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科学家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人们的人生故事时,他们自有一套固定的流程。若你同意参加,就会被告知这段采访大约需要两小时。“这段采访是关于你的人生故事,”他们会这样解释,“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很想倾听您的故事,包括您记忆中过去的部分和您想象中未来的样子。”然后他们会向你保证,这不是什么心理治疗。他们会告诉你,他们作为研究者是通过采集故事来研究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自我理解的方式。他们会让你想象一本书,就像我们在前面做的那样。你会被告知这个采访包括让你在书中选择某些场景和章节。采访者会说,我们不需要知道每件事,我们只集中于几个“关键事件”。关键事件可能包含采访者称为“核心片段”的8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核心片段”,是指它们在你的个人故事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些核心片段包括：一段积极的和一段消极的童年记忆,一次“智慧事件”,一段鲜活的成年记忆,一个高峰,一个低谷,一段心灵体验和一次转折点。采访者会说,转折点是你经历的自我理解方面的重大转变。我们可能不会在事件发生时立刻发觉它就是转折点,只是在回想时才意识到。他们会告诉你,你判断哪件事是转折点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采访中其他问题的回答也没有正误之分。所以,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请试着放松下来,让好的、坏的记忆都展开吧。

在关于人生故事的采访过程中,我们只须分享一个转折性事件,当然我们每个人在个人奋斗史中都有不止一个转折点。在写作中,无论多长的故事都不止一个转折点。你去参加任何写作培训,讲师上来就会讲到,一部好的电影(其实一部烂电影也是)都是由三幕剧和穿插其中的几个转折点组成的,哪怕有五个也不足为奇。它们被战略性地安排在情节中,用以表明：这儿有个机会、计划有变、有去无回、冲突升级、一切尽失;然后有个最终奠定胜利的转折点,皆大欢喜,好莱坞的剧情总是这样。

我现在理解了,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剧本模式上的,虽然生活常常不会有好莱坞电影的喜剧结尾。假如你今晚潜入我的卧室,把我从深深的梦境里推醒,让我飞快说出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我会立刻列举出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曲折经历,与琳达结婚,每个孩子的出生,还有在上述这些之前发生的某个转折点,我等会儿就会告诉你了。这下齐了——让生活可以成为电影剧本所需要的至少五个转折点。虽然不是说很快就能拍出李·艾森伯格的个人传记片。如果我在半夜将你叫醒,你一样也能列举出自己的五个转折点。(说真的,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马上来列一下呢?)

在每人列举出五个转折点后,若我们继续这次谈话,肯定可以想出无数其他有不同意义的转折点：选对或选错了大学专业;医生下了正确或错误的诊断;这件或那件事发生时天气是否合适;与某人在一起的决定是否正确;是否在对的时候说了对的话;我们与某人相遇或失去某人的那一天。

“当事后来寻找过去发生的‘转折点’时,我们就会倾向于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转折点。”石黑一雄在小说《长日将尽》(TheRemainsoftheDay)里这样写道。这书名取得真合适。

现在讲一下刚才没说的那个转折点,就是发生在其他转折点之前的那个。那是在一个美丽的秋天,具体是在10月26日,周一,就在我成为亚瑟夏令营棒球队年纪最小的队员那年夏天之后的几个月,虽然像前面说的,我没怎么打过比赛。那时我13岁,刚刚放学。我的头皮已经康复了,正在我家前面的街上玩触身橄榄球。道路边铺满了落叶,甚至到今天我还能听到它们“嘎吱嘎吱”的响声,还能闻到那种气味。我还可以看到街边的铺路石,水泥台阶一直延伸到我家前门。研究记忆的科学家认为,将发生的事情与它发生的地点联系起来,可以带来出人意料的清晰效果,就像一个梦境或一场电影。记忆研究者还认为,我们之所以格外详细地记得某个场景,是讲述故事的需要。我这段特定的记忆证实了以上两种理论。

我的母亲难以名状地心神错乱着(这时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中惊恐的人脸出现在我脑海里,记忆并非完全按照实际的印象),她打开纱门大声喊我进去。我跑上台阶,脚跟还没有落稳,母亲就告诉我父亲去世了。我不记得她是否真的用了“去世”这个词,也可能说的是“走了”。我很确定不是“辞世”,肯定也不是“安息”。当她说了父亲“去世”或“走了”之后,她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跟我讲话,她哭喊出一句医学术语,或者我认为那是句医学术语,因为听起来像。几年来,每当脑海里的故事作者要提起那天的故事,我都试着回忆母亲用过的确切词语,我反复回忆着那个声音,就像声音实验室里的分析员。她说的是：“他心肌梗死发作了。”好像听她说话的人能听懂一样。

你第一次失去生命中重要的人是何时呢?那件事在最新版本的《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中现在是什么样的呢?它是你的一个转折点吗?你当时是生气呢,困惑呢,还是不知所措?你有没有哭个不停?

