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

——电影《中国合伙人》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这是微软2013财政年度(FiscalYear2013.FY13)的第三个季度(Quarter3.Q3)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给我的直接老板,微软大中华区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桑迪·古普达(SandyGupta)先生发出邮件,请求批准我卸任微软中国“战略合作总监”一职。

10分钟后,桑迪就回了邮件。

桑迪是个印度裔美国人,几个月前从微软美国总部被派到中国,被委以重任,负责微软大中华区的技术战略,并负责与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桑迪为人非常和蔼友善热情,但也异常雷厉风行,讲求超高效率。他每天的时间,都是从早上8点,以半小时为单位,安排到晚上8点,甚至12点。他的秘书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电脑上打开他的日程表,开始用电话、邮件、短信、即时消息等不断和各方协调沟通,然后用鼠标把桑迪的日程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拖来拖去。不管桑迪在何处,日程安排会瞬间更新到他的手机上。微软大中华区的最高核心层,都坐在微软大厦最高的23层,外围一圈是老板,中间一圈是秘书。这些秘书都必须有超高的管理老板时间的本领。而老板们,则必须懂得把时间当成公共资源,交给秘书管理。桑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严格按照手机上瞬息万变的日程安排,准时清空大脑、重新填装,并总能准时开始会议,然后令人惊讶地准时结束会议。

极之美探险队在北极点浮冰上

所以,桑迪这么快回邮件是我没预料到的。“我在关掉这个季度,”他说,“我今晚要尽快打给你!”

“关掉这个季度”,是上市公司每3个月一场的惨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是我加入微软后的第28场战役。

美国有个华尔街,华尔街有群“分析师”。这群分析师有个癖好,就是使劲“拍脑袋”,预估上市公司下个季度的销售额、利润等业绩指标。这种预估,学名叫“分析师预期”。广大股民非常相信这种预估,并根据上市公司是否达到了分析师的预期来评价一家上市公司的好坏。再大的公司,比如微软,如果没有做到分析师的预期,都有可能面临股价下跌。但是如果做到,并超出预期呢?分析师会一“拍大腿”：行啊,小看你们了!然后在下个季度调高业绩预期。能让分析师持续拍完脑袋再拍大腿的,就是好公司。

北极是拍摄创意照片的好地方

所以,每个季度都能做到分析师预期的业绩,尤其是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也就是财政年度末,能做到全年的预期,就是所有上市公司的梦想,或美梦,或噩梦。

创意图片：“北极的纤夫”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季度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班后(18:24)发邮件,就是因为我一定要带领我的团队先打完这场惨烈的战争,再提出告别,否则感觉自己就像是逃兵。微软的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7月1日,到第二年的6月30日。3月是第三个财政月的结尾。这个季度的业绩,关系到对下一财年的整体业绩的初步预判,所以尤为重要。这场战斗,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像是最后的大决战,不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知道输赢,一口气往前冲,绝不能松懈。办公室里,到处都是最后一个财日的警示海报;空气当中,四处都弥散着除了业绩一概免谈的紧张气氛。虽然要过几天,新加坡才能有最终的数字更新回北京,但此时此刻,我心里有种隐约的感觉,会尸横遍野,但我们可能还是再次攻下了这个季度。

很快,桑迪的电话就来了,声音有些疲惫：“润,这是为什么?太突然了,你做得这么好!”

他的疲惫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也一样。第三季度在半小时前刚刚结束,就收到我的辞职信,他显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我有些抱歉。他在北京,我在上海,不然我应该去他办公室找他面谈,也许会更好一些。我的这个职位是总部的编制,理论上也应该常驻北京。但我向当时的老板,微软大中华副总裁兼公共事业部总经理曾良请求,习惯了一个地方的生活,想留在上海。我每周出差三到五天,主要的工作地点其实是“路上”;而且我的团队分布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除了和我的老板开会,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待在北京。微软确实是一家非常人性化的公司,在这些方面非常开明,曾良居然批准了我的申请。我和曾良,以及后来的老板桑迪的见面,主要都是在全国各地。微软最高管理层会晤完客户或者合作伙伴后,我们把酒店咖啡吧当办公室,继续召开内部会议。

我很理解桑迪的担心,也是大多数老板,包括我自己在内,听到员工离职的两种担心：要加盟竞争对手公司,或者对直属老板本人的不满。

“桑迪,我不是加入另一家竞争对手公司,不是Google,不是苹果,不是IBM,”我解释说,“我和你的合作,也非常愉快,没有任何问题,而是……”我在电话里,对那头不解的桑迪说,“为了去实现个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