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到底,这一切真的没那么重要。

归根结底,这不就是创作嘛。

就像约翰·列侬在谈到甲壳虫乐队时说的一样：“我们只是一支乐队!”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个热爱创作的人。(当然,我也很尊重甲壳虫乐队。)我为创作倾尽了所有的精力,也下了很多功夫鼓励别人进行创作。我认为,创意生活是世界上最棒的生活方式。

没错,我的人生中一些最非凡的时刻,的确是在灵感爆发或体验别人的奇妙创作时发生的。没错,我坚信人类的艺术直觉发源于神圣且不可思议的源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一切看得太过严肃,归根结底,人类的艺术表达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这真是让人既庆幸又振奋啊。

正因如此,我才如此热爱艺术创作。

你觉得我说得对吗?你认为艺术是世界上最严肃、最重要的财富吗?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要在此分道扬镳了。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生活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艺术并不像我们有时骗自己相信的那么重要。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如果让你找出一个其社会意义比我的工作(小说家)更小的职业,你估计会急得抓耳挠腮吧。比如教师、医生、消防员、保安、泥瓦匠、牧场工人、政治说客,甚至形同虚设的那些“顾问”,在维持人类社会的顺利运转方面,都要比任何一位小说家重要。过去如此,未来也一样。

电视剧《我为喜剧狂》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将这个理念提炼到了不能再分解的原子核层面。在剧中,杰克·唐纳吉取笑作家利兹·雷蒙,说他的工作对社会毫无意义,但利兹却努力辩驳自己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

杰克：“在末日后的世界里,你对整个社会还能有什么用处呢?”

利兹：“我可以当云游诗人!”

杰克一脸嫌恶：“你可以当测试瓦斯的金丝雀。”

我觉得杰克·唐纳吉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事实让人消极厌世,恰恰相反,我感到兴奋。我能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从事没有实际意义的创作,这意味着我并未置身于一个世界末日后的地狱之中。也就是说,我并没有被疲于奔命的劳苦锁住手脚,人类文明中还留有追求幻想、美好、感情甚至毫无意义的、嬉戏玩笑的奢侈空间。

纯粹的创作之所以可以看作是人类神奇的表达,正是因为它是一种与生活中不可或缺、无法规避的一切因素(食物、住所、医药、法律规定、社会秩序、社会与家庭责任、疾病、损失、死亡、赋税等)截然相反的东西。纯粹的创作要高于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天赋,它是蛋糕上的糖霜。我们的创作灵感是来自宇宙神奇而意外的馈赠,就像是所有的神灵和天使聚集在一起对我们说：“我们知道,在尘世间做人挺不容易的,来,给你些小礼物吧。”

换句话说,我这辈子的工作成果或许毫无用处,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沮丧。

这反而让我想尽情玩乐。

诚然,我必须要说明,在一些黑暗而恶劣的环境中,人们是不能单纯以玩乐为出发点进行创作的,而且个人化的表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但是,绝大多数的创意表达所带来的风险都很低,甚至可以用“低得可笑”来形容。举例来说,如果某家出版社的编辑不喜欢我的书,他们或许就不会出版我的作品,这虽然会让我感到难过,但没有人会到我家里因为这件事来伤害我。同样地,也不会有人因为我在《纽约时报》上遭受差评而命丧黄泉;而两极冰盖的消融速度,也不会因为我想不出如何为我的小说写出一个使人信服的结局而受到任何影响。

也许,我无法在创作之路上一帆风顺,但世界并不会因此而终结。也许,我无法一辈子靠写作养活自己,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会到来,因为除了创作书籍之外,赚钱养家的方法还有很多种,而且很多生存之道都比写书更轻松。

因此,让我们试着搞清楚：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诸如“由艺术引发的紧急情况”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大胆进行创作呢?

几年前,我曾为GQ杂志的人物专访栏目对音乐家汤姆·威兹做过访谈。我曾经与他人分享过这次访谈,或许还会将此作为一生的谈资。因为我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对创意生活洞若观火的人。

在采访的过程中,威兹脑洞大开,谈起歌曲的灵感在想要问世时采取的不同形式。他说,有些歌曲来得很轻松,“就好像用吸管吸到口中的梦一般”;但有些歌曲则让他不得不下一番功夫,“就好像把土豆从地里掘出来一样”;还有一些歌曲,让人感到既黏糊又奇怪,“好像一张旧桌子下黏着的口香糖似的”,而其他歌曲则好像野生的鸟儿,他必须蹑手蹑脚地靠近,以防把鸟惊飞。

然而,最难得手且最任性的歌曲是不会被果决的命令声召唤的。威兹表示,有些歌曲就是不肯“降生于世”,这会导致整张专辑的录制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威兹会让其他音乐人和技术人员都离开录音棚,以便和这首尤为“倔强”的歌曲进行一场严厉的交谈。他会独自一人在录音棚里,一边踱步一边大声地说：“你给我听着,我们准备开车出游,一家人都已经坐在车里了,你还有5分钟时间上车!你要是再不上来,这张专辑就要抛下你离开了!”

