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1996年,59岁的德裔女作家赫尔加·施奈德出席参加种族法制案制定五十周年的纪念仪式。会议中途的休息时间,一位从奥斯维辛生还的老太太笔直向她走过来,爆出一句话：“我恨你!”
她懵了：“为什么?”
“因为你妈妈是奥斯维辛的警卫,我的门牙就是被她打掉的。”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形单薄,看着她,仍是满眼憎恶。
她,作为纳粹的女儿,面对这不能还偿的血债——仇恨会否世代相传?无力自辩,只能嗫嚅道：“战争结束时,我才七岁半……”没说出的话是：“她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
赫尔加的母亲一直是纳粹的狂热分子,为之,经常把年幼的儿女交给旁人照管,自己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家人都反对她的政治主张,也厌恶她的作法,连她自己的父母都认为她是“自甘堕落、狂热盲信”。但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刁难”,是“拖后腿”,这些“落后分子”拦不住她对元首的赤胆忠心——本质上,也就是极端暴力和自负,以及对权力无止境的渴望。
1941年,母亲毅然抛夫弃子,投奔党卫军,成为一个集中营女看守。像她母亲一样的女性,在当时的德国,数量颇为不少,人称“希姆莱(党卫军头目)的黑裙子”。那年,赫尔加4岁,她的弟弟彼得19个月。57年后,母亲对自己的选择依然不悔：“我想成为党卫军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包括家庭,包括两个孩子。”
从此,母亲的简历便是一条人类的耻辱与罪恶之路。她先在萨克森豪区集中营任职,随后是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那里以用犯人做人体实验而臭名昭著：从犯人小腿上取下一截肌肉,观察肌肉组织会不会复原、如何复原;截去犯人的健康手臂、小腿或肩胛骨,移植给有需求的患者——当然是雅利安种,而被截肢者则被注射药物而身亡;为了做坏疽实验,把犯人身体切开直至露出骨骼,往伤口里植入细菌组织,还会加入木屑和玻璃屑,令犯人极其痛苦地死去。而母亲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把挣扎号叫的犯人绑在桌子上,供恶魔医生下刀。
与此同时,母亲还接受训练,为后来成为灭绝营警卫做准备。只有最强壮、最凶残的人才被挑选出来送给奥斯维辛——母亲正是其中一员。
奥斯维辛灭绝营是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营地,“毒剂通过小孔被注入毒气室,三至十五分钟即可致命。当囚犯的哭嚎声渐渐平息,我们便知道他们已经全被毒死”。是母亲押送全裸的犹太人进入毒气室,也是她把尸体扔进焚烧炉。有时候,尸堆里有小小的身体在蠕动,那是挣扎着挨过毒气的生者。母亲对此无动于衷,生者与死者一样被付之一炬。“焚化炉日夜不停地焚烧尸体,释放出腐臭难闻的恶心气味,扩散到整个地区,周围村庄里的居民渐渐明白奥斯维辛正在发生什么……”
母亲坦承：“我对他们其实很严厉。”打得犯人嘴里吐血,听见犯人为死去或失散的儿女彻夜哀号,就不停地让他们干活直到累得半死。“纪律,严厉苛刻的纪律。如果要对一个营区保持控制,这就是秘诀。”
还有贪婪。母亲及其他党卫军,毫不犹豫地掠夺犹太人的财富,让他们为自己打造金项链、金帆船、金相框——那都是犹太人的金子,包括犹太人的金牙。
1971年,当母亲与赫尔加第一次重逢时,她试图把自己的收藏品送给女儿,“一大把戒指、手镯、袖扣、耳坠、胸针、一块手表和好几条项链”,女儿的心却猛地一沉,“这种链子常常被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四五岁的小女孩”,刹那间,她仿佛亲眼看见：一条戴着这种项链的小女孩,被自己的母亲送进了毒气室……
