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在神学中,死亡总是意味着蜕变和重生。
无论我们拥有多么美好圆满的人生,无论我们多么成功地用幸福、智慧、奇迹和给予充实我们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走向终结。无论我们相信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灵魂是否永生,我们是否会上天堂或下地狱,我们是转世还是重新融入宇宙的能量或只是彻底不再存在,无论怎样,我们的肉体存在和我们所知的生命将会终结。无论死亡是个终点或只是向其他方向的转变,它都肯定是个停顿。它也许不是整本书的结局,但肯定是一章的结尾。就像洋葱头网站(TheOnion)的大标题所说的：“世界死亡率保持100%不变。”[525]
在当今这个高度两极分化的年代,媒体把那么多墨水(或是像素)用于彰显我们是多么分化、多么失联,而死亡是我们所有人完全同等拥有的东西。它是终极均衡器。然而我们对它却探讨得那么少。在一个毫无灵魂的机场候机厅,我们可以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因为共同经历了10分钟的延误就熟络起来,我们可以因为对方也喜欢看《广告狂人》就谈上恋爱,但是我们却很少因为死亡这个共同点而发展一段关系。
当然在西方,我们一般对死亡都避而不谈。我们把它扫到地毯底下,离死亡越近,我们把它埋得越深,我们绝望地把各种仪器插管警报栏杆塞到自己和那个即将跨越死亡线的人之间。医疗仪器使病人看上去不那么像人了,因此他或她的命运就跟我们这些幸运地活着的人不那么相关了。它让我们不去想它,无限期地延迟它,就像我们待办事项中永远不会去做的事情,比如更改我们的无线寻呼套餐或是清理衣橱。理性上我们知道我们最终会抵达它——或是突然撞上它。但是我们以为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需要处理它。思考死亡就像是在现有的热水器坏掉以前买台新的。为什么要现在做呢?有什么区别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有很多好处。事实上,也许没有任何事情能比死亡教我们更多关于生命的东西。如果我们想重新定义什么叫作成功的医生,就需要把死亡的必然性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死”就没有“生”。死亡是生命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正因我们的生命有限,时间才显得宝贵。我们可以把生命用于狂热地积累金钱和权力,作为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的非理性、潜意识的对冲。但是金钱和权力不会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是的,你可以把遗产留给你的孩子,但你同样可以留下共同的充实的生活体验、充满智慧和神奇的力量。要真正重新定义成功,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与死亡的关系。
我清晰地记得在怀孕期间所做的一切准备：无痛分娩课,呼吸练习,无数的阅读学习。多奇怪啊,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花这么多时间学习如何把生命带到这个世界,却没有一分钟用来学习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文化如何为感恩、优雅地离开生命做准备?
真的,我们迷恋用社交媒体记录我们的经历,就好像把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拍下来就会让我们的生命不那么短暂。事实上,虽然我们的肉体自我离开后,残留的虚拟自我可能还会存在,但它们同样是转瞬即逝的。
我记得在伦敦一次晚餐,当时度假“流行”去尼罗河看埃及寺庙。坐在我旁边的男人刚刚结束这样一个假期归来。“拉美西斯(Ramses)整个一生都在准备死亡,”他用怀疑的语气告诉我。环顾整个房间,我想这当然比我们的选择更明智：我们整个一生都在拼命假装死亡永远不会到来。“也许他们是意识到了什么,”我说。“在我看来,不考虑死亡的人生是不得要领的。”“死亡让我无聊,”他轻蔑地说,引来一阵赞许。“在中欧,他们有专门干这个的咖啡馆——喝着奥地利咖啡,赤裸着灵魂,探讨死亡与来世。这样的告白太有损尊严了。我可不想对自己了解更多。”四周响起了如释重负的笑声,我们完美的女主人不失时机地转换了话题。
然而,现在要转换话题越来越难了,越来越难相信那皇帝的新装真的很美,因为我们为成功生活的定义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昂,越来越痛苦。
20世纪80年代,我写了一部巴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的传记。在毕加索年事渐高,死亡步步逼近的时候,回避死亡成了他的主要动力。我在为这部传记做研究时,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去理解他那种抗拒死亡的冲动。对他来说,也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雪上加霜的,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会死去[526]。对毕加索来说,他的漫长生命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人在1963年去世：画家乔治·布拉克(GeorgesBraque)死于8月,作家让·谷克多(JeanCocteau)死于10月。他埋头继续工作。如果工作不能战胜死亡,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孩子们并没有给他生命得到延续的感觉,而只是无情地提醒他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527]。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告诉自己的儿子克劳德(Claude),“我老了而你还年轻。我真希望你死了。”在他的作品中,他把自己闪耀的才华投入了人性的黑暗与邪恶;而在他的人生中,他被同样的黑暗所击败。
