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哲学家帕斯卡尔·沙博(PascalChabot)把过劳称为“文明病”[54]。这显然是我们现代社会的特征。“它不仅仅是个体失调,不仅仅影响一部分对这个系统不适应,或工作太投入、不懂得控制节奏的人,”他写道。“这种失调也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过度的价值观。”

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Institutet)玛丽·亚斯伯(MarieAsberg)教授把过劳称为“耗竭漏斗”,我们过滤放弃掉一些自认为不太重要的东西[55]。“往往我们最先放弃的,正是那些最能滋养我们身心但却看似‘可有可无’的,”马克·威廉姆斯(MarkWilliams)和丹尼·彭曼(DannyPenman)在著作《正念禅修》(Mindfulness:AnEight-WeekPlanforFindingPeaceinaFranticWorld)中写道[56]。“其结果是,我们剩下的越来越多的是工作或者其他压力,往往消耗我们的资源,却对我们没有任何补给滋养——最终结果就是耗竭。”

无论作为小说家还是作为传教士,如果有人让我概括一下我想表达的一切的精髓,我会说：聆听你的生命。视其为无解之谜。不管它无聊痛苦,还是兴奋快乐,都同样去触摸、去品味、去感受以接近它那神圣而隐秘的核心所在,因为归根结底,所有时刻都是关键时刻,生命本身即是恩典。[57]

——弗雷德里克·比克纳(FrederickBuechner)

我们现在对成功的这种有害定义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毒瘾盛行。美国有超过2200万人在使用非法毒品[58],超过1200万人滥用处方止痛片[59],还有将近900万人需要处方安眠药帮助入睡[60]。而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成年人比例自1988年以来已经上升了400%[61]。

过劳、压力和抑郁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流行病。我们在2013年夏季伦敦和秋季慕尼黑的第三维研讨会(ThirdMetricConference)上都发现,重新定义成功是一种全球性的需求。在英国,自1991年以来抗抑郁药物处方量已经增长了495%[62]。在欧洲,从1995年到2009年,抗抑郁药物用量每年都增长近20%。压力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球医疗文献中。丹麦的一项研究显示,自述工作压力“太高”的女性患心脏病的风险要高出25%[63]。英国心脏基金会(BritishHeartFoundation)护士琼·戴维森(JuneDavidson)警告我们,“在工作中有承受压力的感觉,意味着紧张的员工可能会养成不健康的坏习惯,增加他们患心脏病的风险。”

在德国,40%以上的劳动者表示他们的工作在过去两年压力增大[64]。德国2011年因心理疾病损失了5900万个工作日,在15年间增加80%以上。现任德国国防部长乌尔拉苏·冯·德莱恩(UrsulavonderLeyen)在担任劳工部长时[65],曾估算过劳给该国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100亿欧元。“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一个好员工40多岁就因过劳而退休,”她说。“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再是特例。这成了一个趋势,我们必须想办法遏制。”

在中国,201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中国劳动者表示他们的压力水平比前一年有所上升(全球的平均上升水平是48%)[66]。

根据哈佛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居然有高达96%的领导者表示自己感觉精疲力竭[67]。2013年对冲基金SACCapital遭到起诉、同意接受史无前例的12亿美元罚款时[68],CEO史蒂夫·科恩(SteveCohen)就在辩词中提到,他没有看到关于内幕交易的警告,因为每天他会收到一千多封邮件[69]。这种日复一日的大量工作是要付出代价的。安东尼奥·奥尔塔-奥索里奥(AntónioHorta-Osório)担任英国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BankingGroup)CEO不到一年,就于2011年休假两个月。劳埃德董事会主席温弗里德·比肖夫爵士(SirWinfriedBischoff)责怪他“工作过度,缺少睡眠”[70]。休假归来后,奥尔塔-奥索里奥说,“事后看来,我应该把节奏放慢一些。”[71]2013年10月,巴克莱银行合规部主管赫克托·桑特(HectorSants)开始休假[72]。一个月后,因压力过重身心疲惫,他决定辞职。

“压力/应激”(stress)一词的现代含义在1936年由汉斯·谢耶(HansSelye)医生首次使用[73],指“机体对外界刺激产生的非特异性反应”,如免疫学家埃斯特·斯滕伯格(EstherSternberg)在著作《选对好地方,汲取正能量》(HealingSpaces)中写道：

古罗马人有一个含义相近的词——stringere,指“压紧”“摩擦”“触碰”,或“伤害”。这个词在14世纪被引入英语后,继续指物质环境的艰难。到19世纪,这个词在环境作用的基础上增加了机体反应的含义。之后,1934年,生理学家沃尔特·B·坎农(WalterB.Cannon)通过实验证明,动物应对此类应激源时会分泌肾上腺素。这是物质环境可以触发机体反应的最早证据。谢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证明了机体在做出应激反应时还会分泌其他多种激素,而这些激素可能对机体产生持续的实质性后果。

我们的机体内产生应激的原因是非常主观的,就好像应激一直在周围飘荡,寻找某个物体——或某个人——去附着,而且常常会附着在无关紧要或微不足道的事物上。我们只能意识到这些事情是多么无关紧要,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得我们关注,更不要说产生应激反应——直到真有大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失去亲人,患病,或出现健康危机。

对抗压力的最强大武器是我们选择想法的能力。[74]

——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

我记得在我们刚刚搬到华盛顿的时候,我全力以赴地装饰新家、给两个孩子安排新学校,回复编辑关于我刚交的新书稿的问题,还要组织一次生日晚宴。在此期间,我去乔治城(Georgetown)医院做例行体检。到医院后,我心不在焉地走着体检流程,护士给我量血压时,我心里还在默默地想着待办事项。医生进来,出去,又进来。在某一刻我意识到她讲话时非同寻常地严肃。我想她用的“肿块”一词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说肿块需要“尽快取出”。

我的处世哲学是没人告诉我坏消息之前都往好处想,这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最初在家发现那个肿块时,我以为是个不碍事的囊肿。以前也有过,没问题。但是现在医生在使用“活检”“手术”这样的词汇,还告诉我这个肿块里抽不出囊液,需要立即切除。我感觉自己开始眩晕,请求躺在检查床上听她解释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就像是穿过重重浓雾,我听医生介绍着手术后需要多久“拿到实验室结果”,以及她一般都希望她的病人能够亲自到她的办公室了解结果讨论各种对策。在那一瞬间,所有时间期限都消失了,轻重缓急开始重新排序。

手术一周后我们拿到了结果。肿块是良性的。那是漫长的一周,充满了各种“万一”的设想,这一周揭示了人生的一大真谛：大危机可以轻而易举地驱散那些前一刻看起来还至关重要的小危机。当我们突然意识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时,所有细枝末节的焦虑和执着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看到很多曾经以为的永恒都充满了无常,也看到很多曾经想当然的东西实为无价之宝。

环顾世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往往直到健康出现危机,我们才能足够重视。这一幕就发生在了谷歌中国前总裁李开复身上[75]。2013年秋季,他被确诊罹患癌症。他在新浪微博上对他的5000万粉丝说,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我曾天真地和人比赛谁的睡眠更少。我把‘拼命’作为自己的一个标签……直到现在,当我突然面临可能失去30年的生命时,我才能冷静下来反思。这种以健康为代价的坚持,不一定是对的。”他的新计划是：“增加睡眠,调整饮食,重新开始锻炼。”

每一天,这个世界都会抓着你的手喊,“这个重要!这个也重要!这个也重要!你需要考虑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而每一天,你都有权把手抽回来放在胸前说,“不。这才是真正重要的。”[76]

——伊恩·托马斯(IainThom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