这非人性的残酷有没有例外的可能性?一位母亲曾经的同志,投奔了抵抗派,被盖世太保抓到集中营,由母亲发落。母亲立刻把她送入妓院,很快,她染性病身亡。希姆莱多次宣称过：“党卫军的成员,对血缘相同的人要忠心不二。”前同志,同文同种,她的死去令母亲“有些难过”。但母亲很快就克服这种情绪,她不能允许自己对被“原本就该关进集中营的人”产生同情和惋惜。此后她果真不曾对任何人稍有恻隐。
赫尔加的母亲令我想到《朗读者》里面的汉娜,她也是一位集中营守卫,与母亲做了相似的事。但汉娜只字不识,只是机械地服从命运,而母亲酷爱读书,甚至在奥斯维辛,临睡前也会看上一会儿书。同时她对绘画艺术也有很高的赏鉴力——谁说学艺术的孩子不会学坏?这可能取决于你对“坏”下的定义。
她与汉娜的另一个不同点便是：当汉娜认字明理之后,无法原谅自己造的孽,以死为唯一的救赎。但赫尔加的母亲,直到90岁高龄,仍在说：“在我看来,对政府来说是对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对的,我无权做任何个人的思考,有任何个人的想法或者感情。相反,我的职责就是毫无异议地遵守上级的命令,就算那些命令意味着用毒气杀死千百万犹太人,我也乐于执行。”
不管对人类犯下多么惨绝人寰的罪行,不管被她弃置于身后的儿女曾遇见过怎样的命运：被继母虐待、饥饿、病痛、在死亡边缘徘徊。她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还是原来的我。”
所谓不改初心,所谓不悔,莫过于此。
她没有听见女儿严酷的指责：“你根本不想成为妈妈;权力才是你更渴望获得的东西。站在一群犹太犯人面前,你会感到自己拥有无比的权威。一个看管犹太人的警卫,守着一群被剃了光头的犯人,他们个个目光茫然,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孤苦绝望——妈妈啊,这是多么卑鄙无耻的权威!”即使听见,她更关心的,仍然是,她党卫军的同事们。
这是多么恐怖的母亲,却仿佛东西方的时空在彼此渗透,我依稀读到了熟悉的东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反人性、斩草除根、狗崽子……这些话我都还有印象。我曾看过一部文学作品的手稿,第一句话：我曾经是红卫兵。第二句话被重笔抹去：我不悔。是作者前思后想过,决定不触怒读者?还是胆小的编辑代为删削?
儒家文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忠君之事,君之过就是君的事。服从命令,成为最佳的自我赦免。
只是,伤害客观存在。多少大道理,总遮掩不了切肤之痛,因此我们有那么多“伤痕文学”,包括最新的张艺谋导演的《归来》,说的都是受害者的苦难;但,施害者在哪里?混杂在人群里,随着众人进与退,像湘西赶尸传说中的行尸走肉,是否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谁能勇敢地承认：指示是他人所下,挥起的拳头是自己的——而与拳头相联的,应是自己的脑自己的心。
《朗读者》里最令我震撼的一句话,男主角米高,在汉娜自杀身亡后,代她向集中营的余生者求恕,对方答：“我没有资格说原谅。”是的,死者已逝,苦难随他们葬于地下,所有苟活者都因自己的存活,对他们抱歉。没有人能为死者代言。
而忏悔,如斯艰难,要抛开一切“不得已”,诚实面对自己的罪与错,像格拉斯的《剥洋葱》,一片一片,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艰困的事。要榨出自己“棉袍下的小”,也得用“永不原谅”的态度。
有时候,上一代不曾完成的事,可能必须由下一代继续。
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评《放浪记》
我确实不喜欢林芙美子。
1938年,惨烈的武汉会战后,大武汉沦陷,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随大部队进入武汉。血腥的杀戮在她笔下是这样的：“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做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这还是人说的话吗?
这也许能说明,在我阅读《放浪记》的时候,厌恶与同情为何会杂糅在一起,混乱地出现。作品与作家到底血肉相连,不爱这个人,还能不能爱这部作品?
