负责人并不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却分别以“集体食堂不能和家里的卫生相比”、“菜有便宜的”、“买一斤主食能吃饱”和“旧社会连这样的馒头也吃不上”进行辩解,由于这种辩解是建立在无视广大员工利益的基础上的,食堂负责人丝毫没有改进的诚意,其态度便会招致人反感。

不过,强辩者也并非总是会激起听者的反感,当其强辩是建立在对对方恭维的基础上的时候,其强辩的结果往往出乎意料。

1671年5月,伦敦发生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以布勒特为首的五人犯罪团伙混入伦敦塔,偷走了英国的“镇国神器”——王冠。但刚冲出伦敦塔就被卫队围住了,经过一番搏斗后全部被抓获。伦敦塔总监对这些罪犯进行了审问,将之全部判处死刑,然后上报给英王查理二世。国王对这些胆大包天的歹徒很有兴趣,决定亲自提审布勒特。下面是审讯时的对话片段：查理二世：“你在克伦威尔手下诱杀了艾默思,换来了上校和男爵的头衔?”

布勒特：“陛下容禀,我不是长子,所以我没有继承权,除了本人的性命外我一无所有,我得把命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查理二世：“你还两次企图刺杀奥德蒙公爵,是吗?”

布勒特：“陛下,我只是想看他是否配得上您给他的那个高位,要是他轻而易举地被我打发掉,陛下就能挑选一个更合适的人来接替他。”

查理二世：“你越干越胆大,居然偷起我的王冠了!”

布勒特：“我知道这个举动太狂妄了,可是我只能以此来提醒陛下关心一下生活无着落的老兵。”

查理二世：“你不是我的部下,要我关心你什么?”

布勒特：“陛下,现在天下太平,所有人都是您的臣民,我当然是您的部下了。”

查理二世：“你自己说吧,该怎么处理你?”

布勒特：“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当判死刑。但我们五个人每个人至少有两个亲人会为此流泪。从陛下的角度看,多十个人赞美总比多十个人流泪好得多。”

无疑,布勒特在不断地进行狡辩,这种狡辩是一种强辩,但他的强辩却博得了查理二世的好感,查理二世不仅下令免除了其死刑,还赏了他一大笔银子。

在各种交往中,因为种种原因而明显不合理的一方,总要想方设法找出理由,证明自己是合理的,因为这理由本身的不合理性,幽默就在强词夺理中间产生。

受学董邦达期间,纪晓岚少年意气飞扬,其率真、好诙谐的性格也表露得十分充分。这时的纪晓岚正是一副少年才子的气派,与刘墉等京中一帮年少学优的宦家子弟往来,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研讨经史。他的辩才和博学,常使同学叹服。

有一天,吴某戏谑地说：“纪年兄,你常说古诗有‘病’,何不把杜牧《清明》诗改削一番。”杜牧《清明》诗,即流传极广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四句,系千古绝唱,怎能随意改削,吴某是在打趣。

孰料纪晓岚却是挺认真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说道：“此诗当然有‘病’,‘病’在‘上浮’,宜削其上。首句‘清明’二字可删,下雨不一定是清明,清明不一定下雨,这句就成了空话。次句可删‘路上’二字。哪个行人不在‘路上’行走,没有必要点明。三句‘借问’二字也是多余,借问要有人,没有人怎么办。删去‘借问’,自有问意在内,末句‘牧童’二字更为不妥。凡路上行人皆可询问,如樵夫、渔夫、村姑,岂有专拣牧童问路之理。经过这样删削,岂不更精炼了吗?”大家听了他这番宏论,哈哈大笑起来,按照他删改后的诗,《清明》诗成了：“时节雨纷纷,

行人欲断魂。

酒家何处有?

遥指杏花村。”

与原诗意趣大不一样。大家发笑,笑他的巧辩,倒不在于他的诗论是对是错。

吴某自然不服气,便以讥讽口气说道：“按照仁兄的高论,此诗还可删成三字句,改成‘雨纷纷,欲断魂,酒何处?杏花村。’岂不更好!”

纪晓岚“狡黠”地眨眨眼,说道：“正是,只是吴兄还太保守了点,岂止三字句,两字句即可。你看‘雨纷,断魂,何处?杏村。’这不是一个画面吗?”

