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赫芬顿邮报》德国版上线之后的那个早晨,我乘车从慕尼黑市中心去机场。外面下着雨,一切都散发出一种美丽的、近乎魔幻的光芒。所有的建筑和树木都包裹在神奇的气氛中。然而,等我到了机场,发现跟我说话的每一个人都在抱怨这场雨。我们经历的是同样的天气,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
惊奇不只是我们视觉的产物——不只是看到某个事物多么美丽或神秘或特别或不可理解的结果。它也同样是我们的思想状态、我们的存在、我们看世界的角度的产物。在另一个时间,另一座城市(也许甚至是在大部分时间的大部分城市),也许我也会讨厌那雨。然而此时此刻,在这个特定的城市,我脑中出现的却是艾伯特·赫夫斯蒂克勒(AlbertHuffstickler)的一首诗[464](我知道他的名字听起来像德国人,但他是得克萨斯人):
我们忘了自己
大部分是水
直到雨落下来
我们身体的
每一个原子
都有了回家的感觉。
每天的生活中,有无数的事情都可以唤醒我们儿时那几乎无时不在的好奇心。但有时我们需要不同的眼睛才能看到它们。它们就在那里,但我们是否在那里?
在我的女儿们才几岁大的时候,我记得在某个加利福尼亚的清朗夜晚,星星近得像是触手可及。我们躺在后院的草地上,克里斯蒂娜和伊莎贝拉一左一右躺在我的臂弯里,看着宇宙的变化。伊莎贝拉伸出她的小手,试图从天上摘下一颗星星,而克里斯蒂娜一如既往地问着问题:“妈咪,它为什么会动?”
她的问题和时间本身一样古老。当人类开始好奇事物背后隐藏的原理时,就开始了科学发现之旅。我们引以为豪的科学时代正是植根于好奇心。“人类之所以首先开始研究哲学,”亚里士多德写道[465],“和今天一样,是受了好奇心的指引。”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ClerkMaxwell)最早的记忆就是“躺在草地上,看着太阳,充满好奇”。[466]
这种好奇心被平凡无奇的事物激发时往往更加强烈,例如孩子们的脸,一场雨,一朵花,一片贝壳。如华特·惠特曼(WaltWhitman)所说,“归根结底,任何特别的自然景观——阿尔卑斯,尼加拉瓜,优胜美地或任何地方——其壮观或美丽都难以超越平平常常的日升日落、大地天空,普普通通的一草一木。”[467]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生好时节。
——无门[468]
我们这个世俗时代有一个根本性的致命错误,让我们把有组织的宗教和灵性的真相混为一谈。这导致千百万人因为抗拒前者而否认后者。了解自我的冲动——这是灵性探索的关键组成部分——与生俱来,跟追求生存、性和权力的本能别无二致。
如歌德所说,“此生对我们的灵魂太过短暂。”[469]日常生活琐事永远无法满足我们最深的需求。“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哲学教授杰西·普林茨(JessePrinz)写道[470],“我颇花了些时间才意识到我是一个有灵性的人。”很多人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是因为他们对有组织的宗教及其对上帝的描绘(尤其是天上出现一个大胡子人物的情景)感到不舒服,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在生活中有敬畏和惊奇的体验——那种让他们在路上驻足,带他们到隐秘的世界一窥人生无尽奥秘的体验。
爱因斯坦把好奇心视为人生的前提。他说如果谁缺乏好奇的能力[471],“谁无法感动,不能冥思或了解灵魂着迷时的颤抖,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因为他已经闭上了观察生命的眼睛。”古往今来,伟大的科学家们——那些被亚瑟·克斯特勒(ArthurKoestler)称为“在永恒之门的钥匙孔上窥探的汤姆们”[472]的人——都拥有这种孩童般的好奇心。
我完全理解多年以来驱使人们探索外太空的好奇心,但我个人总是更着迷于对内心空间的探索。当然,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宇航员们在俯视地球的时候,常常报告有独特的体验,这种现象被称为总观效应(overvieweffect)。第六位登上月球的埃德加·米切尔(EdgarMitchell)是这样描述的[473],“我吃惊地意识到,宇宙的性状跟我曾经学过的不同……我不仅是看到了这种联系,我感觉到了它……我沉浸在那种身心向宇宙深处伸展的感觉中。我发现自己的大脑产生了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回应,试图重新组织和定义我有幸看到的这些神奇而令人敬畏的过程的信息。”
