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和酸性的狂暴情感上,“同情”有很大化学价值。你所遇到的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渴望得到同情,记住,给他们同情吧,他们将会爱你。

你是否想拥有一个神奇的短句,它可以阻止争执、除去不良的感觉、创造良好的意志,并能使别人注意倾听呢?下面就是这样的短句：

“我一点都不怪你有这样的感觉。要是换成我,毫无疑问,我的想法肯定会跟你一样。”

像这样的一句话,就能使脾气最坏的老顽固软化下来,而且你说这话时,可以表现出百分之百的诚意,因为如果你真是那个人,你的感觉当然会完全和他一样。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我们以亚尔·卡朋为例。假使你拥有他的那些环境和经验,你就会完全和他一样,也会得到他那样的下场。因为,就是这些事情,也只有这些事情使他变成了那样的面目。

譬如,你并不是响尾蛇的唯一原因,是你的父母并不是响尾蛇;你不去亲吻一只牛,也不认为蛇是神圣的,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你并不是出生在恒河河岸的印度家庭里。

你当前的所有,原因并不全在你,记住,那个令你觉得厌烦、心地狭窄、不可理喻的人,他那副样子,原因并不全在于他。所以,请为那个可怜的家伙难过吧,可怜他、同情他。你自己不妨默诵约翰·戈福看见一个醉酒的乞丐蹒跚地走在街上时所说的那句话：“若非上帝的恩典,我自己也会那样子的。”

记住,你所遇到的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都渴望得到同情。给他们同情吧,他们将回报给你爱。

有一次,我在电台发表演说,讨论《小妇人》的作者露易莎·梅·奥尔科特。当然,我知道她是住在麻州的康科特,并在那儿完成了她那本不朽的著作。但是,我竟然不假思索地贸然对她说,我曾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特去凭吊她的故居。如果我仅是提到一次新罕布什尔,可能还可以得到谅解。但是,老天,真该死,我竟说了两次。于是,无数的信件、电报、短函涌入了我的办公室,像一群大黄蜂似的,在我这完全没有防备的头部打着旋。多数是愤慨不平,有些人则侮辱我。一位名叫卡洛妮亚·达姆的女士,她是从小在麻州的康科特长大的,当时住在费城,她把所有冷酷的怒气全都泼洒在我的身上。我想,就算我指称艾尔科特小姐是来自新几内亚的食人族,她大概也不会比这更生气,因为她的怒气实在已经达到了极点。我一面读她的信,一边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没有让我娶到这个女人。”我真想告诉她,虽然我在地理上犯了一个错误,但她却在普通礼节上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这必定是我信上第一句要说的话。因此,我准备卷起袖子,把我真正的想法告诉她。

但是,转念一想,我还是没有那样做,我竭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明白,任何一个急躁的傻子都会这样做,而大部分的傻子也只会这么做。我应该要比傻子更高一筹。因此,我决定试着把她的敌意转变成善意。这无疑是一个挑战,一种我可以玩玩的游戏。我对自己说：“毕竟,如果我是她,我的感受也可能会跟她一样的。”于是,我决定同意她的观点。当我第二次到费城的时候,就赶忙给她打去电话,我们的谈话内容大致如下：

我：××夫人,几个礼拜前您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希望向您致谢。

她：(很有深度、有教养、有礼貌的口吻)是哪位?我很荣幸和您说话。

我：您并不认识我。我名叫戴尔·卡耐基,在几个星期前,您听过我的一篇有关露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广播演说。我犯了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竟说她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特。这是一个很笨的错误,我想为此道歉。您真好,肯花那么多时间写信指正我。

她：卡耐基先生,我写了那封信,很抱歉,我只是一时发了脾气。我必须向您道歉。

我：不!不!该道歉的应该是我,不是您!任何一个小学生都不会犯我那样的错误。在那次演说后的第二个星期日,我已在广播中道歉过了,现在,我还想亲自向您道歉。

她：我是在麻州的康科特出生的。两个世纪以来,我家族里的人都会参与麻州的重要大事,我很为我的家乡感到骄傲自豪。所以,当我听您说奥尔科特小姐是出生在新罕布什尔时,真是把我伤心死了。不过,我也很惭愧自己写了那封缺乏修养的信。

我：我敢保证,您伤心的程度一定不及我的十分之一。我的错误并没伤害到马萨诸塞州,但却使我大为伤心。像您这种身份地位及文化背景的人士,难得一次给电台人写信,如果您在我的广播中再度发现错误,希望您能再写信来进行指正。