要说林芙美子的故事,先要从她的父母说起。她母亲林菊,是旅馆老板家的女儿,天生丽质且感情奔放,曾三次与男人同居,并分别生下三个私生子女。她父亲宫田麻太郎,小林菊十四岁,是从事和服买卖的云游商人,在林家投宿时与林菊一见钟情。家人反对林菊远嫁,林菊却不顾一切,随宫田远走下关,并于1903年生下了第四个私生子：林芙美子。因为当时他们尚未结婚,所以芙美子登记在舅父名下,从母姓。父母的漂泊成为林芙美子骨子里的血,也奠定了她一生流浪的基础。“从我父亲那时起,我便失却了故乡。因而旅途就是我的故乡。”
林菊的前三个孩子,都是交还男方家里的,芙美子是唯一一个跟在她身边的,是实质上的独生女,独得母亲所有的爱。但八岁那年,一场风暴吹入芙美子幼小的人生。父亲聚敛了可观的家财后,执意将一位艺伎领回家中。“那天正是旧历正月,下着大雪。母亲带着八岁的我离开了父亲的家。我只记得,去若松必须坐船。”林菊是魅力不尽、永无空窗期的,这一回,陪在她身边的,是原来为宫田经营商店的经理泽井喜三郎,小她二十岁。
母亲和继父做过工,也行过商。“那之后,我就过上了无家的生活。无论走到何处,皆有置身于小小客栈的感觉。”小客栈里,有矿工夫妻、镶了假眼的流浪说唱师、狂人、卖腹蛇假酒的骗子和失了拇指的妓女。芙美子记得,有一次和妓女一起去洗澡,看到她的腹部文身,肚脐是一条蛇,喷吐出鲜红的舌头。作为孩子的芙美子,目不转睛盯着那条浅蓝色、可怕的青蛇文身。
小学四年她转学七次,没有交到一个亲密朋友。十二岁,芙美子休学当小贩,去矿山卖扇子、化妆品、一文钱一只的夹馅面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无论赚多赚少,母亲都给她三文零花钱,她拿来买双儿美人的故事书。
长大后,流徙岁月里,经常有人问起：“你的故乡在哪儿?”她只能答：“说不上什么确定的故乡。说起来,原籍是东樱岛。”求职时的履历书要写原籍,她还注明那儿是温泉胜地。“然而写得那么远,谁都不相信。”于是她干脆将原籍改成了东京。
而她最眷恋的城市,是尾道。1931年她创作的《风琴与鱼町》,开篇第一句：“父亲的手风琴拉得真好。”以小女孩的视角,娓娓记述了一家三口在尾道清贫而温馨的日子。后来因为父母在当地欠债太多,芙美子无法再回尾道。“然而,对那度过了少女时代的海边小镇,却怀着恋情一般的憧憬。”
也就是在尾道,她遇到了初恋。
15岁那年,初露文学才华的芙美子进入尾道市立高等女学校(现广岛县市尾道东高等学校)就读。为了筹措学费,她夜间还去帆布厂打工。私生子的身份、穷困的家庭环境、平凡的外貌,都令她不愿意与人接触,躲进文学的世界。她也因文学,与一位土豪家的公子冈野军一相识相爱。毕业后,更随着去明治大学读书的冈野来到东京,开始比翼双飞的同居生活。
这段恋情遭到冈野家人的极力反对,因为芙美子的来历不明。说：“不能找个姑娘,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芙美子多次哭泣,想到万一怀孕该如何是好,便跑到长谷司的墓地,在碑石上拼命撞击腹部。冈野让她安心,说：“你长期受苦,对人失去了信心。可你要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相信我。”
但1923年,大学一毕业的冈野随即回乡,自此音讯全无。翌年一月,苦等数月的芙美子找到对方家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回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找别人说吧。”男人只说：“我是个无法依赖的男人,算了,望你喜结良缘。”之后,冈野与同级毕业的一位女护士结合。
“他的话至今让我心动,是他送我那本《萨宁》,也是他教会我如何恋爱,是他第一次把我带到东京,也是他对我信誓旦旦……我们彼此曾坚信不疑,那么努力地工作,甚至忘记了养父和母亲。然而,那些肤浅的、年轻的恋情岁月,却比泡沫更加虚幻。”
爱人远去,日子还要继续,林芙美子在东京,开始动荡求存：给作家近松秋江当女佣;摆地摊,为此需要贿赂地头蛇;给学生当助手;在玩具厂当女工;在牛肉菜馆当女侍……最山穷水尽的时候,甚至还考虑去玉井(私娼区)卖身。
日子再困难,众人都嘲笑一个女工的阅读书写,她却仍然没有放弃文字：断断续续地读,持之以恒地写。十年放浪生涯,攒下几十万字日记,就是后来她最著名的作品《放浪记》。
看《放浪记》,简直无法不令人起痛惜之心：玩具厂的工作,每天定额350件,日薪仅为7角5分。而开销是这样的：三叠大的小客栈铺位,一宿是三角钱;肉豆腐盖浇饭是一角钱,杂煮和泡菜的一顿饭,是一角二……她就着咸菜吃茶泡饭,觉得太阳如萝卜切口。而除了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外,她还买稿纸,六分或八分一迭,腰带一块钱零八分,烤鲫鱼一角,以及美颜水,两角八——读到此,我不由微微一笑,困窘至极,仍不泯灭爱美之心,是日本女子的天性吗?