航行到月球去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们不能跨越横亘在我们和自我之间的深渊?这是一切探索之旅中最重要的,没有它,其余的不但无用,反而是灾祸。[474]
——托马斯·默顿
特斯拉汽车和SpaceX空间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Musk)打算移民火星[475],他也表达了另一个人类久已拥有的渴望:“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努力扩大人类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以便更好地理解应该提出什么问题。事实上,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努力提高全人类的集体智慧。”但是,如果没有个人智慧,集体智慧就无从谈起。多少个世纪以来,灵性导师、诗人和歌曲作者用各种方式告诉我们,无条件地爱是人类奥秘的核心,是从我们神圣的内心世界通向狂乱的外部世界的唯一桥梁。或者,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在他的著作《启示》(TheSirensofTitan)中所说[476],“无论谁是主宰,人生的一大目的都是爱身边所有的人。”
而现在,我们已经有实证数据可以支持那些歌曲和神圣的文字告诉我们的东西。哈佛的格兰特研究(GrantStudy)从1938年开始追踪268位哈佛本科生的生活,如负责人乔治·瓦利恩特(GeorgeVaillant)教授所说[477],“格兰特研究历经75年耗资两千万美元,结论只有5个字:‘幸福就是爱。’”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Hughes)并没有花75年和两千万美元,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478]:“人们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自己活得不够勇敢,没有投入足够的真心,没有尽情去爱。其他的根本无关紧要。”
自然与艺术是体验好奇心的最肥沃的土壤。散文家、哲学家阿兰·德波顿(AlaindeBotton)把艺术称为“灵魂的药剂师”[479]。“艺术,”他写道,“在经济文化领域享有太高的声望,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一直存在的困惑:艺术到底为何存在。”他在评论伦敦国家画廊最受欢迎的作品、克劳德·莫奈(ClaudeMonet)的《睡莲池塘》(TheWater-LilyPond)时写道,有些人担心“对这种艺术的喜爱是一种幻想:喜爱美丽花园的人可能会忘记真实的人生——战争、疾病、政治错误、道德沦丧。”但是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此:“真正的危险是我们会陷入抑郁和绝望,是我们会对整个人类丧失希望。这种意志消沉正是艺术尤其擅长改变的。春天的花儿,湛蓝的天空,孩子们在海滩上奔跑……这些是希望的视觉象征。”
博物馆和画廊中有我们这个世界日渐稀少的东西:与我们的超连通生活断开、体验好奇感的机会。我们去博物馆,与永恒的、难以言喻的、无法量化的对象亲密交谈。在我们被科技包围的生活中,这种体验尤是物以稀为贵。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IndianapolisMuseumofArt)CEO马克斯韦尔·安德森(MaxwellAnderson)认为[480],一个博物馆的使命,是让参观者产生“共鸣和惊叹……一种无形的喜悦——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或是如我的同胞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净化”(catharsis)[481]。