她：您知道吗,我真的很高兴您接受了我的批评。您一定是个大好人。我乐于和您交个朋友。

由于我特意向她道歉并同意她的观点,使她也向我道歉,并同意我的观点,我很满意。因为我成功地控制了我的怒气,并且能以和善的态度来回报一个人对我的侮辱。还使她喜欢我,我因此得到了无穷无尽也更真实的乐趣。如果我当时不是这样和善,而是怒气冲冲地叫她滚到一边去,跳到斯古吉尔河去自杀,那就不知道还会闹出什么风波来了。

每个入主白宫的人,差不多天天都要遭遇棘手的为人处世的问题。塔夫脱总统自然也不例外,而他从经验中学到,在中和酸性的狂暴情感上,“同情”具有很大的化学价值。塔夫脱总统在他的《服务的道德》一书中,举了个例子,详细讲述了他是如何平息一位母亲的怒气的——那是一位既失望又有野心的母亲。

“一位住在华盛顿的夫人,”塔夫脱写道,“她的丈夫拥有一些政治影响力,她跑来见我,纠缠了我六个多礼拜,要求我任命她儿子出任一项职位。她已经得到了许多参议员及众议员的协助,并请他们一起来见我,重申对她的保证。这项职位需要具备某些技术条件,于是我根据该局局长的推荐,任命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我接到了那位母亲所写的一封来信,批评我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人,因为我拒绝使她成为一个快乐的妇人,而那对我来说,本是举手之劳。她更进一步抱怨说,她已经跟她的州代表商讨过了,将投票反对一项我特别感兴趣的行政法案,她说这正是我该得到的报应。”

“当你接到这样的一封信时,你可能会马上想,怎么能跟一个行为不当、甚至还有点无礼的人较真呢。然后你也许会写封信回复。而如果你够聪明的话,就会先把这封回信放到抽屉里去,锁它两天。像这样的信,通常要迟两天回,经过一段时间后,你再把它拿出来,就不会再打算把它寄出去了。我采取的正是这样的做法。因此,我再坐下来,尽可能心平气和地给她写信,我表现得很有礼貌,我告诉她,在这种情况下,我很明白做母亲的心,您一定十分的失望,但是,事实上,任命一个人并不只是凭我个人的喜好来决定的,我必须要负责任地选一个有相应技术资格的人,因此,我必须接受局长的举荐。我还表示,希望她的儿子能在目前的岗位上完成她对他的期望。这终于消解了她的怒气,后来,她也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对于她前次所写的那封信表示歉意。”

“但是,我送出去的那项任命案并未马上获得通过。过了几天后,我接到一封声称是她丈夫的来信,虽然,据我看起来,笔迹完全一样。信上说,由于她在这件事上过度失望,导致神经衰弱,病倒在床上,并演变成了最严重的胃癌。难道我就不能把以前那个名字撤消,改由她儿子代替,使她病情得以恢复吗?我不得不再次写信,这次是写给她丈夫的。我说,我很希望那项诊断不是正确的,我对此非常同情,他的妻子如此病重他一定很难过,但要把送出去的名字撤销是不可能的。我所任命的那个人最后终于获得了通过,在我接到那封信的两天之后,我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音乐会。最先向我致意的,正是这对夫妇,虽然这位做妻子的最近差点‘死去’。”

杰依·满古是俄克拉荷马州吐萨市一家电梯公司的业务代表。这家公司和吐萨市一家最好的旅馆签有合约,负责维修这家旅馆的电梯。为了不给旅客带来太多的不便,每次维修的时候,旅馆经理最多只允许电梯停开两小时。但是,修理至少要八个小时,而在旅馆便于停下电梯的时候,他的公司也不一定能够派出所需要的技工。

在杰依·满古先生能够为修理工作派出一位最好的技工的时候,他就给这家旅馆的经理打电话,他不去和这位经理争辩,他只说：

“瑞克,我了解你们的旅馆客人很多,你要尽量减少电梯停开的时间。我明白你很重视这点,我们会尽量配合你的要求。不过,我们检查你的电梯之后,发现如果我们现在不彻底把电梯修理好的话,电梯将会损坏得非常严重,到时候停开的时间反而会更长。我相信,您不愿意给客人带来好几天的不方便吧。”