还有那些单身女子一定遭遇的困境：被上司性骚扰。她尖叫抗拒,上司皮笑肉不笑地说：“不就是开个玩笑吗?”坐船出海,看到一双铁青的大手就在帐外,随时可能突发兽行。不敢做什么,只能大声咳嗽,被好心人救了。同住的女学生,把她介绍给自己的老头子父亲。为了生存,她也接受过客人的礼物,向人低声下气,忍耐人家“仿佛来到小妾家中”的轻狎态度。她身边就有年轻的女子,为了一件大衣和戒指的虚荣,轻易走上卖身的道路。
母亲给她安排过相亲：“京都圣护院煎饼屋老板的儿子。在市政厅工作,是个好男人。”而牛肉面店的少年阿良,向她提起柏拉图——是太知道她不可能以身相就吧?那么能远远地看着她,也是好的。
《放浪记》里记录的,是她的苦难,也是全世界底层女性的共同命运。
困顿中,她结识了话剧演员田边若男。田边向她诉说前女友的无情无义：“每一次巡回演出,我都帮她拿包……那娘儿们却背着我,穿着睡衣悄悄钻进别人的房间。”
总之,都是人家的错,他是深受伤害的薄命男。文艺男的样貌,大致相同。
天寒地冻里,两个瑟瑟发抖的人,必须相拥取暖。芙美子嫁了田边。一旦生活窘迫,田边就让她去典当衣服,她心甘情愿。当她无意中发现柜子里,有一张面额很不小的存折时,还是百感交集,很不是滋味。
而田边竟与人有染。“我悄悄跟到男人住下的公寓,蹑手蹑脚爬上宽大的楼梯……我看到那个男人——曾经倚着我的胸膛哭泣的男人,居然和那个扎着桃形髻的女伶,像鱼一样地缠在一起。”婚后两个月,他们仳离,一场欢爱如梦无痕。
田边后与一位艺人结婚,数年后,他的妻子因肺炎病逝。
又只剩下她了,赤裸裸地受着苦,冬天脚上长满了冻疮,夏天患上脚气——在文字的世界里,她暴露一切,包括丑态百出。不矫饰、不造作、不美化。她不是绿茶也不是女神,她只是一个相貌平凡、有一切人类丑态的人。
不过她的爱,真是来得疾如风暴,几个月后,她便遇到野村吉哉,不得志的诗人,穷困潦倒,患有肺结核,“嘴唇红得吓人”。
野村性格古怪,他“抱紧我压在身上,说要让我和他同病相怜,拼命地将肺里的气息呼在我脸上”;自私冷漠,芙美子的母亲来看望他们,他照样不理不睬;行事几近无赖,芙美子去酒吧打工,他借口“去视察敌情”,不打招呼就直接过去,把芙美子吓得不敢出声;他对芙美子多次詈骂,说她是“又粗又短的猪脖子”,还拳打脚踢,用饭碗砸她,抓着头发把她按到榻榻米上毒打,还动过刀。
这种日子,林芙美子不止一次想到死：“也许,我的人生已到尽头。我想去死。这样子活下去真是太累了。一个人的时候孤寂难耐,两个人一起又更加痛苦,这个世界真是虚幻无比。”一年多后,正如之前的每段恋情,芙美子与他分袂。
而饥饿是芙美子永远的主题：当女侍,伙食是魔芋,旁边就是要送出去的餐食——黄澄澄的炸鸡排;她每天每天吃白菜,白菜里加酱油,没有肉。肉烧白菜,是她幻想之中的菜肴,一种梦想。每当路过鱼店,她得闭上眼睛憋住气。母亲来看望她,带了火车上吃剩的盒饭。这样的伙食在她笔下是：“我脸也顾不上洗,赶着吃那散发着木质清香的盒饭。红色的鱼糕片,梅干酱炒牛蒡丝,还有魔芋条炖肉金针菜。我真是大快朵颐。”她写得越兴高采烈,我们看得越心酸。
多么像中国的萧红,极度饥饿几乎令她半疯狂：席子能吃吗?桌子能吃吗?萧红终于早逝。芙美子比萧红幸福,大概在于,23岁那年,她遇到了学画的手冢绿敏,结为夫妻,性格温存包容的手冢一直陪伴她左右,直到她生命的终点。并在她去世后,整理她的著作及文献。
所以,早恋是有好处的,可以分手许多许多次,心千疮百孔,身体仍是绮年玉貌。一连串爱恨离合,仿佛已经地老天荒,但有时候,最后一个糖葫芦是好的。她对手冢不是没有怨言的：“他是一个以作画为生的人,却因为善良而无法营生。尽管结婚七年来,我始终暗自欺盼他能够找到一条营生之路,然而时至今日,除了侍弄庭院和作画之外,看不出他有一点想要工作的想法。”但他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也令她进入一生中最稳定的创作时期,完成了《清贫记》《牡蛎》《浮云》等诸多作品。
她把多年日记整理成书,在杂志上连载,大获成功。1930年出版单行本后,两年间,销量达六十万部,成为当时备受关注的超级畅销书。她过上了安居乐业、爱人陪伴的生活,也有一位小女佣照料她了,正如她当年伺候别人。十年放浪生涯,至此终结。