“每个时代都要重新实现自己的‘灵性’项目,”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在《静默的美学》(TheAestheticsofSilence)中写道[482]。而博物馆为这种重新实现提供了途径。有时候,重新实现当然意味着回归到已经存在的事物上。如今难上加难的是,我们沉迷于在尚未体验那些之前就先给一切拍照——给照片拍照,或是给看照片的人拍照[483]。
《群体性孤独》(AloneTogether)的作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SherryTurkle)描写了不断为我们的生活存档——即拍照的代价[484]。这些干扰,她写道,“让我们难以深入地跟自我和跟他人严肃地对话,因为从情感上,我们时刻准备着分心。”我们这样沉迷于为我们的经历存档,实际上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这些经历。不过特克尔是乐观的,她认为受此影响最为严重的一代也将是反抗的一代。她忆起一个14岁男孩对她说的话,“人们难道不知道吗,有时候你只需看看车窗外,就能看到世界是那么美好。你能想象吗,人们居然不知道。”
我的小女儿伊莎贝拉也曾经历了同样的感受。当时她是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有一项作业是在一个博物馆的一幅画作前停留两个小时并写下她的体验。她说这个作业让她“既兴奋又不安:不安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未真正看过一幅画,兴奋是因为我终于要看了。”她决定去看伦敦国家画廊的J.M.W.透纳(J.M.W.Turner)的《无畏号战舰》(TheFightingTemeraire),据她描述,看这幅画两个小时“就像长跑一样。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看一幅画两个小时要求你激励自己突破舒适区。但非常有趣的是,结束的时候,我获得了跟跑者愉悦感类似的感受。我感觉自己体验到了某种神奇的东西,就像是在那幅艺术品和我之间连接了一条纽带。”她获得了一种在Instagram[*******]或推特上无法获得的体验。
在她看着《无畏号战舰》一个小时之后,一个保安走过来问她在干什么。“我发现这很有趣,因为我在干的事情就是看着那幅画。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人站在一幅画前看很长时间都成了件可疑的事情。”
全力关注任何事——或任何人——正是我们这个超连通的世界中越来越稀缺的,我们有太多刺激争夺着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多任务处理才是王道。
在博物馆里,我们会感到神秘、神奇、惊喜和忘我——7天24小时连通的电子文化让这些重要情感严重受损,使我们更容易回避内省和反思。我们周遭的世界,或至少是我们自己选择来围绕我们的各种工具向我们展示的世界,让我们遇到的惊喜越来越少。我们活在社交媒体上,那些网站越来越复杂的运算规则了解我们的喜好,也就不断投我们所好,美其名曰“个性化”,但其实往往只适合真实的我们的一小部分。它们了解我们喜欢的,但是不了解我们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或是我们需要的。它们不了解我们的可能性,更不了解我们有多少可能性。
在他的著作《浅薄》(TheShallows:WhattheInternetIsDoingtoOurBrains)[485]中,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Carr)写道,“要有时间进行高效的数据收集,也要有时间进行低效的静观,要有时间操作机器,也要有时间在花园中闲坐。”世界上的花园所剩不多了。正因如此,博物馆需要对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慎之又慎,别让深刻的艺术体验沦为用更多应用程序提供更多信息。那样就太可笑了,就像去教堂的体验沦为在推特上发信息:“在教堂,牧师刚刚提到了面包和鱼。谁能推荐个寿司一会儿去吃?”或者是用iPad飞快地查出《山上宝训》(SermonontheMount)发生在加利利海(SeaofGalilee)附近,点开一个链接后,我发现它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我必须发条推特!或者还有更好的主意,我可以想象如果两千年前就有社交媒体,这条信息该是什么样子。“刚到耶稣蒙难地客西马尼(Gethsemane)。花园不错。谁想来见一面吗?”
