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她的灰白头发,乱草一样蓬了一头。她的深灰套装,非常像男装——虽然她下半身明明穿的是裙子。她的眼神,她的笑容,她的高大身材……如果在马路上遇见她,我可能会警觉地抱紧钱包;如果在大学校园里遇见她,我多半当她是女爱因斯坦。总之,都是一种与世界的格格不入,自带的怪异光环。她开了口：“我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曾在精神病院里呆过数百天。”

是的,从二十余岁在牛津华恩夫特医院第一次入院,三十年来,艾琳·萨克斯的名字在各医生、各精神分析师的病人花名册上,她自称为“病历女士”。常常的,当她发病,她会觉得,“熊熊烈火将会燃起,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将横尸街头。而所有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干的”。

但另一个她,则是南加州大学法学院的首席法律教授、心理学教授、精神病学教授,因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在2004年获得教师研究创新奖。她广受学生爱戴,后来又担任了主抓研究的副院长,极力襄助同事们的工作。

而亲密的人,叫她艾琳。这些人中,包括她的父母兄弟,若干终身好友,以及她的丈夫。当他们相遇,她已年近四十,第一次知道初恋的滋味。她向他坦白病情,男人并不诧异：“你总是比轻微的怪异更怪那么一点儿。”知道她有多渴望婚姻的时候,男人给了她。她担心有外星人会入侵她的婚宴,是好友一直握着她的手,与她共同御“敌”。

疯狂与才华,共用她的大脑;病患与工作,借助同一个身体。这就是分裂,却并非一分为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她说：“作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没有康复,我也将永远不能康复。我的幸福之处在于,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掷地有声,令人动容。

1956年,艾琳出生在美国迈阿密一个富庶的中产阶级家庭,是三姐弟中的老大。父母深爱孩子们,从不吝于对他们说“我爱你”,给一个拥抱和一个吻。同时,父母的吃苦耐劳和进取心也对孩子们影响极深。艾琳认为：自己对努力工作的喜好以及追求成功的动力,便直接源于父母。

她本应像弟弟们一样健康长大,但一些小小的怪癖从童年起就断断续续侵入：不把鞋整理好,她就出不了门;洗手要洗二三遍;每晚她都怕得发抖,“知道有一个人就在窗子外面,伺机会突然闯进来”。有一次她感觉到意识在融化,“自我”在消失,世界变得光怪陆离。她怕得发抖,打定主意：永不告诉任何人。这一决心,贯穿她半生。对疾病的掩饰,成为她生活中的主要项目。

步入青春期后,她曾因厌食瘦得骨肉嶙峋,又因吸食大麻被父母送入康复中心。无限惭愧的她,仿佛听见房子在对她说话,指责她有多糟糕。在当时,这些均被视为青少年反叛期的常态,若干年过去,当她对精神分裂症有所了解后,才知道,这些都是疾病的前驱症状。

精神分裂症像一层雾一样慢慢向她袭来,她渐渐迷失。当她离家在范德比尔特大学上大一时,已经无法保持个人卫生了,同学婉言告诉她：“我们宿舍里有个人……味道不太好。”但她没听懂。事实上,这种日常生活技能的减退,是大多数精神分裂症的最初迹象。

她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不太对劲,一种“我是不是疯了”的耻感令她没勇气开口求助,她只能更多地躲进学问的大海里：文字从不嘲笑“哲学家都是疯子”,创造力与神经错乱之间只是一纸之隔。四年下来,她不曾交到朋友,却收获了一纸几近完美的成绩单、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就在牛津,她第一次入住精神病院。异域他乡,陌生的脸孔,繁重的学业,把她往错乱的边缘又推了一大步。她已经无力继续学习,只得去医院看诊,却拒绝吃药：“人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好起来。”直到她在镜中看到自己：非常憔悴,完全不像二十出头,而像六七十岁,脸枯瘦,眼神空洞而且充满恐惧,头发蓬乱肮脏,衣服到处是皱褶和污渍。“这俨然是疯人院被人遗忘的后院病房里的一个疯子的形象。”