古往今来,死亡是所有宗教和哲学的核心命题,这是有其原因的。“正确修习哲学的人唯一的目的,”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说[528],“就是修习死亡。”既然我们的肉体“塞给我们需求、欲望、恐惧,各种假象和太多废话,”只有当死亡让我们的灵魂从肉体中解脱时,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就是“死亡的训练”。
从古罗马时代起,我们就有了这个短语“mementomori”[529]——谨记死亡,缩写为MM——刻在很多雕像和树木上。传说这个短语始于古罗马一次战争胜利后的游行,胜利的指挥官让一个奴隶大喊,“记住你终有一死。”另一位罗马人米开朗基罗曾说过：“我脑中没有什么思想是未经死亡之凿雕刻过的。”[530]
在犹太教中,服丧分为四个阶段[531]：三日深刻哀悼;七日服丧期(Shiva),客人来拜望死者的亲属;三十日服丧期(shloshim),死者的亲人逐渐与社会恢复接触;然后是一年服丧期(shneimasarchodesh),期间各种纪念仪式继续进行。基督教当然就是在耶稣经历了最重要的人类仪式——死亡——复活的基础上诞生的。
佛教讲求无我,因此死亡只是重生为另一种生命表现形式和宇宙能量[532]。在西方,我们回避谈论死亡,使它几乎成了禁忌的话题,从而远离了死亡能给予我们的教诲。艾拉·拜奥克博士(Dr.IraByock)在其著作《向死而生》(DyingWell:TheProspectforGrowthattheEndofLife)中写道[533],“我们的社会把最高的赞许都留给了青春、活力和自控,并赋予它们尊严,而失去它们即被认为是没有尊严。疾病或年长的身体表现被视为丢脸,身体的老化不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生命规律,反而令人难堪。”
由于我们非常有效地把死亡的话题排除在了家庭和日常生活之外,临终关怀工作者就成了离死亡的教诲最近的人。当你读到他们的叙述,会惊讶地发现,他们是那么一致地谈到如此近距离接触死亡让他们学到了很多关于生命的道理。
琼·哈利法克斯(JoanHalifax)皈依禅宗[534],是一位人类学家,也是一位临终关怀工作人员。她在著作《与死亡共存》(BeingwithDying:CultivatingCompassionandFearlessnessinthePresenceofDeath)中写道,美国人对于“善终”的概念,常常意味着临终阶段用各种药品、插着各种管子维持生命,让我们无法学得生命的宝贵一课。她发现如此接近死亡给予关怀“要求我们情绪稳定,学会放手,学会倾听,向未知的世界敞开心扉”。
那并不是说一直接触死亡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此接近死亡常常让我害怕,”她写道[535]。“我怕我会从垂死的人那里传到什么。但当我意识到他们有的我已经有了——死亡的必然性——我就不再害怕会传上了。认识到这种相互联系就是慈悲的开始。”
她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照顾别人也意味着照顾自己[536]。她写到目睹很多临终关怀工作者由于过度疲劳而放弃了这个职业。“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对别人有用的人,那么过好个人生活就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嗜好,而是完全必要的,”她写道。“我们跟外界密不可分;如果我们受苦,他人也会受苦。我们的健康也是他人的健康。因此,要花些时间与自己的内心联结,如一句禅语所说,观照己心即是观照世界。”
哈利法克斯的做法是冥想和心灵观照[537]。她认为这会帮助我们逐步实现死亡时可能出现的超验。她曾经视死亡为“敌人”,现在学会了把它当成老师和向导。
伊丽莎白·屈布勒-罗斯(ElisabethKübler-Ross)在她的著作《死亡》(Death:TheFinalStageofGrowth)中写到了如此接近死亡是如何丰富了她的人生[538]。“帮助临终病人并不恐怖难过,”她写道,“那可以成为最令人满足的经历,现在我感觉在过去几年中,我的生活比有些人一辈子都更充实。”她把死亡称为“极具创造性的力量……面对死亡也就是面对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想活着,就必须有勇气承认,生命终究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
屈布勒-罗斯的悲伤五阶段最广为人知[539]：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沮丧(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最后一个阶段,她写道,“不是一个高兴的阶段,但也不是不高兴……不是听之任之,而真的是一种胜利。”