当然,社交媒体在博物馆和在生活中一样,都有用武之地。它们可以让更广大的受众受益,让即将来参观的人了解动态,可以延伸博物馆的参观体验,让用户在离开博物馆后还能继续这种美学体验,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分享。只是当我们把社交媒体从幕后搬到台前时,才会破坏我们的审美体验。
全世界的博物馆都在积极利用新媒体技术。洛杉矶县立艺术博物馆(LosAngelesCountyMuseumofArt)开设了博客“Unframed”[486],博物馆的管理者和参观者都可以发言。该馆还开设了史无前例的电子阅读室[487],能看到重磅绝版作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TheMuseumofModernArtinNewYork,MoMA)为教师开设了网上课程[488],名为“课堂上的博物馆教学方法”(MuseumTeachingStrategiesforYourClassroom),有超过17000人注册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开办了ArtBabble.org网站[489],陈列艺术类视频。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沃克艺术中心(WalkerArtCenter)[490]网站有沃克频道(WalkerChannel),实时播出博物馆的活动。伦敦的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Modern)[491]有Tate引导的现代艺术期“TateGuidetoModernArtTerms”、口袋艺术画廊“PocketArtGallery”等多种iPhone应用程序,用户可以策划和分享自己的虚拟画廊。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开设了博物馆工作室(Rijksstudio)[492],让爱好者与125000件藏品密切互动,可以分享图片,订购印刷品,材质从铝到树脂玻璃应有尽有,还可以下载高清晰度照片用于任何用途——文身、家具装饰都可以。博物馆甚至还举办了一场比赛,鼓励人们“重新搭配、重新利用、重新创造这些名作”,颁发最佳设计奖,获奖作品还有机会在博物馆的商店中出售。
但是,如果博物馆忘记了自己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对每一个新的科技热点都趋之若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太多错误的联结实际上会切断我们和审美体验间的联结。
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是:一项技术是加深这种体验,还是减弱?显然,二者均有可能。利用新的媒体工具获得更多受众,提供平台让人们更多地接触艺术,这些都很好。但我们不该忘记,虽然科技不断改变,但我们经由伟大的艺术超越自我的需求永远都不会改变。
在内心笃定时,遇见每一物,无论多么平凡,都可以成为超越的机会。但如果我们在博物馆或是展览中不能全神贯注于更深层次的体验,又有多大机会可以全神贯注于一片云、一棵树或是一个陶土罐?
在这陶罐中有峡谷有松山,
有峡谷和松山的创造者!
有七大洋,有亿万星辰。[493]
——迦比尔(Kabir)
当然,视觉艺术只是艺术的一种形式。音乐、雕塑、摄影、电影、建筑、文学、戏剧、诗歌、舞蹈——每一种都能点燃更深层的真理,唤醒我们内心沉睡的好奇心。甚至古代的修辞艺术都能穿过日常琐事,点亮我们关于自己是谁的记忆。当柏拉图《申辩篇》(Apology)中苏格拉底最后一次对自己的指控者们说[494]——“我们离开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或当约翰·F·肯尼迪站在离柏林墙不远的地方,代表所有珍视自由的人宣告,“我是一个柏林人(IchbineinBerliner)”;或当马丁·路德·金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呐喊,“我有一个梦想”,我们灵魂深处的某个地方被触动了,那种感觉超越了文字,超越了时间。
音乐一直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我二十多岁住在伦敦时,做了《四海为家》(Cosmopolitan)的古典音乐评论人,因为那样我就可以听到免费的唱片(是的,黑胶唱片——我知道我已经老了)。我会听很长时间。真的,我的第二本书就是听着海顿的106首交响曲写出来的。然后我爱上了一个男人,对他来说,漫游欧洲参加一个又一个音乐节的日子就是天堂。
我把数不清的时间花在音乐会上,常常闭目凝神,之后我发现,无论演奏质量如何,音乐都能让我激动不已。我记得有一次在伦敦考文特花园(CoventGarden)听一位客座指挥家指挥的《费加罗的婚礼》(TheMarriageofFigaro)。我跟一群朋友坐在一起,其中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英国指挥家。演出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意识到这会是一次痛苦的体验——对我们的指挥家朋友来说尤为如此。虽然弦乐部专心跟着客座指挥家陌生的节奏,但贝斯没有。独奏者们自顾自地演奏着,往往会带跑合唱团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总是带不走全部。演出终于结束了。我们的指挥家朋友第一个站起来,大声地长时间地鼓掌,而且表现出的显然是真诚的赞赏。在他鼓掌的时候,坐在他后面的一位普通观众俯身过来抱怨道,“多么糟糕的演出啊!”我们的朋友一边更加热烈地鼓掌,一边转过头去说,“多么伟大的作品啊!”