她害怕死亡,更害怕镜中的自己。别无选择,她开始服用药物。这一用,就是一辈子。她曾多次试图减量直到戒断,但皆未成功。

住院期间,她无数次自残,用烟头、打火机、电炉、滚烫的水,烫灼自己。护士给她处理伤口时问她：“你不担心吗?夏天穿泳衣时,伤疤会露出来。”

她答：“我想你不明白,我活不过今年。”

住院四月,毫无进展。令她意外的是,精神分析竟然对她有效。

精神分析师告诉她,她必须说出她脑子里想出的所有事情,不管这些事有多么难堪,多么琐碎,或者看上去多么不恰当。

每周五次精神分析,她渐渐吐出了那些怪异想法：“我在控制这个世界。”精神分析师说：“你想要拥有控制感,因为事实上你感觉无助。”她说：“我梦见我用胎儿打高尔夫球。”精神分析师说：“你嫉妒你的弟弟们,嫉妒我的其他病人,你想揍他们。你想让你妈妈和我都只爱你一个人。”

之前,这些狂野幻想就是她脑海中的怪兽,她要用尽各种方法锁闭它们,这耗尽了她的力气,让她无力应对现实生活。而把怪兽一一从口中吐出,再由精神分析师说它们不过是伪装成大灰狼的小白兔。这令艾琳如释重负,她又可以读书写作,完成学业了。

1981年,来到牛津四年后,艾琳终于拿到硕士学位,论文被评审委员会认为“拥有博士论文的质量”。这四年来,她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比之前的预期多了一倍。她说：“我的疾病夺去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她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病：所有人都有疯狂一面,许多人都因一时愤激闯下滔天大祸,诗人在幻像里看到天国——我与他们有何不同?但也明白自己应付现实生活有困难,也许,终老于书斋、做一个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对她更加合适。她于是决定继续攻读下去。

回到美国后,她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离开她视为主心骨的精神分析师,她制不住脑中怪兽了。一天下午,与同学们在图书馆学习时,她开始胡思乱语：“你有没有杀过人?天堂,还有地狱,谁是什么,什么是谁。”她从窗子里钻到外面的平台上,扯下一根2米长的电话线绑在腰上,认为是条时髦的腰带,还拔下一根15厘米长的铁钉放进口袋里,作为防身武器。她像鸟一样挥着双手,唱着：“这才是真正的我!快来看佛罗里达的柠檬树!这里出产柠檬,这里也有恶魔。”病历女士,艾琳生命中的恶魔,掉落在世人面前。

在急诊室里,艾琳受到平生最粗暴的对待：几个大汉把她狠狠扔到铁床上,粗皮带绑住她的双手双脚,苦涩的液体往她嘴里强灌,她发出了一声半是呻吟、半是尖叫的声音。她在捆缚里无助地蠕动着,像一只被大头针钉住的小虫子,有人费尽心机要揪掉她的脑袋。

两度住院,第二次长达五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捆缚中度过的。医院认为她病情危重,需要特别护理,故而病历上特别注明：多使用束缚。

她拿塑料餐叉和医护人员开玩笑,被束缚;

她焦躁地在楼道里踱来踱去,被束缚;

她试图逃跑,被抓回来,被束缚;

她说出自己那些有暴力倾向的幻觉,被束缚;

她曾被连续束缚超过30小时。手脚都被紧束着,胸前还罩着床单。

关于这段不堪往事,她后来在演讲中这样说道：“我没有打任何人,我没有害任何人,我没有直接威胁任何人。如果你没有被捆缚过,你可能觉得也没什么。但其实糟透了,在美国,每周都有一至三个人死于这种束缚,他们吸入了自己的呕吐物,被窒息,心脏病发作……我非常赞同心理治疗,但极其反对强制型治疗。”

