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语言通过耳朵传入大脑。因语言有同音异义,一音多义,如用晦涩难懂的话,势必影响听的效果。而且听众文化素养有很大差别,应该“就低不就高”。所以对广大群众讲话,更应该明白晓畅,通俗易懂。

1940年7月,贺龙同志在晋绥军区的党员训练班讲党课。讲课之前,指导员带人抬来一张旧木桌,一条木板凳,桌子上放了两个粗瓷大碗和一双布鞋。这三样东西,一下子吸引住了学员,大家不明白要干什么。贺龙笑眯眯地说：“我来讲第一课,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喽!”然后他端一个大碗问学员,里面的小米是做啥子用的,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做饭的。又问哪来的,大家回答,是老百姓的。贺老总由此生发开,讲吃小米容易,种小米难;又讲老百姓吃墨石,让部队吃小米;讲军民关系,讲群众路线;又批评了有的同志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讲得大家心服口服。大家明白了搞不好群众关系就会挨饿,打败仗的道理。说着说着,贺龙同志拿起另一个大碗,里面盛满了水,还有一条鱼。贺龙把鱼从碗里捞出来,不一会,鱼不动了。贺龙乘机问,鱼为什么不动了,回答是离开了水。贺龙总结道,军队和群众,是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军队离开群众,就不能生存。根据地的存在,人民军队的壮大,都是因为执行了党的路线,群众拥护的结果。贺龙的课讲得具有真情实感。它不仅重点突出,层次清楚,而且把一个严肃的课题讲得浅显形象,通俗易懂。如果贺龙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之情,没有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之心,不考虑学员的文化程度、理论水平、接受能力,就不可能讲出这些道理,就不可能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如此深入浅出的阐述。

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有较大的差异。有的人在讲话中过多地使用书面语,而不是口语化,也使人听了很不是滋味。比如有一个青年在演讲中描述他听到母亲被人杀害时的心情说：“我的心海荡起悲哀的浪潮,两只眼睛犹如双泉,盈满晶莹的、清澈见底的泪水,最后我的两行泪水像断线的珍珠纷纷落下。”台上讲者痛哭失声,台下却发出一阵笑声。这样的讲演自然是不成功的。其失败原因在于,他不讲究语言的实际效果,而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华美。不口语化、通俗化,而文学味太浓,遣词造句过于华丽和艰涩,必然会令人笑话。

社交语言需要用讲话者和听者双方都习惯,共同感兴趣的“大白话”来表达,这样才容易沟通感情,交流思想。若追求华丽新奇,过分雕琢,听者就会认为这是在炫耀文采,从而对你的讲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所以,使用语言正像鲁迅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否则,话说得再漂亮也不会有什么力量。

日常讲话力求明白晓畅,通俗易懂。那种用“请恕冒昧”之类的话就未免是故作“高雅”,听众未必喜欢。罗丹说：“用铅笔画些花样,用色彩涂些炫耀的焰火,或是用古怪的文字写些光彩的句子,这些空头作家,就是世界上最机巧的人,然而艺术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要自然地、相互地描绘和写作。”这句话对演说的语言使用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