人生就像一部交响乐或是歌剧。如哲学家艾伦·沃茨(AlanWatts)所说[495]:“没有人认为一部交响乐的质量该越来越好,或演奏交响乐的目的是完成演奏。音乐的意义在于演奏它和聆听它的每一刻。我感觉我们的人生也大抵如此,如果我们过度沉浸于改善生活,可能会完全忘记体验生活。”
有时在最简单的流行歌曲里也有伟大的哲学思想。我在剑桥时,喜欢上了甲壳虫乐队的经典歌曲《顺其自然》(LetItBe)的歌词[496]——这是保罗·麦卡特尼(PaulMcCartney)和约翰·列侬(JohnLennon)写的一首关于接纳的颂歌,它简直像是出自马可·奥勒留之手:
WhenIfindmyselfintimesoftrouble/(当我发现自己深陷困境)
MotherMarycomestome/(圣母玛利亚来到我身边)
Speakingwordsofwisdom,letitbe/(诉说着智慧的话语,顺其自然)
很多流行歌曲中都有悲伤,很多伟大的艺术也充满黑暗,无论是莎士比亚的《暴风雨》(Tempest)还是莫扎特的《魔笛》(MagicFlute),但最终爱会战胜一切。存在混乱与丑陋,但从中会生发出新的和谐秩序和美丽;存在恶,但会被善替代。
生活在暴力和贫困中的孩子画的画往往充满黑暗。我记得一个洛杉矶中南部的孩子画过这样一幅画。画中的黑暗并不少,但是那个孩子透过那黑暗显然看到了什么,而且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同样,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的孩子们写的诗和充满想象力的蝴蝶画作不但没有减少恐惧,在那样的背景下反而让人觉得更加恐怖[497]。
除了音乐和视觉艺术,另一种能直达我们内心深处的艺术形式是讲故事。人类天生是叙事的高手;可能只有我们这种生物把自己的生命视为一个长篇故事的一部分。虽然物理学家告诉我们时间的存在形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但我们仍然是时间生物。而时间天然会创造故事。事情开始又结束。它们如何结束就成了故事。或者,是它们开始和结束之间发生的成了故事。
荣格把叙述故事的通用语言叫作“原型”(Archetypes)[498]。他把它们描述为“古老的河床,我们的精神河流自然沿着它流淌”。我们的意识通过这些故事与原型相连。故事远不止是娱乐或调剂,而是关于人生目的的通行语言。那个目的就是自我实现——把第三维度融入我们的生活。克里斯托弗·布克(ChristopherBooker)把故事分为7种类型[499]:降妖除魔(OvercomingtheMonster),白手起家(RagstoRiches),探索(TheQuest),远航归来(VoyageandReturn),喜剧(Comedy),悲剧(Tragedy),以及重生(Rebirth)。不过虽然有7种构思,但它们或多或少是关于同一件事:主角的自我蜕变以及他或她历经挑战、考验和歧途最终抵达智慧之地。跟我们自己的人生一样,故事的外在形式必须契合主角的内心历程。如果我们与内在的本我失联,只认同自我(Ego),就迷失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只剩下我们试图用更多金钱、更多性、更多权力、更多名望填补的空虚。如我们在所有现代文学中所见到的,当自我背离本我,结局总是挫折与毁灭——无论是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的《白鲸》还是司汤达的《红与黑》,都是如此。
我们可以利用故事的力量和我们对它的原始需求重新定义自己的叙事。我们都身在旅途,在远航,在完成降妖除魔、解救公主、重返家园的任务。但往往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些传统的成功的概念告诉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东西——把我们带进死胡同,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生命的意义。正念帮助我们对自己的故事有更清醒的觉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