后来,她和一位心理健康专业的同事聊天时提起：“难道你不觉得被束缚很伤病人自尊吗?更何况很疼,令人恐惧。”

那位教授用貌似了解的眼神看着她。“艾琳,你不明白,”他心平气和地说,“那些人和你我不一样,束缚对他们没什么影响。”

“我当时没有勇气告诉他：我和你没有什么不同,我不喜欢被束缚,正如你。”她说。

这次住院,给她开出的诊断为：伴有急性发作的慢性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她早从图书馆借阅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读到恐怖的真相：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让人彻底丧失与现实联系的脑部疾病,且终生无法治愈。预后不佳,病人在很大程度上将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她可能无法与人交往,跟人保持友好关系,不会有人爱她,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事实上,一位医生曾经断言道：艾琳·萨克斯将永远只能在严密看管下生存,和一堆病人一起看看电视,就是她的结局。

某一瞬间,她认命了：“就这么着吧。做什么都没用了。”

父亲立刻制止她：“不要这么想。”这是父亲一生的准则,她已经听过许多遍,“这不是癌症晚期,即使是,许多人也顽强地挺过来了。只要你态度正确,你就能够战胜它”。

她痛恨父亲为她制订了一个她可能无法抵达的目标,但同时也是莫大的肯定——他坚信女儿能行。再一次,艾琳鼓起全部勇气,向命运说：我不放弃,我不认输。

在停学一年之后,艾琳重返耶鲁法学院,从此不曾在治学道路上停步过。一周五次精神分析,每天服用氨乙基纤维素,而她没有落下一堂课,聆听大师的指教,孜孜求学,与志同道合的好友倾谈学业及人生……

精神病院中的噩梦之旅,令她亲身体验到在美国精神疾病患者的遭遇。其他同学去律所实习,她却选择了收容精神疾病患者的过渡疗所,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而她后半生的治学方向,也以精神疾病患者的法律权利和权限为主。嗣后又进修了精神分析。

毕业后,艾琳进入南加州大学任教,校方要求在四年内提交三篇长论文,才可谋取终身教职。但她,为自己预估的时间是：三年间完成四篇长论文。这背后是悲哀的自我计量——总得留出生病的时间呀,谁知道魔鬼几时来袭。

对药物,她始终抱着排斥心态。每次服药,都是一次小小的折辱,让她想起：自己是被那些聪明理性的人确诊的有病之人。每剂药都是在让步,都是难堪的屈服。她一次次自作主张减药量,渴望最终能摆脱药物,像其他人一样健康完整,全靠自己的意愿生存。每次的停药尝试都变成浩劫,总在最后崩溃之前,她又捡起药片。

也好,朋友称她为无所不能的小引擎,每次被打倒,都能重新站起。

2001年,一种新出的抗精分药物“再普乐”对她产生奇效,她身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也终于令她真正接纳了自己的病症：既然药到病除,当然就证明了我确实是这种病。而令她意外的是,一旦接受现实,她反而不再焦虑矛盾了,她与精神分裂症的距离倒仿佛越来越远了。她终于在漩涡间找到了平衡,激流让她获得了自由。

而现在,她要做一件真正疯狂的事,那就是,告诉所有人,自己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多年来,这是她最深的秘密。她不敢告诉熟人们,怕他们排斥她,轻视她;她不敢告诉同事、同学们,怕任何她投稿的学术机构、她打算面试的单位都会直接拒绝她,学术生涯化为泡影。她怕路人的鄙视,怕身边人的厌恶,怕所有人离她而去,只剩她自己。

而现在,她拥有了一份稳定的、不会失业的终身教职,深爱她的丈夫就在她的身边。没什么可怕的了,病历女士已经渐渐淡出,是时间让艾琳出来和大家见见面了。她就这样,站在了全世界的讲台上：“我是教授,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我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马索克曾勇敢地说：“我是变态,但我更是一个作家。”一模一样。这是对自己最深刻的肯定。

