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汪曾祺在上京途中,给黄裳的信中写道：“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若萝卜,若地瓜,若山芋都极有爱好,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此非矫作,实是真情。”萝卜人人都知道,地瓜在很多地方——比如河南山东——就是番薯(文中食物皆有异名,故而尽量采用学名,以下均按此原则),但又提到了山芋,这是江苏上海一带对番薯的称呼。汪老是高邮人,他当然也会用山芋这个词。问题就来了,如果山芋是番薯,那地瓜是什么?

因为他说到“类似果品”,我便想起,今年夏天,暑假将尽时,朋友来看我,我带着她去买菜,顺带参观世情。快出菜场时停步：“我们买点儿地瓜当水果吃。”朋友以为本地有生吃番薯的习惯,小吃一惊,但也打算入乡随俗。不料看我捡起几个矮矮扁扁、像白色小南瓜、也像放大的蒜头的东西——她有恶趣,说像“几个屁股连在一起”——她大吃一惊：“这是地瓜?”

我才意识到她不认得：“这里叫地瓜,我也是后来上网查到它叫凉薯的。”——学名是豆薯。

不过有时,卖菜人也叫它白薯。理由显而易见,白色的薯嘛。他们并不知道,在北京,白薯是指番薯。

小时候过北京不算,二十年前,大约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上北京。朋友请我在小馆子吃火锅,涮菜里赫然列着：白薯。我好奇心重,立刻就问服务员,服务员想来被我问蒙了,不知道如何解释,转身登登登走了,亲自抱着实物出来给我看——哦哦哦,原来就是无人不知谁人不晓的番薯。好丢脸。又像装高贵,假装五谷不分以彰显自己是豌豆公主。

回想起来,不知白薯是红薯,是没道理的事。因为我从小看“京派小说”,老舍、邓友梅、叶广苓、王朔……个个都提过烤白薯。

老北京城的记忆,是冬天的吆喝声：只要兜里还有个制钱,一听“烤白薯哇真热乎”,非买不可;饿瘪得像臭虫的穷人,瘦得起棱的狗,买不起,围着烤白薯的挑子,靠那一点热香苟延残喘;大院里的穷孩子,有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山东、北京等地,番薯分冬春两季,麦茬白薯指收麦之后种植的冬番薯),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当今盛世,过健康生活、青春活泼的女孩子,“跑完步气喘吁吁,站在路边吃焦脆的炸油饼和松软的烤白薯”,还最爱吃烤白薯焦黄的皮,男人就把皮都剥给她。

我看书从来喜欢看吃,读得津津有味,但当时没有网络,我又不求甚解惯了,从来没想过那是番薯——在湖北,它被称为红苕。苕是个古字,《诗经》有之：“苕之华,芸其黄矣。”但此处苕念“条”,是凌霄花。湖北话里的苕念“韶”,就是番薯,别无他意。“苕粉”是番薯粉,“苕面窝”是番薯面窝,“苕货”是不严重的骂人话,是“笨蛋”的意思,可能是一场大架的开头,也是对爱人对小孩的亲昵称呼,且笑且嗔。

不过我很早就知道地瓜是番薯。因为我妈是河南人,她就是这么说的。四岁那年,外婆去世,我妈带我和二姐回家奔丧。丧事长短一概不记得,就记得我在蓝天下打秋千——清寒的冬天,天蓝得让人别无他想;另一个细节是,床边堆满地瓜干,我整天不住嘴地吃。都睡下了,嘴里还在嚼呀嚼,嚼着嚼着睡过去了,第二天醒来,地瓜干还在牙齿间。满嘴皆酸,是糖被唾液里的酶分解了,又发酵了一夜的后果。——活该我中年之后,要一次次去口腔医院。年少时的愚蠢,老了都要买单。

知道“山芋”是番薯,比知道“白薯”更晚。虽然我也是十来岁就看张爱玲,里面屡屡提到“烘山芋”,但当时我没想到它就是“烤番薯”。

关于烘,南方人很熟悉。武汉和上海一样,冬天没有暖气,时常连日雨雪,被褥只能将脏就脏,一冬不能换洗。衣服洗过了经久不干,只能放炉子、火盆上烘一下,借人工热度,烘出袅袅湿气,逼它渐干。一冬天,满屋子铺天盖地都是这些半湿半干的衣物。

现在科技进步,烘的工艺不变,器具变成电油汀、电暖炉、电加热器。费电得很,一晚上十几度电。又不安全,说明书上都三令五申表示：禁止搭衣服。而且一般只能烘干,烘出一段微热的烟火气就不错了。要到能烧熟食物的程度,非着火不可。估计上海话里面的“烘”跟我们说的“烘”不完全一个意思吧。

但一旦知道了,再读张爱玲的《道路以目》：“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那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还真是。从小看到大,烤红薯的炉子都是直直的大圆筒,多半是汽油筒,外面刷了砖红的漆。卖的人不时伸手或者钩子进去探摸,把烤好了的番薯,垒垒地堆在炉口上,一种惨淡的大丰收景象。

有山芋,自然就有洋芋。也是快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昆明,晚上脱离大部队和朋友吃烧烤。把所有我不认识的东西都点了一遍。端上来一看：啊,烤洋芋就是烤土豆片,洋芋粑粑就是土豆饼。

之前我顶多知道土豆又叫马铃薯,还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被人家教育的结果。店员递出薯条来,我不接,与他大眼瞪小眼：这是什么薯?这是土豆。为什么不叫土豆条?土豆学名马铃薯。现在当然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薯片是土豆片,炸洋葱薯圈是洋葱土豆圈。