《放浪记》是这样诚实的一本书：“西洋诗人矫揉造作,崇奉虚构。我却想抛开那般矫饰,饿了就写作饿了,恋慕就写作恋慕。这种诚实的写作无法成立么?”所以里面真实、琐碎、丑陋,变异,无所不包,连母女在山野上拉屎的细节都一一备记。林芙美子本人也极其偏爱这部作品,曾自言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死后作品还将流传下去。但我却有一种自信,唯有这部《放浪记》还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如果林芙美子在这时去世,世人会为她感叹说：红颜薄命,天妒英才。但她活到了战后。在侵华战争期间,她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笔部队”,与其他文人记者一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笔征”,以笔为武器,煽动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为侵略者鼓而呼。林芙美子作为“笔部队”唯一的女作家,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芙美子,为国上战场。——请原谅我下意识的油腔滑调,我只是在想象当时的媒体文章。
《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说：“作为惟一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的入城……跟随快速部队继续进行决死的行军。日本女性到战场来啦!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荒凉的武汉平原”?
不,武汉是九省通衢、烟火繁盛之地;江汉平原是天下粮仓,素来肩负“湖广熟,天下足”的使命。是什么令它们荒凉?侵华日军。
我自命并不偏狭,从来不因为中日之间的情仇,对日本文学艺术有所偏见。我为山口百惠的《绝唱》哭泣,我为《小意达的花儿》伤感,想起《24只眼睛》,我叹息。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都是灾难。但对参与战争者,绝不原谅,绝不同情。那段时间的林芙美子,极力用文字诗化美化残酷的战争,毫无反思,还尽情展示了勃勃野心。她在《战线》中写道：“真想把武汉长满棉花的大平原据为日本所有!”
而这,是不是她的错?某种意义上,所有女人都是政治盲。大部分女人没有立场可言,亲爱的人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她们的立场。张爱玲会说：“对近代史没兴趣,它劈头盖脸打上来。”林芙美子读书不多,行事全凭动物般的直觉,《放浪记》里几乎完全没有对现实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她念念叨叨的无非是：我要活下去,找一个爱我的人,写小说。她不关注周围的一切人一切事,她对家或国都没有要领。但无知和自私自我,从来不是赦罪的理由。
那期间,芙美子曾三次赴华为侵华日军鼓而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又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前往东南亚多地。后来战事吃紧,她退居夫家附近。1945年,和平了,她重返东京,写下《晚菊》,获第三届女子文艺奖,是她一生的巅峰。1951年,她因心脏病去世。故居现已成为新宿区林芙美子纪念馆。
直到现在,《放浪记》仍然深受读者欣赏,曾三次搬上银幕。最后一次,导演是成濑巳喜男。而光成濑一人,就先后六次把芙美子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还包括《晚菊》《稻妻》《饭》等。
而在《放浪记》的结尾处,成濑安排了这样一幕：送走访客的芙美子,重回案头,写了几行之后,倦极,伏案而睡。亲爱的手冢过去,轻轻给她披上了衣服。
看到这一段的我,竟然有泪盈睫,为她前半生的苦难终于得到报偿。但,《放浪记》能抵消她的“笔部队”生涯吗?曾经饱受战争蹂躏过的武汉平原,会如何回答?在读者之外,在女性之外,我是中国人,而像亿万国人一样,我没有资格说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