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洛杉矶时,发现自己很多最棒的创意都是在徒步时想出来的。只要可能,我跟朋友们和《赫芬顿邮报》的编辑们都会安排徒步来代替坐在会议室里开会。

硅谷高管尼洛佛·麦钱特(NiloferMerchant)把这称为“边走边谈”法[272]。如果你必须跟某人面对面交谈,为什么不边走边谈呢?“我喜欢的一点是,当你们肩并肩地走在一起的时候,是真正在共同面对你们遇到的问题,”她说。“我喜欢人们在边走边谈时不能查阅邮件或推特的状态。你对周遭发生的事情处于觉知状态,你的感觉变得敏锐,你还能得到办公室会议很难给你的那种快乐。”

有多少次,你在了无生气的会议室里,心不在焉地听着没完没了的幻灯片演讲时,能感受到快乐?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双腿,总有一方会去游荡。坐着不动,我们的思绪就想蔓延开去。站起来走一走,我们的思想就会放慢脚步更加专注。

我最喜欢的一个短语是“致知在躬行(SolviturAmbulando)”[273]——“行走解决问题”。这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Diogenes)在被人问到运动是否真实时所做的回应。作为回答,他站起身行走。我们发现,行走是很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我们这种超负荷工作直至精疲力竭的文化中,如何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智慧,和我们的好奇心?致知在躬行。

《赫芬顿邮报》的很多策划工作都是在徒步中完成的。我们的第一位投资者劳丽·戴维(LaurieDavid)就是在徒步中听了我的创意之后决定投资的。我们的创始艺术编辑金伯莉·布鲁克斯也是在一次徒步中向我介绍艺术版的创意。步行对于我生孩子也非常重要。医生确实发现,让女人生产前在床上躺若干小时,对婴儿通过产道非常不利[274]。虽然我被安排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生产,但我产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助产士在附近我们入住的酒店院子里走来走去。有个奇怪的巧合,就是当天那家酒店刚好宣布被新的日本投资者收购。我沿着院子、香草花园、穿过草坪回到大堂这个路线绕着圈,一路有游客、日本摄影师、几家当地电视台工作人员报以难以置信的注视,夹杂着我偶尔因强烈阵痛发出的喘息,加上助产士充满自信的鼓励。

等助产士预计我离生产不到一小时的时候,我们鱼贯上车——此时我母亲和妹妹已经跟我们会合了——直奔医院。30分钟后,克里斯蒂娜就出生了。

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有什么烦心事,行走往往能带来解决方案。我在希腊长大时,最喜欢的一首诗就是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ConstantineCavafy)的《伊萨卡》(Ithaka)[275]。我和妹妹阿加皮很小的时候就背熟了这首诗,尽管很久以后我们才真正明白它的含义。开头是这样的：

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

希望你旅途长远,

充满冒险,充满发现。

经过这些年,我开始认识到,充满冒险、充满发现的旅程不一定要涉及飞机、汽车、护照。旅行的好处仅靠行走就可以获得。现在我住在曼哈顿,更是全靠行走,去什么地方靠走,跟朋友们见面也是靠走,行走替代了早餐会、午餐会。

历史上有很多人讨论过行走的好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称行走的目的是清空大脑[276]。“行走的目的是让大脑放松,”他写道,“因此你在走路时不应让自己思考,而是要让周遭的事物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于海明威来说,行走是一种思考问题理清思路的方式[277]。“我完成工作后,或是要想清楚什么问题时,就会去码头上散步,”他在《流动的盛宴》(AMoveableFeast)中写道。“在我走路和做事情的时候,或是看着别人做他们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思考会变得更加容易。”尼采更进一步,宣称“只有行走中得来的思想才有价值”[278]!对于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来说,行走并不单单是达到某个目的的途径,它本身就是目的：“我所说的行走跟锻炼身体不同……它本身就是一天的事业和冒险。”[279]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行走和其他形式的健身有益于心理健康[280]。“我们已经清楚,尤其对于轻度到中度抑郁症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干预,”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MethodistUniversity)心理学家贾斯珀·斯米茨(JasperSmits)说。研究结果非常清晰,斯米茨和一位同事还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写了一本指导手册,建议如何为病人开健身处方。而且,令人惊喜的是,在这个处方里没有整页罗列危险的副作用。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ofEssex)的研究人员经过一系列研究发现,94%参加了行走、跑步、骑车、园艺等运动的被测试者心理健康得到了改善[281]。

心理学家劳雷尔·利珀特·福克斯(LaurelLippertFox)进一步运用这一观点,跟她的病人边散步边进行心理治疗[282]。她说,“这比坐在埃姆斯椅里要有活力多了。”

走路能用于对抗抑郁,这可不是件小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有超过3.5亿人患有抑郁症[283]。

研究还发现[284],只要到户外去,到大自然中去,就会有类似的受益,这“对城市规划和室内建筑设计都很有意义”,罗切斯特大学医疗中心的理查德·莱恩(RichardRyan)说。他的一项合作研究表明,多接触自然环境可以让我们更慷慨,更合群[285]。另一项荷兰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住在离公园或树林一公里范围内的人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较低[286]。但即使你不住在翠绿的草木之间,也总可以常去散步。

“现在医疗成本越来越高,我们应该从预防医学的角度考虑一下绿色空间,”得克萨斯州农工医学院(TexasA&MCollegeofMedicine)凯瑟琳·科特尔拉博士(Dr.KathrynKotrla)说[287]。“这非常清晰地表明,我们西方对于身心二元性的理念是完全错误的。研究说明,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我们健康的时候,意味着身心都健康。”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行走对我们有多少好处,久坐就有多少坏处。根据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从事久坐职业的人比从事站立工作的人更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288]。这并不是一项新发现。20世纪50年代对于相似行业的研究表明,伦敦公交巴士司机比售票员患心血管疾病的机会更高,政府职员比邮递员的机会更高[289]。