即使抛开她的疾病,她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她将此归因于：一、得到极好的治疗。每周四到五次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持续几十年。二、家人亲友的支持,他们令她的人生有意义与深度,帮助她找到生活的方向。三、身处一个支持她的环境。大学既满足她的各种需求,也刺激她思考。这一切,都是最强有力、最有依赖性的抵御。而她还要感谢父母经济上的鼎力相助,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大力帮助,以及令她缺乏女性魅力的、对她有益也同时有弊的倔强性格。

艾琳反复强调,全世界,像她一样受精神分裂症困扰、和魔鬼共处一身的人有2400万(另有数字认为是百分之一,也就是6000万),他们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可能是你的配偶,也可能是你的孩子、邻居、朋友”。

在中国,他们都在哪里?

我的一位邻居,应该是精神分裂症。他刚发病的时候,大家还当笑话传：他如何向领导举报同事的莫须有罪行,他在盛夏为了保护地球环境不让家人开空调……不知哪一天,他从生活中消失了,再回来,已经是一个苍白肥胖的老年人。每天下午固定时间在院子里散步,呆滞冷漠的脸上有非人的迟钝。他从不和我打招呼,可能早就不认识我,虽然,我与他曾经是中学同学。

我的一位大学女同学,也许是精神分裂症。起先是言谈怪异,后来莫名其妙开始追逐某个貌不惊人的男生。该男生情急躲到卫生间里去,她就站在卫生间外等,脸上挂着恍恍惚惚的微笑,嘴里不知在说什么——全楼师生都被吓得只能去楼上解手。在我们当时的认知里,她被称为“花痴”。学期终了,她离开学校,从此再没听说过她的名字。

我一个朋友的老公,已经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他本是高材生,在科研单位工作,但越来越行事癫狂、语无伦次,自说自话辞了职,自认是国家特工,在行使伟大任务,妻儿都是敌国派来的,饭菜都要看着妻子吃一口,才肯动筷。送过医院,他竟能把医生辩得哑口无言,明知他有病,也不敢冒法律风险收留他,只能放他回家,他从此成为施施然的自由人。离婚是不可能的事,他的妻子,索性把生死置于度外了：你要杀我,就一了百了;你不杀——就这么着吧。日子继续过下去。

甚至,那人就是我自己：慵懒与低潮时时来袭;家人经常发现我处在自言自语、心不在焉的状态;我老听见有个严厉的男声在呵斥我——正如艾琳听见房子在说话——我一直以为那是我的良知之声,但或许那就是传说中的幻听?

我会不会像艾琳一样,有什么药令我豁然而愈,事后看看说明书：啊,原来我就是这个病!在想象里,我清清楚楚看到未来：新药物都是昂贵的,我怎么付得起?要变成家人的负担不如去死。

我曾以为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幸总会落在某人身上,宿命的残酷就是这样。总有些人生来残破,必将沦为被淘汰者,再爱他们再愿意帮助他们,也无能为力。

但看到艾琳·萨克斯的例子,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病患中,有多少人天赋聪颖,有多少人像艾琳一样与命运殊死搏斗过。是什么,令艾琳成为特例,而他们没有?

要说到全中国对精神疾病的无知,医疗保障系统的不得力,个人幸福的不被重视,以及贫穷——这万恶中的万恶,毒魔中的毒魔。

但我,还是对未来有结结实实的信心。首先,我至今还没疯掉,很可能就不会疯掉了。其次,中国始终在进步,精神疾病如抑郁症之类,已经得到了普遍重视。而最重要的,大概是去工作去爱,永不言败的决心。

每一种疾病,都是上帝的剥夺,但能不能,从上帝手里生拉死扯回一点儿?人的小宇宙能否与大宇宙对抗?这是必输的战役,但至少,要先试一试。

也许我们都不正常,但我们努力地,带病生存,开出不完整的花朵,像缺口的碗,也能盛饭装水,甚至有别样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