经理不得不同意电梯停开八小时,这总比停开几天要好。由于杰依·满古表示理解这位经理要使客人愉快的愿望,他很容易地而且没有争议地赢得了经理的许可。

杰西·诺瑞丝是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钢琴教师。她讲述了她怎样处理钢琴教师和十几岁女孩子之间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贝贝蒂留着非常长的指甲,任何人要弹好钢琴,有长指甲都会造成妨碍。

杰西·诺瑞丝太太报告说：“我很清楚她的长指甲对她想学好钢琴的愿望是一大障碍。在开始给她讲课之前,我们进行了谈话。我一点都不提她的指甲问题。我不想打击她学钢琴的愿望,也知道她不想失去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并引以为傲的指甲。”

“等上完第一堂课,我觉得时机不错,就对她说：‘贝贝蒂,你有很漂亮的手和美丽的指甲。如果你要把钢琴弹得如你所能够的或你所想要的那么好,那么,要是你能把指甲修短一点,你就会惊喜地发现,把钢琴弹好真是太容易了。你认真想一下,这样做好不好?’她做了个鬼脸,表示她一定不会把指甲修短。我也把这个情形告诉了她母亲,但是也得到了否定的反应。很明显的,贝贝蒂仔细修剪过的美丽指甲,对她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第二个星期贝贝蒂来上第二堂课。出乎意料,她修短了自己的指甲。我立刻赞扬她做出的这个牺牲,也非常感谢她母亲给她的影响。她母亲告诉我说：‘哦,我什么都没有说。贝贝蒂自己决定的。这是她第一次为别人修短了她的指甲。’”

杰西·诺瑞丝太太有没有威胁贝贝蒂?她有没有说她不教留有长指甲的学生呢?没有,她没有这样做。她让贝贝蒂知道自己的指甲很美丽,要她把指甲修短是个有必要的牺牲。她只是暗示：“我很同情你——我知道决定把指甲修短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在音乐方面的收获,将使你获得更多的补偿。”

S.胡洛克可能是美国最佳的音乐经纪人。二十多年来,他一直跟艺术家有来往,像夏里亚宾、伊莎朵拉·邓肯,以及拔夫洛华这些世界闻名的艺术家。S.胡洛克告诉我,他和这些脾气暴躁的明星们接触,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同情,“同情”对他们那种荒谬的怪癖最是需要的。

他曾担任夏里亚宾的经理人三年之久——夏里亚宾是最伟大的男低音之一,曾风靡大都会歌剧院。然而,他却一直是个问题人物。他的行为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以S.胡洛克先生的特别用语来说：“他是个各方面都叫人头疼的家伙。”

比如,夏里亚宾在他演唱的那天中午,给S.胡洛克先生打电话说：“胡先生,我感觉很不舒服。我的喉咙像卡了一块生的碎牛肉饼,今晚我是不能上台演唱了。”S.胡洛克先生有没有立刻就和他争吵呢?哦,没有。他知道一个经纪人不能以这种方式对待艺术家。于是,他马上赶到夏里亚宾的旅馆,表现出十分同情的样子,非常忧伤地说：“多可怜呀,多可怜!我可怜的朋友。当然,你不能演唱,我马上就把这场演唱会取消。这只不过使你损失一两千元而已,跟你的名誉比较起来,一点都不算什么。”

这时,夏里亚宾总会叹一口气说：“也许,你下午最好再过来一趟,五点左右的样子吧,看看那会儿我的情况是否好点。”

到了下午五点,S.胡洛克先生只好又赶到他的旅馆去,仍旧是一副十分同情的姿态。他会再度坚持取消演唱,夏里亚宾只好再叹口气说：“哦,你最好待会再来看看我,那时我应该会好些了。”

好不容易到了下午七点三十分,这位伟大的男低音终于答应登台演唱了。他要求S.胡洛克先生走上大都会的舞台宣布,夏里亚宾患了重伤风,嗓子不大好。胡先生只好撒谎说,他会照办,因为他知道,这是使这位伟大的男低音走上舞台的唯一办法。

亚瑟·盖茨博士在他那本精彩的好书《教育心理学》中说：“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同情。小孩子急于展示他的伤口,甚至还把伤口故意弄大,以便得到充分的同情。大人也会为了同样的目的展示他们的伤痕,叙述他们的意外、病痛,尤其是外科手术的细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真实或想象的不幸而‘自怜’,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因此,要是你希望人们接受你的思想方式,第九条规则便是：

“对他人的想法和愿望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