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开始像赞赏锐意进取那样赞赏积极给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企业家(SocialEntrepreneur)是典型的积极给予者。他们的工作建立在提高民生价值的基础上。

比尔·德雷顿(BillDrayton)提出了“社会企业家”的说法[578],这个群体结合了商业企业家的务实天赋和社会变革家的悲悯之心。这个理念是源于他上大学时的一次印度之旅。在印度,他亲眼见证了维奴巴·巴维(VinobaBhave)领导了一场社会变革,在全印度和平地重新分配了700万英亩土地给最贫穷的同胞。如今,德雷顿领导着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企业家网络Ashoka。斯科尔基金会(SkollFoundation)的首席执行官萨莉·奥斯贝格(SallyOsberg)也活跃在第一线[579],一方面为全球改变游戏规则的社会企业家提供投资,另一方面也在重新思考“我们如何经营企业,如何构建政府并使之负起责任,如何利用和再生自然资源——即我们如何携手并肩,生存并繁荣。”

《赫芬顿邮报》正在跟斯科尔基金会合作创立一种数字时代崭新的给予模式,这是基于我们的一个信念：媒体组织有责任披露社会企业家和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从而加快有效做法的规模化和复制。2013年,我们共同启动了三个项目：JobRaising、RaiseForWomen和SocialEntrepreneursChallenge。其融资额超过600万美元,使我们网站的读者能够定向捐助,并在博客上分享被帮助者和给予者的故事。

即使是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给予的价值也越来越得到体现。如作家、企业家塞思·戈丁(SethGodin)所说[580]：

“有给予就有回报”远不如单纯给予……那些对投入每个字的回报都斤斤计较的博主,那些把这个平台当成宣传自我而非帮助他人的工具的推特用户,还有那些因为没有好处而不愿为维基百科等项目做贡献的人……这些人都不得要领……要看出谁是出于正确动机参与网上社区并不太难。我们在你的文字和你的行动中都能看得出来。而这些人是我们所信任的,也恰恰是我们愿意合作的。

哲学家早就知道我们的幸福感与同情心和给予密切相关。“只关注自己、一切都为己所用的人不会生活幸福,”塞内加(Seneca)在公元63年就写下了这样的字句[581]。而现代哲学家戴维·莱特曼(DavidLetterman)在2013年说[582],“我发现,唯一能带给你幸福感的,就是为别人做一些他力所不能及的好事。”

在每一种宗教派别中,给予自我都是实现精神满足的关键一步,或者如爱因斯坦所说,“只有为他人而活,人生才活得值得。”[583]

自爱因斯坦以来,理论物理学家一直试图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创立能够解释整个物质世界的“万物理论”(TheoryofEverything)。如果在我们的情感世界里有一个类似的万物理论,同理心和给予将会是该理论的核心。现代科学已经广泛证明了那些先哲和宗教的智慧。同理心,慈悲,还有给予——即同理心和慈悲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是构成我们的存在的分子材料。拥有它们,我们就会茁壮成长;没有它们,我们会枯萎凋谢。

事实上,科学已经在生物学层面对此抽丝剥茧。有一个关键的成分是叫作催产素的荷尔蒙[584]。它被称为“爱的荷尔蒙”,在我们的身体进行生产、恋爱和性行为时会自然释放。研究人员发现[585],催产素可以减轻焦虑,缓和羞怯。在神经科学家保罗·扎克(PaulZak)的一项研究中[586],向被测试者的鼻腔中注入催产素使被测试者给予他人的金钱数额有所增加。“催产素提升同理心,”扎克说,“而当这种化学物质在某人体内受到抑制时,他们就更容易做出有罪的或自私的行为。”

“爱的荷尔蒙”催产素在我们体内一直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处于交战状态[587]。当然,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消除生活中的压力。但是培养我们自然的同理心是减轻压力、保护自己不受其影响的绝佳方式。

当然,同理心和同情心有很多种,有些对我们的益处更大。精神病学教授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Davidson)告诉我[588],“催产素会增强对家人和认同群体的同情心,而不是更高层面的普世同情心。”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PaulEkman)把同理心分为三类[589]：第一类是“认知同理心”(CognitiveEmpathy),即了解他人的感觉或想法。但只是理解另一个人的处境,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内化了对方的感受。第二类“情绪同理心”(EmotionalEmpathy),即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他人的感受。这是被所谓“镜像神经元”(MirrorNeurons)触发的。鉴于我们常常经受大量的痛苦,如果一直处于情绪同理心的状态会心力交瘁。“这会让情绪同理心看似无用,”《情商》(EmotionalIntelligence)的作者丹尼尔·戈尔曼(DanielGoleman)写道。第三类“慈悲同理心”(CompassionateEmpathy),即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感觉并感同身受,而且我们会采取行动。慈悲同理心是我们可以培养的一种技能,是付诸行动。

这种同理心,正是激励我们回馈社会的同理心。但即使是“回馈”这个词也可能会误导。它暗示了服务和公益的重要性仅在于他们为受益者或社区做了什么。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为给予者或志愿者做了些什么,而科学在这个领域也有明确的发现。从根本上,给予是健康幸福的灵丹妙药(且无副作用)。

一项研究证明[590],每周至少做一次义工,对幸福感的提升相当于薪水从20000美元增加到75000美元。一项哈佛商学院的研究表明[591],“慈善捐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类似于家庭收入翻番。”无论在贫穷的国家还是在富裕的国家,情况都是如此。同一项研究还发现,被告知花一小部分钱帮别人的学生要比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的学生更快乐。

的确,给予是我们天生的本能,我们的基因会奖赏我们的给予——也会惩罚我们的吝啬。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研究发现[592],快乐多为享乐型(即重视自我满足)的被测试者促发炎症的生物标志物水平较高,这与糖尿病、癌症等疾病相关。而那些快乐包括服务他人的被测试者此类生物标识物会减少。当然,我们都会经历两种快乐,但我们身体的内部系统微妙地推动我们增加基于给予的快乐。我们的身体知道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以获得健康和快乐,即使我们的思想不总是听到这一信息。

倘若你能生出在你里面的,

你所持的就必拯救你。

倘若你欠缺那在里面的,

你所欠缺的就必毁灭你。[593]

——《多马福音》(TheGospelofThomas)

其他很多研究也显示了给予对健康的积极影响。2013年埃克塞特大学医学院(UniversityofExeterMedicalSchool)苏珊·理查兹(SuzanneRichards)博士主持的一项研究发现[594],做义工与抑郁症发病率降低、自述幸福感增强和死亡风险显著降低都存在关联。而2005年斯坦福的一项研究发现,做义工的人比不做义工的更长寿[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