即使我们固执地拒绝让死亡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却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死亡。《生命课程》(LessonsfortheLiving:StoriesofForgiveness,Gratitude,andCourageattheEndofLife)一书的作者斯坦·戈德堡(StanGoldberg)写道[540],“人们一生中拥有的理念和情感,往往决定了他们死亡的质量。”换言之,如果你一生过得很好,也就更有可能“善终”。“我开始相信,我走向死亡时背负的行李将决定死亡的质量,”他写道。“我已经领会了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的重要性——告诉我的家人朋友我爱他们;哪怕再小的善意都表示感谢;接纳他人不够灵巧的语言和行为;做错事时寻求原谅。”
我们常常读到濒临死亡的人非常动人的表述——那些站在死亡门槛上的人,不像我们其他人,还处于死亡过程的早期阶段——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那些深刻感悟似乎是那么显而易见。2010年3月,美剧《斯巴达克斯：血与沙》(Spartacus:BloodandSand)的主角安迪·怀特菲尔德(AndyWhitfield)被诊断出罹患非霍金氏淋巴癌(Non-Hodgkinlymphoma)[541]。他去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寻求治疗。在等待一次化验结果时,他和妻子一起刺了文身“BeHereNow”(此时此地)：“在我心里,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他说。“我应该活在此时此地,我愿意踏上这段旅程,去发现去探险。‘BeHereNow’就是活在当下,不为未知的事情恐惧。”
他于2011年9月去世。但是这份领悟留存了下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全身心地活在当下,对于好的人生和好的死亡同样重要。
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Judt)因肌萎缩性脊柱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LateralSclerosis,ALS),或称葛雷克氏症(LouGehrig’sDisease),于2010年去世。在NPR的“新鲜空气”(FreshAir)节目中,特里·格罗斯(TerryGross)曾对他做过一次精彩的采访[542],其中朱特谈到,身体患上ALS这种严重疾病后,你身边围着各种仪器设备和医疗专家,此时最大的危险并不是你的坏脾气,而是你会和你爱的人失去联结。“是他们感受不到你的存在,”他说,“你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再是无处不在。”因此,他说,他对家人和朋友的责任,不是盲目地保持积极乐观,那是不诚实的。“而是尽可能地活在当下他们的生活中,这样,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就不会因为我被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而感觉内疚或难过,他们铭记的会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而不是破碎的家庭。”
当被问到他的精神信仰时,他回答：“我不相信来世。我不相信一神或多神。我尊敬别人的信仰,但我自己不信。因此,没有神,没有组织宗教,但是我越来越感受到,有一种力量大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死后的世界,而且我们在那个世界肩负着责任。”
这种某个力量大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感觉,会大大改变我们对生活中什么更重要的认识。
虽然西方文化迷恋青春和名誉,谈起死亡总是让人不自在,但有个越来越强的趋势,把对死亡的探讨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赫芬顿邮报》的宗教记者贾韦德·卡利姆(JaweedKaleem)热衷于报道死亡。他报道了“死亡越进吃饭”(DeathOverDinner)运动,顾名思义,就是人们聚在一起,边吃饭边探讨死亡。吃饭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活动,在这时讨论死亡再合适不过。这个理念已经传播到全球超过250个城市[543]。“人们在医生办公室、在尴尬的家庭聚会上、在律师的办公室讨论死亡——这些糟糕的地方不是用来进行这种谈话的,探讨死亡需要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常常需要幽默,需要敬畏,”西雅图艺术家迈克尔·赫布(MichaelHebb)说。“但古往今来,思想都是在饭桌上活跃起来的。”
DeathOverDinner运动是紧随“死亡咖啡”(DeathCafé)兴起的,后者于2004年始见于瑞士。跟DeathOverDiner一样,“死亡咖啡”也是在非正式的聚会上探讨死亡[544]。“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把死亡外包给医疗专家和殡仪员的做法对自己没什么益处,”伦敦一个“死亡咖啡”的主办人乔恩·安德伍德(JonUnderwood)说。普利策奖得主、记者埃伦·古德曼(EllenGoodman)创办了“对话项目”(TheConversationProject)[545],供人们探讨死亡。如她所说,“人们现在不是用自己选择的方式死去。70%的人说他们希望死在家里,但是70%的人实际上是在医院和养老机构去世。”古德曼“从报道社会变革到推动社会变革”[546],是因为她在母亲患病去世时不了解她的愿望,因此而深感痛苦。“对话项目最好的一点,”她告诉我,“就是我们让人们在厨房餐桌上而不是在ICU里探讨他们的临终愿望。我们请他们讲述自己在乎什么,而不是自己的身体怎么了。我们发现,这样的谈话往往是家庭成员间经历过的最亲密最有爱的谈话。”
