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已经使慈善扁平化。GlobalGiving创始人丹尼斯·惠特尔(DennisWhittle)认为,科技有潜力使“捐助者在慈善的眼中人人平等”[615],并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平凡英雄”：“无论你有10美元还是100美元还是1000美元,”他说,“你都可以来网上,找一个非洲的学校提供捐助,你还可以了解你的捐助对象的最新进展。”社交媒体成就了慈善星期二(GivingTuesday),现在已经能跟黑色星期五(BlackFriday)和网络星期一(CyberMonday)相提并论,取得了巨大成功。2013年,慈善星期二活动网罗了全球超过一万家非营利机构和企业合作伙伴[616]。社交媒体上从白宫到比尔·盖茨都在向粉丝们宣传,谷歌主页上也一整天挂着慈善星期二的特色图标。《赫芬顿邮报》联合《华尔街日报》、CNN等媒体组织推出了特写文章和博客。与2012年慈善星期二活动刚刚发起时平均捐款额142.05美元相比,2013年的网上捐款额增加了90%。巴尔的摩市筹集捐款超过500万美元;联合卫理公会(UnitedMethodistChurch)筹款超过600万美元。佛罗里达中部的第二丰收食品银行(SecondHarvestFoodBank)早上9∶00就实现了筹款10000美元的目标,即刻决定把目标加倍。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堡(Harrisburg)的BethesdaMission预期筹款400美元,结果在网上获得了2320美元捐款。虽然慈善星期二比美国的感恩节晚五天[617],还是得到了众多国际组织的响应,包括加拉帕戈斯自然保护委员会(GalapagosConservancy)、肯尼亚的女童赋权项目(GirlsEmpowermentProject)、印度马杜赖(Madurai)的亲善社会工作中心(GoodwillSocialWorkCentre),以及危地马拉的十铁(TenFe)。

当然,给予可以就是简单地给予别人快乐——分享我们的天分和技能,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能力去体验惊奇。改善无处不在(ImprovingEverywhere)和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Hall)合作[618],把管弦乐队带到纽约街头,前面搭好指挥台,牌子上写着“为我们指挥”——请路人为这些世界上最有天分的青年音乐家指挥。音乐家们配合着业余指挥家调整自己的节拍和演奏。

莫妮卡·尤努斯(MonicaYunus)和卡米列·萨莫拉(CamilleZamora)在茱莉亚音乐学院(TheJuilliardSchool)学习音乐时结识[619],后来创办了公益组织为希望歌唱(SingforHope),跟社区分享他们对音乐的热爱。他们在纽约市的公园里和街角临时摆放十几架钢琴,路人可以随便弹奏或是聆听,跟通常在街上沉默地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建立起某种心灵的共鸣。

罗伯特·埃格(RobertEgger)运用自己经营音乐俱乐部时磨炼出的技能,创办了华盛顿中心厨房(D.C.CentralKitchen)[620]。该机构重新分配当地企业和农场的剩余食物,再聘用无家可归者的厨房加工食品,然后分发给需要的人。他现在正在准备洛杉矶厨房(L.A.Kitchen)。“我的态度是,”埃格说,“食品不仅是身体的燃料,食品即是社区。”

我们往往认为艺术家和发明家才有创造力[621],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创造力,就像世界著名设计公司Ideo和斯坦福d.school设计学院的创始人大卫·凯利(DavidKelly)在与他的兄弟汤姆合著的《创新自信力》(CreativeConfidence)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只是需要找回我们的创造力并分享出去。我们过于草率地判断自己的创造性天赋不足。但我们需要允许自己去追求让自己感觉更有活力的东西。当我们更有活力时,也就会更加慈悲,反之亦然。如果你喜欢唱歌,就唱吧——你无须加入合唱团或成为歌唱家。如果你喜欢写诗或小说,就写吧——你无须成为出版作品的作家。如果你喜欢绘画,就画吧——不要因为自己“不够好”,不能把爱好变成事业,就扼杀自己的创造本能。

