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权威的人多半难以言正词严地说“不”。他们大都盲目认为权威一定是正确的,其实,这些人混淆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即权威不等于真理。在很多时候,正是由于轻信权威而束缚了自身的发展,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盲目顺从,以致让一些发明、发现和自己的想法沉溺于自卑之中。正确的态度是：相信自己,做一名敢于向权威发起挑战的勇士。唯有如此,才能有所突破,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辉煌之路。

世界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一次欧洲指挥大赛的决赛中,按照评委交给他的乐谱来指挥时,发现有不和谐的地方。小泽征尔马上停了下来,让乐队重新演奏了一次,但仍然觉得不如意。这时,在场所有的评委也都要求小泽征尔继续,他们说这是小泽征尔的错觉,乐谱没错,乐队也没有错。

小泽征尔坚持让乐队重新演奏,但评委们都不答应。思索再三,小泽征尔突然大吼了一声：不对不对!一定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判席上立即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此考察在发现乐谱有错误并遭到权威人士“否定”的情况下,指挥者能否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

在小泽征尔之前,有两位参赛者也发现了问题,但他们认为这是权威给的乐谱,不可能有问题,因此都没有指出来。小泽征尔则不然,他也因此在这次比赛中摘得了桂冠。“尊重自己,尊重音乐,不迷信权威”,这就是小泽征尔的原则。

前两位参赛者虽然发现乐谱存在错误,但由于迷信权威、崇拜权威的错误理念作祟,以至于不敢说“不”,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正确判断。只有小泽征尔不迷信权威,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从而摘取了大赛的桂冠。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不迷信权威、能够坚持正确判断的人,才能有所成就。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于是,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华非常赞赏。

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3000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同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在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声情并茂,传诵一时。他又以飞生、余一等笔名,发表《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连载,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他的文章立论独到,条理清晰,文辞流畅,感情奔放,与梁启超的文笔十分类似;而他倾向革命,又不同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颇受读者注意。

蒋百里一向视梁启超为恩师,执礼甚恭,但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却从不含糊,敢于同恩师公开论战。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他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系统地阐述发挥。改良主义论调泛滥一时,迷惑了不少人。蒋百里立即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尖锐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此文连载两期。刚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启超的高度重视,马上回应,写了《答飞生》一文,刊于《新民丛报》,进行辩解。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那场大论战的前奏。同好问蒋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百里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引文自金宝山的《蒋百里：“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权威不等于真理。所以,我们不能盲目进行权威崇拜而失去说“不”的勇气,而应该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以作出理智的判断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