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生活一天天地过去,我们的逝去的岁月变长,而未来变短。我们精确地知道过去了多久,但不确定未来还有多长。在《时尚先生》杂志时,我曾雇用过一个大学生,那时他刚刚走出大学校门,而现在也已经59岁了,他最近却突然去世了。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不是吗?看着日益减少的未来,我们可能有了计划,也可能还没有;或者我们的计划就是在一切为时已晚前亡羊补牢。或者我们甚至连这样的计划也没有,现状和未来都看起来十分空虚、灰暗。无论我们是否有计划,过去仍然会越来越长,未来也会越来越短,这是一种零和博弈[1]。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年时期我们脑海里的常驻作者会像猫一样焦躁不安,迫切地想让故事往切实可行的新方向发展。弗吉尼亚·伍尔芙在她的日记中写道：“在46岁的时候,人会变得惜时如金,只把时间花在那些必要的事情上。”

好吧,这也许不是一次彻底的危机,但有些事情确实发生了。

一个住在巴黎的异乡人在报纸专栏里哀叹,一个45岁的女人漂在世界存在主义的中心,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她抱怨服务员称呼她为“夫人”,不带任何讽刺意味。(哦,天啊!)她发现“再也没有成年人了”,每个人都只是在“临场发挥”。如果说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她不用再假装喜欢爵士乐或因为不会煮韭菜而感到自卑。(说真的——煮韭菜有什么难的?)

或者你就和诺拉·艾芙琳一样,单纯是觉得脖子容易泄露年龄而对此不爽。

抑或是你刚过40岁,明知自己婚姻美满、全家安康,但还是在洗澡时不自觉地哼唱佩姬·李的《这就是所有的一切吗?》。

还记得《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封面上那个小脸红红的婴儿吗?拍这张照片时,她所需要的不过是食物、温暖和安全感,但最终,我们想要更多。荣格说,正如孩子需要食物,人类的灵魂迫切需要意义。荣格统计,他有三成多的病人都在忍受人生中的“无意义和无目标”。他说,每个超过35岁的病人都在与精神较劲,借用哈姆雷特的话说,他们觉得这个世界“疲倦、陈旧、平淡而且无用”。

人生意义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一种必需品。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宣称,我们都有着“寻找意义的意愿”。我们人类在三个维度上生活——身体、心灵和精神,就是精神维度促使我们去寻找我们为何存在的答案。弗兰克写出了《活出生命的意义》(Men'sSearchforMeaning),这本书超凡脱俗,他因此声名鹊起,也算是实至名归。这本书一开始在美国出版的原题稍稍逊色些,叫《从纳粹集中营到存在主义》。如果你还没读过,那我推荐给你,这本书已经销出逾千万册。严格来说,它不是讲述大屠杀的回忆录,尽管弗兰克在纳粹集中营的个人经历十分扣人心弦。他在如此恐怖的大背景下,阐述了他所谓的“存在主义疗法”的基本原理。“存在主义疗法”是治疗感情问题和特殊癖好的分析性框架。在这些原理中有一条是说我们需要“反抗精神”,即使面临强大的挑战,也要坚持达到目的。心理学家保罗·黄说过,从宏观角度看,“存在主义疗法”(Logotherapy,logos希腊语中是“意义”的意思)是让人“活得幸福、死得安息的完整蓝图”。这种观念的前提是人生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最糟糕的逆境里,都是有意义的,而我们最主要的生存动力是在其中找到价值和目标。“自我超越”本质上是与比你强大的东西连结在一起,这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培养信念、勇气和同情心。

怎样才能彻底达成这些目标?在弗兰克的文章里你找不到具体的待办事项,也没有十步速成法。弗兰克写道：“人生真正的意义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个人或他自己的精神里。”你越是投入你热爱的事业或心爱的人,你就越接近人生的意义。正如T.S.艾略特写到的：“做有用的事,说勇敢的话,想美好的事——一生足矣。”根据弗兰克的观点,你也许会在自然、艺术和工作中发掘到有用、勇敢和美丽的事情,或者至少发现一个人的独特之处。但在发现这些之前,你要经历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弗兰克说我们每个人需要的,不是“松弛舒适的状态,而是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一份自己选择的工作付出努力和奋斗”。

他的另外一本书《医生和心灵》(TheDoctorandtheSoul),比《活出生命的意义》更加专业。在这本书里,他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工作的意义,因为工作在我们的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活得很充实,通常都归功于工作,而更多时候,工作为我们空虚的生活背了黑锅。我们花大量时间去工作,自我价值源于工作。弗兰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解释,他把我们从工作中获得的社会地位、物质奖励与工作给予的意义做出区分。他说,职业本质上是无法提供救赎的。举个例子,你可能是一位医生或护士,这两种职业都需要必要且精熟的业务,但意义却不在于做出正确的诊断、准确地开刀,或者抽血和清理伤口。这些任务虽然重要,但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需求。弗兰克说：“医学的艺术不在于医学手段,在于对病人说出合适的话。”这句话也适用于当前医生的困境。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在《时代》周刊上坦言,超负荷的工作和过度疲劳导致医生的自杀率是其他行业的两倍多。“因为他们连措辞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毫无意义”,弗兰克说。“不管怎样,我们首先要做好人,不管什么生意、什么工作,白领还是蓝领,无论多么卑微,都要这样。”