倒是有一次我在一家写着台南盐酥鸡的小店,点甘梅薯条和椒盐薯条各一份,结果前者是番薯条,后者是马铃薯条。平时不理会,这么放在一起一对比：番薯条香润满口,是憨笑着的红脸大汉,魁梧身形下有一颗甘甜的心;马铃薯条则是黄种美人儿,黄白瘦高,看着如枪似棒,入口真面,可以随便欺负。

总之,我在昆明的时候,边吃边想：番薯叫山芋,马铃薯叫洋芋,是否可以证明,番薯传入中国在前,已经抢先被国有化了,马铃薯则一直被当作外来品?不好说。

又情不自禁想起芋头来了——还是它最老实,就叫芋头,偶尔叫个芋艿啥的,也不大会有歧义。白芋长得寒酸,荔浦芋头真像番薯——一查,不同目不同科不同属。

中学时候,学过一篇古文叫《芋老人传》,是个类似翡翠白玉汤的故事：穷书生在风雨之夕,“衣湿袖单,影乃益瘦”,遇见贫家老人的“煮芋”,连吃两大碗。书生登上天子堂后,以宰相之尊,还记得煮芋的“香而甘”,以怀旧之心一尝,“辍箸”。

芋老人趁势进谏：芋还是那个芋,变的是大人你呀,“时位之移人也”。可不是,小时候再怎么巴巴盼望迪斯尼乐园,为人父母后带小孩去玩儿,只觉得排队累如狗,毫无兴致。

而我好奇的仅仅是：老人煮的,到底是山芋、洋芋还是芋头?番薯、土豆和芋头,这三种都能白煮。

番薯最可爱,也最“香而甘”。但其实还是芋头最有说服力,白芋面面的,口感就是“淀粉”二字,白煮一点味道也没有。闽南佳肴“芋泥”,要放很多很多能甜死蚂蚁的糖。所以,如果觉得它“香而甘”,才真是力透纸背的饥寒交迫。

类似这样的食物异名,还有吗?多得是。

我刚去北京时,在餐馆说莴苣没人理会,点青笋——上来的是莴苣。也有理,莴苣也叫莴笋,而且确实一根碧青。竹笋倒是粉白的,所以笋片又叫玉兰片,大朵大朵的。

客居近十年,也习惯了。后来有一年我在长沙工作,那天大约是小年,天色灰暗,下着苕粉般微灰黑的雨,满地泥泞,可是街上的人都穿得喜气洋洋,手里大包小包,全是年货。我独在异乡为异客,未免有些自怜,就找了个街坊小馆子,打算给自己过个年。

点个“干笋肉丝”——上来的是干竹笋,我居然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不是人家的错,叫竹笋是笋天经地义,干笋笋干都指同一种东西。莴苣干就是莴苣干或者莴笋干,从来没见过叫笋干的。叫青笋干也不像,因为晒干后的莴苣是暗绿色。

但可能我当时心情不好,提筷在手,心中更黯然：你以为向命运下定单,就能依照“宇宙吸引力法则”心愿得偿?你和老天,用的不是同一个命名体系,你要的,它给的,不是同一件东西。你乞请牡丹与玫瑰,得到的不过是链与鞭。最后只能对自己说：失望,对于生命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那天没吃完就走了。下着雨,一气走了好远回租屋,大衣浸得精湿,沉重如盔甲,如生活本身。

最近读台湾女作家陈淑瑶的《流水账》,书如其名,娓娓道来的流水日子。她写了十年,我断断续续,看了四个月才厘出头绪、品出味道：开篇就说向农会借花生贷款,文中一直在种土豆。“忙种土豆啊,趁下雨土湿要连快种,踢土豆,把土豆踢进土里”;小情人缠绵,在银白色、会哗哗作响的土豆藤上;年轻人出外打工,抱怨辛苦,老太太答：“会比掘土豆艰苦?”奇怪,既然种土豆,为什么借花生贷款?

终于看到一段：“去年我那拣起来的土豆一斤可以剥仁十二三两,普通的嘛有剥八九两,土豆仁一斤四十块咧!挂壳的一斤嘛卖二十几块!去年土豆仁卖三百斤,挂壳的卖两千外斤。”才恍然大悟：他们说的土豆就是花生。真也形象,土里的豆子,而且也是外荚里仁,和黄豆、四季豆一样。意象上远不如落花生美,但更老实本分。

好奇一搜,淘宝上真有“土豆酥糖”卖,点进商品页面上,认认真真介绍着：花生糖、镰刀、牛杂,曾并称“中坜三宝”。“在那没有机器代劳、凡事全靠手工的时代,作贡糖的花生都是在石臼上一杵一杵研磨成粉末的,灶下烧的从木头、木炭、煤炭、重油、柴油、一直到现在的瓦斯,往往大热天前头炒花生,后头背孩子,孩子热得哇哇叫,自己更是汗水淋漓,浑身湿透。”

商品名称是土豆糖,介绍却是花生糖,进店客人估计看得一头雾水,以为是复制粘贴错误,老板也不晓得要说明一下。大概他以为尽人皆知,从没想过,中国幅员广阔,很多家喻户晓的事,那家与户都只限于你府上方圆五公里。

就像我以上说的这些,可能也有很多人嗤之以鼻：也值得拉拉杂杂说这么些吗?这不是常识吗?我只想说明：中国太大,世界更是比大还要大,你以为的常识,只是你以为的。你叫它是地瓜,但在其他语境里,地瓜是其他东西。你认为别人错了,但在别人的世界里,他是对的。在争论、指责甚至决战之前,最好先弄清楚,你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同一个概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吃万家食,才是增长人生智慧的至理。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写饿了,但我还得惭愧地承认,我仍不知道最开篇时,汪曾祺提到的地瓜究竟是什么。

脚背上的朱砂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