站起来多活动多走路不仅对身体有好处。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周以自己的自然配速走路三次、每次40分钟,可以对抗衰老,提高大脑的连通和认知表现[290]。因此,行走提高的不仅是沉静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我们专注完成任务的思维也会得到改善。也许除了走动会议,我们还应该考虑创建走动教室。

在亨利·戴维·梭罗的年代,虽然没有科学支持,他却对行走的好处坚信不疑[291]。“依我看,双腿一开始移动,思想就开始奔涌,”他写道。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Solnit)在著作《浪游之歌》(Wanderlust)中提到了走路这种行为与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之间的联系[292]。“行走和制造、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特质,就是让身心都投入世界,”她写道,“经由身体了解世界,也经由世界了解身体。”

这涉及日本美学,包括传统茶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Ma,可以大概翻译成“核心空间”,或“间隔”,或“物体之间的空白”,以及创造和全心体验这种空间的重要性[293]。因此,我们无论只是散步,并不想去什么特别的地方,还是在走向一个目的地,连接两地的行走,之间的间隔,都可能非常重要,它实际上可能正是意义所在。

只有这个点,这个静止点,

这里原不会有舞蹈,

但这里有的只是舞蹈。[294]

——T.S.艾略特

“空间是物质,”美术设计师艾伦·弗莱彻(AlanFletcher)这样说[295]。“塞尚为空间绘画和造型。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雕塑“给空间减脂”。马拉美(Mallarmé)用留白和文字一起创作诗歌。拉尔夫·理查德森(RalphRichardson)主张表演的精髓在于停顿……伊萨克·斯特恩(IssacStern)形容音乐就是‘每个音符之间的那一点空白——安静塑造了音乐之形’。”

行走是我们经过世界的一种方式,语言和写作是我们对这一经历的表达方式。“文字刻画篇章,恰如行走刻画空间,”英国作家杰夫·尼科尔森(GeoffNicholson)写道[296]。“写作是一种把世界拥为己有的方式,而……行走是另一种。”

要充分体验周遭的世界,我们首先必须把自己从各种干扰中解放出来。即使是专注力极强的梭罗也要很努力才能停驻于当下：“我突然警醒,虽然我的身体已经在树林中走了一英里,但我的精神却没有跟上来。下午散步时,我会……忘掉上午的工作和对社会的义务。但有时摆脱村庄并不容易。我脑中会想着一些工作的事情,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失去了理性……如果我想着树林外的事情,那我到树林里面来做什么呢?”[297]

“摆脱村庄”——完美表达了人类共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需求。自梭罗的时代以来,村庄的规模呈指数增长,更多地侵入人们的生活,看似更加亲密——向我们呈现出人际关系的表象,却没有带来这种关系的真正益处。科技使我们越发难以摆脱村庄。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离开村庄不再像站起来走开那么容易。日积月累,我们甚至不再试图摆脱村庄。我们降服于充满各种诱惑的一生,过着梭罗所说的失去理性的生活。

我们走在城市中,用智能手机发着信息讲着话听着音乐,与周围的人和我们自己分离开来。记者韦恩·柯蒂斯(WayneCurtis)把这些“超连通”人士称为“数码活死人,行尸走肉一般,眼睛盯在手里的一块小屏幕上。”[298]他援引了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一个十字路口所做的研究[299]。该研究发现,每三个行人中就有一个在过街时注意力不集中,而且绝大多数案例是在用手机听音乐或输入信息或打电话。可想而知,那些在输入信息的人过街的时间延长了几乎20%。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手机上输入信息导致被测试者到达计划中目的地的时间慢了33%[300]。

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奥利弗·伯克曼(OliverBurkeman)曾写下这样的文字[301],“智能手机无处不在当然已经有些年了,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似乎发生了社会规范的转变。对于很多人来说,人行道上不成文的规则现在包括了这一条：如果我在手机上看的东西对我来说足够有趣,那给我让路就完全是你的责任,就好像我很脆弱,或是三岁小孩,或是盲人。或者是路灯柱。”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习惯。2013年12月,墨尔本的一位游客在手机上查脸谱网(Facebook)时不慎失足从码头跌入海中[302]。她被救上来时手里还抓着手机。她是个幸运儿。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2010年有1500名行人由于使用手机或其他移动电子设备而遭遇事故进了急诊室[303]。

为了减少科技对我们生活的干扰,我们需要尽可能寻求帮助。有些人能够自主控制电子设备,该开就开该关就关,能够定时戒掉坏习惯,或是科学安排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强的意志力。行走——不带电子设备,或是把它们关掉——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想,行走对于心理健康的最大益处,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不是什么,”伯克曼写道[304]。“当你走出去时,就停下正在做的事情,而停止刻意的追求往往就是成功的关键。”

强迫我们的大脑在一个新环境中运行,可以让我们更加全心地投入。《艾客：用非同凡响的思维改造世界》(Iconoclast:ANeuroscientistRevealsHowtoThinkDifferently)的作者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Berns)写道,我们的大脑“从其他人和新环境中获得新的洞见——任何环境都可以,只要能让大脑难以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305]

所以,请求大家,走起来吧。行走使我们更加健康,它会提高我们从创造力到规划安排等各方面的认知表现,也会帮助我们与环境、与自我、与周围的人重新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