通过与别人探讨他们跟死亡相关的经历,古德曼发现“善终与艰难死去的区别,似乎是死者是否分享了自己的愿望”[547]。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不会实现,因为“年老的父母和成年的儿女之间往往会形成一种默契。父母不想让儿女担心。儿女也不愿意提起这么私密敏感的话题;有些人担心父母会以为儿女盼着自己早死。我们常常自我安慰说医生在负责一切,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总是决定谈论死亡还为时过早。直到一切都太迟。”
在很多大城市,都有“临终歌手”团体,派“临终唱诗班(ThresholdChoirs)”去临终关怀机构、医院和家里为病人免费唱歌[548]。这些唱诗班大多由女性组成,她们来到病人的床边,只是唱歌,并邀请在场的人一起唱。还有一个叫作音乐死亡学(musicthanatology)的科学领域,研究音乐对于呼吸、心跳和压力水平的作用。研究表明,我们往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有听觉。“语言有很多好处,但面临死亡似乎就力不从心了,”在华盛顿特区创办临终唱诗班的埃伦·瑟纳考斯基(EllenSynakowski)说,“而音乐可以抵达那些语言无法触及的地方。”
那么,在生命的尽头,科技的作用是什么?关于科技与死亡的交集,大部分话题都是围绕着它如何使我们能够推迟死亡(还有越来越多是关于各种极端措施的成本-收益考量,那些昂贵的措施并不能有效提升我们生命的质量——甚至是数量)。但是,科技也正被用来加深我们与死亡之间的关系。
2013年7月,Kichstarter网站推出了一款名为“荣耀之礼”(MyGiftofGrace)的游戏项目,由设计公司ActionMill开发[549]。在这个游戏中没有输赢。玩家根据卡片进行讨论,回答问题,例如：什么让你感觉最有活力?你对自己生命的终结有何恐惧?还有“行动”卡,去走访殡仪馆跟殡葬工作者谈话。“很多人觉得关于死亡的游戏听起来很伤感很恐怖,”该公司合伙人尼克·耶赫林(NickJehlen)说,“但我们的经验是,你玩得越多,它越能让你为每天的生活感到开心。”
社交网站大多鼓励我们花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创造和维护一个虚拟自我形象,用我们看的、我们听的、我们推荐的、我们喜欢的来彰显我们与他人的不同。不过近来连社交网站也开始被用于探讨死亡这一所有人都将共有的经历。NPR的斯科特·西蒙(ScottSimon)在推特上向他的120万粉丝直播了他妈妈去世的过程[550],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死亡的大讨论。他对母亲临终阶段的实时记录感人至深,让我们懂得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此处选录几条：
7月27日,早上2∶38：“夜晚是最难过的。正因如此我才在这儿。我希望能够替母亲承担她的痛苦和恐惧。”
7月27日,早上6∶41：“整夜未眠。但我们唱歌读诗回忆欢笑。我母亲说：‘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这一晚,赐予我们彼此。’”
7月28日,下午2∶02：“认真听80多岁的人讲话吧。她们与死亡隔街相望十几年了。她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后一条：
7月29日,晚上8∶17：“芝加哥上空的天堂开启,帕特里夏·莱昂斯·西蒙·纽曼(PatriciaLyonsSimonNewman)登场。”
“在新闻中,当我们想把一个故事讲通时,常常会把它说成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历,但几乎从来不是,”西蒙后来说[551]。“普遍存在的经历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那是我们所有人或早或晚都会在亲人、陌生人、朋友、周围的人,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经历的。我想它应该是我们能够自在地讨论的事情。如果我们能自在地讨论它,也就能重设我们自己生命的时钟。”
而且,你不一定要等到——借用约翰·邓恩(JohnDonne)的说法——丧钟为你而鸣,再去重设你的生命时钟。在我们每一天的现实中接纳死亡的现实,可以防止我们误入歧途。
心理学教授托德·卡什丹(ToddKashdan)发现[552],回避死亡的现实会导致我们坚守让我们有稳定感的习俗和信念,包括对基于种族或性别分类的群体的认同。“依附于我们的‘文化世界观’给了我们一种象征性永生的感觉,”他写道。“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通过捍卫我们所属的群体,我们获得了另一种管理死亡恐惧的策略。”这些群体的存在感觉比我们的存在更长久,但这种策略对于社会是灾难性的,会导致排外、种族主义等妖魔化局外人、美化自己的群体并寻求认同感的行为。
卡什丹教授引用的其他研究表明[553],当想到死亡时,人们的反应往往是对于其他群体表现出更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卡什丹和他的同事们想找出什么可以缓解或抑制这样的反应。他们尤其想知道正念练习是否可以改变这一现象。或者如卡什丹所说,“如果正念之人更愿意探索当下发生的事情,即使是令人不自在的事情,那么他们在面临自己终有一死这样的威胁时,是否会不那么抗拒?”