如大卫和汤姆·凯利所说[622],“当一个孩子对自己的创造力失去信心时,后果会相当严重。人们开始把世界上的人分成有创造力的和没有创造力的。他们把这些分类当成是一成不变的,忘了自己也曾经喜欢画画,喜欢讲充满想象力的故事。在太多情况下,是他们自己选择退出了有创造力的一类。

每个人,当他安静下来,当他对自己极度诚实的时候,都能够说出深刻的事实。我们的根别无二致。万物的起源并不神秘。我们都是创造的一部分,是所有国王、所有诗人、所有音乐家的一部分;我们只需打开自己,去发现其中已经存在的东西。[623]

——亨利·米勒(HenryMiller)

我的一位朋友在生活中有个仪式：他每天早晨喝咖啡的时候都会写一首诗。“这让我能够聚精会神,”他说,“然后我一整天都会保持如此——这样做让我不会迷失自我。”我妹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RoyalAcademyofDramaticArt),获得了很多嘉奖。但经过很多年的试镜也得不到她想要的角色之后,她开始灰心失落。在她的著作《释放心灵》(UnbindingtheHeart)中,她描述了在纽约巴士上一次顿悟的经历[624]：

我刚参加完试镜,是多部希腊悲剧合并改编成的一部6小时的作品,我什么角色都没拿到——连合唱团都没进——我失望至极,心烦意乱地上了巴士,去西区上我的声乐课。就在此时,我开始注意车上其他乘客的表情。每个人看上去都负担沉重,从他们的表情中只能看到焦虑。我环顾四周看着每一个人,心中充满了同情,我意识到他们遭遇的失望可能远远大于我。要是我能给这辆巴士带来些快乐就好了,我想。然后我意识到,我可以。我可以立即行动!我可以带给这些人一小会儿的快乐。我可以就在此时此地唱首歌或跳个舞!

这样想着,我破除了心中的障碍。我主动跟旁边的女士开始攀谈,问她是否喜欢戏剧。我们聊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剧和角色,我告诉她我刚在试镜中表演了圣女贞德的角色。她知道这个剧,我们聊得出乎意料地投机。我乘兴问她,“想不想看我表演贞德的独白?”

“很想,”她答道。

那段独白的第一句是：“你承诺给我生命,但是你欺骗了我。你以为生命只是不死而已。”当我说出这句话时,那位女士的表情发生了变化。我能看出她是被感动了;我也同样感动,在纽约的巴士上,可以短暂地分享我的天分。

等我表演完毕,那位女士眼中已泛着泪花。她到站下车时,对我表达了感谢。我感觉欢欣鼓舞,也如释重负,就好像有一扇门为我打开了,而我以前甚至不知道它就在那儿。我一直想的是我有如此了不起的天赋,却不被这个世界认可。现在我突然意识到,我给自己的天赋附加了多少条件。那一刻的分享跟争取某个角色无关,跟成果无关,而是一种感动别人带来的快乐,是无条件地给予我能够给予的。这带来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你的天赋可能就是给那位生了病或是失去亲人的街坊做一顿美食。那句“知道哪怕有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轻松”(Toknowevenonelifehasbreathedeasierbecauseyouhavelived)[625]生动诠释了给予的含义。

斯科特·西蒙的母亲去世前一天,向几十万关注者传递了一条信息[626]。

7月28日下午2∶01：“我想她希望我转达几条建议,越快越好。第一条：今天就去关心那个看上去很孤独的人。”

科技使我们有可能一天24小时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像是在互不相干的气泡里,哪怕走在大街上,也是听着自己智能手机里的歌曲。我们的电子设备可能看似把我们联结起来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确是如此,但它们也把我们跟周围的世界分隔开来。如果不能跟遇到的人建立联结,就很难启动我们固有的同理心本能。