当时我虽然生气、困惑、不知所措,但我不记得自己哭得很厉害。母亲不停对我说,哭会“把痛苦放出来”(letthehurtout),这就让人哭不出来了。我很确信,她说的就是那几个字。这句话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但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刻。我是过于困惑而忘了哭吗?很有可能。

我感到非常吃惊——人可以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明天就毫无知觉了。我相信你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记得自己盯着父亲的浪琴腕表,后来它被我收进柜子里的盒子,这些年再也没上过发条。当我母亲不在家时,我会蹑手蹑脚地跑到父母的卧室里,看着父亲的壁橱,看着他的西装,想到他再也不会穿这些了而发着呆。几个月后,我母亲把西装捐给了慈善机构。一想到其他人会穿着父亲的西装,我就觉得更加荒诞。

关于葬礼的事我只记得一点点。并不是因为我压抑着其他相关的记忆,我脑海里的故事作者还没有展开、理顺或压缩这件事的相关记忆。若当时在现场,我会记得更多,但事实是,故事作者和我一起被关到侧间里隔离了。母亲去葬礼的时候对我说：“我希望你记得父亲原来的样子。”最近,我读到了托马斯·默顿关于他母亲下葬那天的描述——他比我那时候还小,八九岁吧,他同样不被允许参加葬礼。“关于疾病和死亡的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对我隐瞒起来,因为让一个小孩子想这件事,可能会让他变得病态。”好吧,也许,但很可能每个失去父母亲的小孩都会变得有点儿病态,不管他是否有幸能参加葬礼。

另一方面,也许我母亲是对的。一个六十几岁的男人在采访中谈到,他母亲二十年前过世了。她走得很突然,病被确诊后还不到一个月。他承认自己现在仍然被“躺在棺材里的她的脸所萦绕”。因此,没错,我母亲讲得有些道理,那样我就只会记得父亲去世,而不会记得我们一起去钓鱼或看球赛这些幸福的记忆了。我也在照片和家庭录像里看到了父亲,虽然跟他活着的时候我记住的有些出入,但我仍拥有那些记忆。苏珊·桑塔格在她一篇著名的探讨摄影的文章里写道,所有的照片都是死亡的象征：“通过精确地将某个时刻区分固定下来,所有照片都证实着时间的无情流逝。”对我来说这有些道理。如今,每当我看着父亲的照片,相比于看他,我更多地是在凝视时间的无情流逝。

关于那个转折点,我还有另一段记忆。在葬礼后,人们都回到我们家。镜子上盖着黑色的布,客厅里放着折叠椅,成堆的冷盘和蛋糕压得餐桌吱呀作响。鲁丝阿姨走过来在我脸上掐了一下。顺便说,她掐我那下感觉很厉害——鲁丝是位很强壮的女性。然后我俩上演了电影里那老掉牙的一幕：鲁丝阿姨弯下腰告诉我,你现在是家里的男子汉了,要照顾好母亲。我没有讲自己想说的话——我好害怕——我像烂电影里每个小孩都会做的那样去表现。我点点头,神情肃穆地低声说：我会尽最大努力的。丹·麦克亚当斯肯定会将我那时的表现看作试图创作个人神话,讲述一个年轻男人在逆境面前如何展现勇气。

在接下来几天里,我坚信父亲会以鬼魂的样子突然再次出现。这可能是我的《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里唯一有关超自然的部分。斯蒂芬·霍金曾对查理·罗斯说,他认为来生“是为害怕黑暗的人创造的童话故事”。虽然我不害怕黑暗,但是一想到父亲会在半夜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虽然我很想见他),我也有足够的理由去怕黑了。睡觉前,我会检查一下床底下。在学校,我有点儿期待地向校园里张望,希望看到有鬼魂在树后探出头,嘴里叼着金边臣香烟,虽然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医生就让他戒烟了。

在接下来的11个月里,在上学前和放学后,每天两次,爷爷会开车带我到附近的犹太教会堂,让我在那里背诵犹太祈祷文,那是传统的希伯来纪念祷词。虽然我的祖父母信教,但我自己家并不信。经历这种折磨,我丝毫不觉得有压力,但也没有其他更有意义的方式能表达对父亲的爱了。我想那是为了赎罪的苦修行为,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来参加这日出和黄昏祈祷的只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老人。这是一种社交活动,为了给他们一点儿事情做,让他们不要老在家里待着。

我还能十分清楚地记得他们的脸,或者我认为我还记得。他们都七十几岁或者更老,看上去十分消瘦,带着令人不安的冷漠,或至少在我来看是这样。我从未感觉如此被暴露在外,感觉很不自在。他们跟我说的话不到10个字,只是盯着我,我相信他们是在对我表达同情,但他们给人的印象是难以接近和严厉的。祈祷大约持续了40分钟,全程使用希伯来文。那个时候我能磕磕绊绊地读希伯来文,但是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对它们的含义一头雾水。过了一周我就能背诵哀悼者的祷告词了。我现在还能靠记忆背出来那些音节。在那场祷告中,我能做的只有站起来背诵：