答案是肯定的[554]。在被提醒到他们自己的死亡,并被要求描述自己肉体的分解时(就死亡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提醒),更具正念的被测试者与其他被测试者相比表现出的敌意较少,说明“更加开放地思考死亡的威胁使慈悲和公平的感觉占了上风”。卡什丹总结说：“正念改变了死亡用以威胁我们的力量。这很酷。”
这个实验还表明,我们偶尔去碰撞一下死亡并不够。要想把死亡那重设时钟、修改路径、创造同理心和拓宽视野的力量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就需要保持良好的状态,就像身体状态良好的人跑马拉松能感受到极大的快乐一样。对于状态不好的人,这种体验会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我们与死亡的关系真的是一段关系,是双向的流动。死亡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些什么,反之,我们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也会为死亡带去些什么。
2013年10月27日,音乐家洛乌·里德(LouReed)在他纽约南安普顿的家中去世[555]。陪在他身边的,是他21年的生活伴侣劳丽·安德森(LaurieAnderson)。她描述了他俩在一起的最后的时刻。里德刚刚出院没几天,他坚持要被挪到室外,沐浴在早晨的阳光里。
“作为禅修者,”她写道[556],“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如何把能量从丹田转移到心中,再从头顶发出去。我从没见过像洛乌去世时那样神奇的表情。他的手在打21式太极拳。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拥抱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在他走的时候,我跟他说着话。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不害怕。我得以跟他一起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人生——如此美丽、痛苦、五光十色——没有比这更好的人生了。而死亡?我相信死亡的目的就是爱的释放。”
正念人生与正念死亡的融合,这是一个强大而又动人的例证：“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当然,爱的释放不仅是死亡的目的,也是人生的目的。然而,对于我们太多人来说,人生的目的是回避死亡——用无数的琐事,用无尽的忙碌,用无度的自恋,用执着的加班回避死亡。对于一些人来说,未来将会有那么一个时刻,可以透过死亡看清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就有机会看清。如琼·哈利法克斯(JoanHalifax)所说[557],“我们都是终点。”我们也都是护理员——照顾他人也照顾自己。
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寻找如何延长生命的建议。但无论我们是否相信此生之后是否还有什么,死亡能教给我们很多,让我们重新定义如何度过此生,无论它有多长。
我母亲于2000年8月24日去世,那是我一生中最超凡的一天。
那天早晨,她告诉我和妹妹：“我想去圣莫尼卡(SantaMonica)的国际食品超市。”那里对她来说就像迪士尼乐园一样。她每次都会买回大包小包的食物、水果和给每个人的好吃的。于是我们带她去了。我母亲的身体虽然瘦小虚弱,但仍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她买了萨拉米和奶酪、橄榄、蜂蜜糖、维也纳和希腊巧克力、坚果,最后我们有很多袋食物要带回家。在她因充血性心力衰竭住院然后在家休养那么久以后,又带她出门见到外面的世界,就像做梦一样。我们想对收银员说：“你似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的母亲!她就要走了!你能对她好一点吗?你能对我们好一点吗?”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一直装作这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是在为最后的晚餐采购,但是我们哪怕对自己都没有承认。
回到家,我母亲在厨房安排了最惊艳的晚餐,邀请她的女儿们、外孙女们、管家德博拉·佩雷斯(DeboraPerez)以及当时在我的家庭办公室工作的所有人：“大家都坐下,我们一起享用美食吧。”那真是一顿盛宴。我妹妹满怀希望地看着我：“看看她的食欲,她的爱和分享的热情!怎么也不像是个即将离世的人吧!”