千禧一代——数字世界真正的第一代土著(不像我们,都是从模拟世界来到数字世界的移民)——最有可能找到方法管理技术的影响,运用它来增强而不是减弱自己的同理心。全美国服务运动富兰克林项目(FranklinProject)的联合主席约翰·布里奇兰(JohnBridgeland)认为[627],千禧一代能够“拯救我们国家恶化了几十年的公民健康。”最新的研究证实了他的看法。千禧一代是志愿大军中的主力[628],他们中43%的人都参与了服务社会的活动。在大学生中间,这个比例更高[629]：53%的人2013年都曾参加过志愿工作,40%以上每个月参加志愿工作多于一次。

如果这种联结与回馈社会的愿望规模化、制度化会怎样?这正是富兰克林项目的目标[630]：建立一个全国性服务体系,作为“所有美国人强韧我们的社会构造和解决迫在眉睫的全国性问题的共同期望和共同机会。”这是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它可以真正从内到外地重塑我们的国家。

它所发挥的,是9·11之后我们经历的那种难以置信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慈悲心——我们渴望重建的不仅仅是被毁的家园,还有衰落几十年的社区服务精神。它是建立这个国家的核心理念,与《独立宣言》中描述的对幸福的追求紧密相连。

当托马斯·杰斐逊宣告我们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时,他所指的不单是追求物质文化所推崇的个人金钱享乐的权利。他所说的幸福,指的是在强大而充满活力的社区内建设我们的生活的权利。

纵观历史,给予、服务,以及公民参与的精神成就了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多样化国家,并让我们越来越紧密地形成一个更加完美的共同体。很多美国人感觉这个国家在分崩离析,在不可救药地两极分化,不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背后正是这种精神的衰退。

历任美国总统——除了发表史上最长的就职演说却在上任一个月后就去世的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HenryHarrison)——都认识到了这种团结纽带的重要性,并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加强。富兰克林·罗斯福创建了“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ConservationCorps),让300万失业的年轻人在全国的公有机构工作;约翰·肯尼迪启动了“和平队”(PeaceCorps);乔治·布什发起了“每日光芒奖”(DailyPointofLightAward),并建立了光芒基金会(PointofLightFoundation)[631];比尔·克林顿创建了“美国志愿队”(AmericaCorps)。

光芒基金会的创始主席雷·钱伯斯(RayChambers),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邀请我加入其董事会,在重新定义成功、重视服务和给予方面一直是我的榜样。在取得商业成功之后[632],他没有满足于简单地积累财富和权力,而是转而运用他出色的技能和激情为全世界的各种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从资助新泽西州纽瓦克市几百名学生上大学,到建立“消灭疟疾”(MalariaNoMore)组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大使,为千年健康发展目标(HealthMillenniumDevelopmentGoals)融资。他看到自己支持的城市项目中有些孩子因为粉刺问题辍学、身心都伤痕累累,甚至还运用自己的头脑、技能和人脉去解决这个影响着千百万年轻人、以往一直被忽视的问题——我自己的家庭对此有亲身体验,伊莎贝拉十几岁的时候就饱受粉刺的困扰。钱伯斯是私人部门领导力的楷模。

显然,世界上存在着服务的渴望。千禧一代也正积极推进。全国性服务项目既可以降低惊人之高的青年人失业率,也可以使青年人产生清晰的使命感。“我们这代人想要梦想和推动一些大事,”全国青年人支持团体“我们的时间”(OurTime)的联合创始人马修·西格尔(MatthewSegal)说[633]。“什么样的政策,都不如让理想主义的美国年轻人通过护理、教学、灾难援助、公园生态恢复和基础设施修缮等事业来报效国家。”在附录C中,列出了我最喜欢的一些网站,可以帮你找到在你的社区乃至全世界的志愿工作机会。

怎样才能把服务社会从人们在感恩节或圣诞节前后做的事情,从人们在各种开幕讲话中谈论的事情,转变成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

欧文·斯托布(ErvinStaub)博士对那些“二战”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犹太人免于纳粹迫害的人进行了研究[634],如他所说,“善与恶往往都是一点一点形成的。英雄不是天生的,是进化的结果。往往那些救人者开始只做出了很小的承诺,答应帮某人躲藏一两天。而一旦迈出了那一步,他们就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把自己看成乐于助人者。开始时的简单意愿,后来变成了深度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