大家觉得越辩越离题了,于是又哄然大笑起来。笑后大家又感到,纪晓岚的谐谑从某一角度看,也并非全无道理。

在笑声中,吴某又继续对纪晓岚诘难。吴某道：“杜甫有《四喜诗》:‘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样的佳作可有挑剔之处?”

纪晓岚立即应道：“有啊,只是与《清明》诗相反,它‘病’在上虚,宜增补。可改成‘十年久旱逢甘霖,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监生金榜题名时。”

他的话音刚落,大家又笑作一团。纪晓岚深恐大家不明白,又笑嘻嘻地加以解释：“久旱十年,旱情就更严重;离家万里比离家百里更为想家;和尚不准娶妻,能成婚配岂不更喜;监生功名是用钱买来的,能早日题名哪有不更高兴的道理。”

纪晓岚说的似乎句句有理,但句句都是打趣,他在曲解诗文,寻求乐趣。

吴某没有难倒他,还不甘心,又发难道：“有‘四喜’必有‘四失’,那‘四失’又是什么呢?”

纪晓岚见吴某紧追不舍,又振振有词地答道：“吴兄说得在理。庄子云‘人之生也,与忧俱生’,有喜必有失,有失必有喜,喜与失并存。只是有人于此,更集中罢了。”

“承受集中的又是谁呢?”吴某丝毫不放松。

纪晓岚说道：“‘寡妇携儿泣,将军遭敌擒。失恩宫主面,落第举人心’,这四者你看如何呢?”这四者当然悲之极矣。因此纪晓岚的答话,大家无不感慨。

一般来说,陷入困境中的人们都急于想挣脱出来,这当然需要技巧。你完全可以从你授人以柄的话语出发,机智巧辩,把无理说成有理,把错说成对,用来自我保护。而在不利的环境中,越是带着自我保护色彩,越能轻易地从中脱身,幽默的成分自然也就越多。这种情形在日常交往中更容易表现出来,因为日常交往一般是轻松、和谐的,如果你偶有失策,陷于被动,完全可以机智万辩,以充分的幽默感加以掩饰。

一名电脑推销员正在费尽口舌企图说服一个男人来购买他的电脑：“我卖的这款电脑是目前最先进的,能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

“那好!”那个男人不耐烦地说,“问它知不知道我的父亲在哪儿?”

推销商将问题输入电脑,数秒钟后电脑显示如下信息：“他目前正在苏格兰钓鱼。”

“搞错了吧,”那个男人说,“我父亲早在三年前就去世了!”

推销员耸耸肩：“没错,你母亲的丈夫是在三年前去世的,但是你的亲生父亲此刻确实正在苏格兰钓鱼。”

推销商为售出电脑,难免夸大其词,将电脑的性能吹嘘一通。面对顾客的刁难,推销商想随意敷衍了事,不料却落入顾客的较真中,显得十分狼狈。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巧妙地利用“母亲的丈夫”和“亲生父亲”

二者间的不完全相同,强词夺理,为顾客生造出一个“父亲”,产生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当然,这种强词夺理未免有些过火,他自己虽能巧妙脱困,却也可能得罪顾客,不免要功亏一篑。

推销商的强词夺理虽然运用稍嫌失当,可他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制造幽默的思路：运用一些不称其为理由的理由,在适当的环境中就可以脱困和幽默二者兼得。

当你不小心掉入语言的陷阱而十分狼狈时,你可能无计可施、可能脸红脖子粗、可能愤怒或沮丧、可能手足无措。但是这一切都于事无补,你还得另想办法。这时,客观情境的严酷需要你调动思维的潜力,做出超常的发挥。因为你的精神处于一种十分亢奋、活跃的状态,说出的话往往机智而又幽默,让人在笑声中忘记你曾有过的狼狈。

机智巧辩通常是你精神亢奋状态过程中极易闪现的念头。

俗话说：“从哪儿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你在“理”上陷于被动,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理”夺回来,不管是“强词”也好,还是“巧词”也好,只要能通过调侃自己或调侃他人摆脱困境就行了。

强词夺理其实就是“无理而妙”。明明是无理的东西,你偏偏要把它说成有理,这自然有悖于生活的常规,也不符合逻辑的推理。但是,有时候离生活的真实越远,反而越具有幽默感。越和现实相协调,幽默却越不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