这招有时挺管用。有时则不然。

有时,你不得不选择放弃。威兹说,有些歌曲并不想来到这个世上,它们只是想招惹你、浪费你的时间、霸占你的注意力,或许还在趁机等待其他艺术家的到来。现在,威兹已经学会了用理性和耐心来对付这种情况。他说,他曾经因失去某首歌曲而感到伤神和愤懑,但现在,威兹学会了信任。如果有一首歌曲一心想要来到世上,那么威兹便会相信这首歌会在正确的时间通过正确的途径找到他。否则,他便会以平和的心态为这首歌送别。

“你给别人添麻烦去吧,”他会如此告诉这首歌曲,“去打扰莱昂纳德·科恩吧。”

这些年来,汤姆·威兹终于找到了一种“得到许可”的感觉,这让他与创造力的关系变得更轻松,他不再那么情绪化,也不像以前那样提心吊胆了。威兹说,他主要是通过观察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以及看到孩子们在表达创造力时无忧无虑的状态而获得的。他发现,孩子们认为从早到晚不停地创作歌曲是自己天经地义的权利,而等到一首歌唱烦了的时候,他们就会像“扔折纸手工或是纸飞机一样”把这首歌曲扔掉;接下来,他们便会唱起下一首“从天而降”的歌曲。他们从不担心创造力之流会枯竭,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创造力背上压力,也绝不会跟自己较劲儿。他们只是安住于自己的灵感之中,怡然自得,毫不怀疑。

在创作之路上,威兹的状态一度与上述这种态度完全相反。他告诉我,他在年轻时曾因创造力而备受折磨,与很多一心想要创作的年轻人一样,威兹希望别人觉得他是个有才华、厚重沉稳的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比别人的作品高出一筹,想让自己成为深刻而有张力的人。他曾满腹愤懑、备受折磨、借酒消愁,也曾试图在漫漫长夜中剖析灵魂。他在为艺术受难的泥潭中迷失了自我,却将这种折磨美其名曰“为艺术献身”。

然而,当威兹看到孩子们无拘无束的创作状态时,他顿悟了：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肃。他说：“我意识到,作为一名音乐人,我唯一的工作就是为他人的内心世界制作珠宝。”音乐只是想象的装饰品,仅此而已。威兹表示,这个发现仿佛为他打开了心门,此后,写歌对他来说不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颅内珠宝制作!这职业可真棒!

对于我们这些不以理性为出发点,花费时间做有趣工作的人而言,几乎人人都是珠宝制作者。作为创作者,你可以为别人的内心世界(也可以只为自己的内心世界)任意打造一款合适的珠宝。你可以创作出刺激的、挑衅的、神圣的、尖锐的、传统的、朴素的、可怕的、好玩的、冷酷的、花哨的作品,但归根结底,你只是在进行颅内珠宝制作,不过是在做点缀罢了。这份工作虽然体面,但绝没有重要到值得让任何人为此而伤害自己的程度,明白了吗?

所以,放松一点儿吧。

请你试着放松下来吧。

否则,拥有这些奇妙的觉知和感触还有什么意义可言?

综上所述,艺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与此同时,艺术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毋庸赘言,这当然是个悖论,但作为成年人,这并不会超出我的接受范围——同时抱持两个互相矛盾的理念,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以这个悖论为例。如果你想拥有满意的创意生活,那么你就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悖论：“如果我想感性地生活,我的创造力表达就必须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我想理性地活着,我的创造力表达就必须毫无意义才行。”

有的时候,你必须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从这个悖论的一端蹦到另一端,然后再回到原点。举例来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仿佛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都取决于我能否把每个句子都写得无可挑剔一般。我之所以煞费苦心,是因为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读者喜爱。因此,如果我对任何句子不能倾尽全力,那就是懒惰而可耻的。有时,我写完一句话后就会马上进行删改,这时,我必须拿出宁可把句子丢去喂狗也绝不后悔的胆识。(当然,如果我最终认为这个句子还是有用的,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时,我就必须把句子的“尸骨”挖出来,重新赋予其生命,并再次用恭敬的态度对待它。)

可见,创造力既重要又不重要。

请在你的大脑中为这个悖论腾出空间,空间越大越好。

如果可以,再多腾出些空间。

你总有一天会用上这些空间。

然后,你要尽己所能在这片空间中深入探索,把你想要创作的一切东西统统创作出来。

这是你自己的事,谁都无权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