那天傍晚,她坐在卧室的小桌子前,剥虾吃虾。“坐下吃点虾!”她说。她的头发梳成了一个小辫子,还放着美妙的希腊音乐。她就像个快乐的孩子。那情境就好像是她的灵魂在召唤她回家,而她也做好了准备。没有任何挣扎。只有优雅。克里斯蒂娜和伊莎贝拉——当时是11岁和9岁——踩着新给她们买的Razor滑板车滑来滑去。我母亲站在那儿,看着她们,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她们身上。
然后她猝然倒下。
我试图帮她回到床上,但是她说不。这个女人无论多么虚弱,都依然保留了年轻时对抗德国兵时的威严。在她22岁的时候,德国兵占领了希腊,她跟希腊红十字会一起逃到山里照顾伤员,藏起了很多犹太女孩子。德国兵来到她们的小屋,威胁说如果不交出她们藏的犹太人就杀掉所有人,就是这个女人义正言辞地告诉德国兵放下枪,她们那儿没有犹太人。德国兵果真放下了枪。
因此我只能遵命。她让我把她的薰衣草油拿来,涂在她的脚上。然后她直视着我的眼睛,用我已经很多个月都没听过的、有力的、威严的声音说,“不要叫医护人员,我没事。”阿加皮和我左右为难。我们没叫救护车,而是请来了一直在家照顾我母亲的护士。我们都坐在地上陪着她,她的外孙女们还在滑着滑板车进进出出,欢快地笑闹着,完全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因为那正是我母亲所希望的。护士不断地测量她的脉搏,但是她的脉搏没问题。我母亲让我打开一瓶红酒,给每个人都倒上一杯。
就这样,我们都坐在地上,像野餐一样,讲着故事过了一个多小时,等她好起来。她躺在那儿,裹着条漂亮的青绿色纱笼,关注着我们是否都很愉快。现在听起来很超现实,当时的情景也同样超现实。我感觉像是有某种更大的力量主宰着我们所有人,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好让我母亲有机会用她自己希望的方式离去。然后,突然间,她的头垂了下来,她走了。
后来我得知,我母亲之前已经偷偷告诉德博拉,她知道自己去日无多了。她让德博拉不要告诉我们,而认识了她13年的德博拉明白为什么,也满足了她的愿望。我母亲知道,我们会坚持送她去医院,而她不想死在医院里。她想在家里,有她的女儿们和宝贝外孙女们在身边,感受着她爱的也爱她的人们的温暖。她不想错过这个时刻。
我们按照母亲的遗愿,把她的骨灰和玫瑰花瓣一起撒入大海。我们为她举行了最美的追思会,有音乐、朋友、诗歌、栀子花,当然还有美食,很多美食：一场真正赞美她的人生和精神的追思会。每个人都觉得她与我们同在,张罗着,照顾着,关怀着我们。我们在花园里种了一棵柠檬树纪念她,那棵树从此一直结出多汁的柠檬。我们还装了一个长椅,上面刻着她最喜欢的一句话,也体现了她的人生哲学：“不要错过当下。”
我一次又一次回顾着人生的这一课。每次回顾,我都要做基本功。我记得读到芭蕾舞艺术家米凯亚·巴瑞辛尼科夫(MikhailBaryshnikov)每天早上都和团里其他人一起到练功房练基本功,即使是在演出的日子和演出第二天也是如此。有三项基本功,三项简单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当下——这是唯一我们能感受神奇的地方：
(1)每当你感觉紧张、匆忙或分心的时候,关注自己的呼吸10秒钟。这能使你在生活中全身心活在当下。
(2)选择一个能够让你开心的形象。可以是你的孩子、宠物、大海、你喜欢的一幅画——任何能唤起你的好奇心的东西。每当你感觉自己在缩紧的时候,想想那个形象,可以帮助你舒展。
(3)原谅你对自己所做的任何判断,然后原谅你对其他人所做的任何判断。(如果纳尔逊·曼德拉能做到,那么你也能。)然后以全新的目光和好奇心看待你的生命和未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