咿思噶哒咿咿咖哒师师梅啦吧(阿门)

吧啊嘛滴咿啦哧唔噻

咿呀嘛哩哧嘛楚噻吧碴耶楚呜哟梅楚

呜咿碴耶滴楚呗嘶咿嘶叻

吧啊噶唔啦呜咿滋漫咖如咿咿姆鲁：阿门……

还有另外24行也是这样。

当那折磨人的11个月终于结束时,我获得了一点微小的满足感,因为我付出了努力,付出了时间,承受住了别人的注视。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但是我在尽最大努力向我父亲致敬。今天,我对于那整段体验有一种矛盾的情感。“我跟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基本上我跟自己都没什么共同之处,我应该安静地站在角落里,庆幸自己还能呼吸。”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呢?包括我没有哭,鲁丝阿姨掐我那一下,盖起来的镜子,检查床底下有没有父亲的鬼魂这些事。不错,将艰难的记忆倾诉出来是很有益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很多很多的研究,它们一般以这样的说明开头：

关于一件对您和您的人生有极其重要影响的事件,请写出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在写作中,希望您能真正放松,探寻自己最深处的情感。您可以将话题锁定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包括与父母、爱人、朋友或亲戚;话题也可以关于你的过往、现在或将来;或是关于曾经的你、自己想成为的人,或现在的自己。不要在意拼写、句子结构或者语法。唯一的规则是：一旦开始写作就要坚持写下去,直到时间结束。

在被分配的时间里——比如每天15分钟、持续三四天——参与者会写到逝去的爱情,写到死亡与个人的失败经历。你猜怎么样?研究发现,参与者随后会有精神和体力上的增强,包括免疫功能的改善,情感焦虑或压抑减轻,甚至失业后能更快找到工作。研究发现,有规律地写作任何内容,都会对人的记忆能力有所改善。将那些艰难的日子写下来,为什么会让你感觉更好呢?没有人能完全肯定,但是有个由来已久的理论认为,这种在纸上的释放可以减轻压抑感,而压抑感是我们压力的一大来源。

但这还不是我告诉你我父亲去世这段记忆的原因。我不是想释放压力,也没有想博取同情。我之所以分享这段记忆,是在为转折点的话题阐明观点。在事情发生的几年后,脑海里的作者常常会回想起,并重新诠释自己在整个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父亲或母亲的去世,虽然有毁灭性的打击,但也可能是一段成长经历,或者是你的梦醒时刻,或者它会把人生故事变成不可逆转的噩梦。在那时候你还不知道这一点。那时我只知道,我们的家庭眨眼间就有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一个“上帝形状的空洞”,有些观点是这样认为的：我们需要一个像上帝一样高大、雄伟的轮廓,才能填补生命的空虚。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有这样一种空洞,在发生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父亲的死是我开始考量生活的转折点。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他的回忆录《希奇—22》(Hitch-22)里写道：“父亲的死为我们个人的终结打开了前景,提供了一片无阻碍的视野,让我们看到还没有被掘开但正等在那里的坟墓,它在跟我们说：‘下一个,轮到你了。’”

对于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而言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他第一次明白这份工作不全是玩乐和游戏。他待在脑海里不是在胡乱涂写,将记忆的片段甩在墙上,看哪条能在以后的情节中站得住脚。他就在那里,你的故事作者一直在那儿,花费精力写一个连贯的故事(就像爱德华·福斯特所说的那样),以我们不太记得的事情开始,以我们期待但不了解的事情结束。

至于故事作者和我,我们现在都有了个大致的概念,知道这本书大概会有多少页。它的页数让我足够将其归为中篇小说,但还不足以称为大部头。有足够的页码撑过我四十多岁那几年,不仅因为父亲也是这个年纪去世的,他的两个兄弟也是如此。故事作者和我都不怎么懂得基因或者寿命统计表。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父亲从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到因心肌梗死去世的周一清晨那三年间经常说的话。他是一位骨科领域的科学家,在自己的领域受到认可,并且在一流的医学院里教书。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时常评论说,医药和科学可以产生令人惊叹的奇迹,“但最终都取决于你的命运”。

我还记得——真的,我还记得——我拿出纸和笔做了些基本的计算题。假设我的命运跟父亲和两位叔叔的一样糟糕,我可能无法听到千禧年的新年钟声了。那个时候的人们肯定是在西装外背着喷气背包呼啸着去上班吧。肯定有了核动力汽车,有了双向的、带可视电话的腕表。肯定也有机器用人和机器人吸尘器。一想到无法与安妮特·弗奈斯洛[1]儿女成群、幸福地生活在有机器用人和机器人吸尘器的大房子里,我就觉得有点儿扫兴。

[1]安妮特·弗奈斯洛,好莱坞著名女演员、歌手、制片人、编剧,12岁时被迪士尼发掘,成年后以海滩电影著称,曾主演过美剧《成长的烦恼》(第一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