失业简直是毁灭性的,直接导致了“存在虚无”。弗兰克说：“没有工作的人要度过空虚的时间,就会产生内心和意识的空虚。因为一个人没有事做,就会觉得自己是废物。没有工作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这也是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所要传达的,那年他就全球的困境发表了通谕,痛斥化石燃料的疯狂消耗带来的环境危机,他观察到,“经济发展正在倾向于科技工艺,通过裁员和以机器替代人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教宗宣称,工作“是一种必需品,是这个世界上人类意义的一部分,是人类成长的必由之路”。

个人而言,我同意弗兰克的观点,即在我们的行为和事迹中找意义;在我们与他人相遇相知的过程中找意义;在我们如何克服面临的挑战中找意义。但我还想自以为是地补充一点被弗兰克和教宗忽视的关键——根据这些来编写故事的必要性。毫无疑问,我们有身体也有大脑。很明显,两者都很重要,身体和大脑分别让我们在实体和精神的维度生活,他们能完全证明(以感官和思想的形式)：是的,我们确实是存在的。但如果大脑缺乏叙事机制,故事就不会自己水到渠成。于是,我们楼上的小伙伴就要介入了。如果不是某人(这位蹩脚的作者)把我们的身体感官和心理活动编写成故事,一切都会没有意义。编写故事的过程,显然是在储存我们记忆的脑区附近完美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人类千万年的进化后,我们的常驻作者仍然居住在大脑里,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比如幽门括约肌或其他不可描述的地方。

虽然追寻意义是十分基础且必要的,但它也能将你累垮,尤其是当你已经步入中年的时候。一天下午,天空是钢铁般的灰色,我盯着封冻了一半的密歇根湖,不由得想起父亲那十分短暂的中年时光——转折之年。我记得他不是个忧郁的人,肯定不压抑,但我还是能想起我父亲经常面无表情地盯着空白处看。那时他刚刚人到中年,43岁,家里有妻子和两个小孩。那时还没有现在常见的神奇药物和外科手术。有段时间,他随时都有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我盯着湖面,想起从前的每个周日晚上,电视里播放着《艾德·沙利文秀》,而我父亲似乎总会叹口气,自言自语道：“好吧,明天回盐矿。”那时我不理解,他是微生物学家,又不是盐矿工人,也不带镐去工作,他带的是一个旧旧的棕色皮质公文包,里面装满了他未完成的期刊文章手稿。周六早上,他常开车带我去医院里的实验室。那里是烧杯、漏斗和烧瓶组成的水晶世界。他很开心地向我展示显微镜是如何操作的,他点燃本生燃烧器向我演示化学反应。我还记得那个地方的味道——淡淡的金属味儿。他热爱这个小世界里的一切,他的研究贡献也得到了认可,但也许这些还不够,不然他为什么还会常常叹气,这又是为什么呢?

放眼眺望密歇根湖,我又开始联想。维克多·弗兰克提出,追寻人生的意义就像是某种流行病。他不是说我们必须整日郁郁寡欢地坐着(尽管我们中有些人是这样的),但他也确实说过对意义的需求会不时爬上我们心头,弗兰克称其为“周日神经衰弱症”。当一周的忙碌终于谢幕,它就会乘虚而入。这一周我们越忙,跑得越欢,周日时我们心灵的碰撞就越激烈。约瑟夫·海勒笔下的鲍勃·斯洛克姆就深受其害。“周日是致命的,空闲时间毁人不倦。”他在《出事了》一书的中间部分写道。

在湖边那时,我意识到父亲也有这样的经历,要不然我永远不会把他与那烦人的斯洛克姆相提并论。我父亲一生过度操劳,他的父母也都英年早逝,他成了孤儿,在高中和大学时就半工半读,还要帮忙抚养弟弟们。他大学毕业时年纪小得不可思议——19岁吧?由于民族份额政策,他没能进医学院——比如在耶鲁,犹太裔学生的申请表上都会有个明显的“H”记号——但他一口气取得了微生物学的高等学位。他没有被卷入战争,因此有机会研究新一代抗生素。我姐姐出生时他已经30岁了,到我来到这个世上时,他35岁。写《医学实践中的抗菌治疗》这本书时他43岁,这本书母亲总是放在家里的显著位置。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44岁,去世时才47岁。所以当那些星期天晚上,《艾德·沙利文秀》刚开始,而他便大喘气时,他才刚刚步入中年,也许他需要的只是片刻的喘息,一个能让他重新调整的机会。坐在湖边我就想,如果他能短暂地休息一下,也许就不会这么早去世了。

然后我想到一点：如果人生像曲棍球赛一样被划分为明显不同的三节,那会怎样?生物学家早已经把人生历程分成三个明显的成长阶段：进步的、平稳的、倒退的。按人生故事来讲,万一第一阶段在40岁时结束,第二阶段在60岁,第三阶段走向痛苦的结局,该怎么办?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如果人生和曲棍球比赛一样有两个休息时间,一个在第一、第二节之间,另一个在第二、第三节之间。任何人——无论贫穷富有,无论是工资稳定、小时工还是失业人员——都有权利享受这两个公休假(而不仅是终身教授才有)。如果早知道会有假期,你可以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计划,如果能提前计划坐飞机旅行,也不会带来讨厌的机票变更费。当然,这些休息时间也不能被解释为度假,它们是工作出差、外出静修,这时你跟你楼上的故事作者都可以停下来喘口气,重新找找方向。行程安排?以下这三大点就是了。它们都适用于这两次公休假。

1.回顾你目前为止的人生是否有意义。

2.评估当下是否有意义。

3.集思广益,趁还来得及,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它变得有意义,换言之,考虑如何做才能在人生的尽头安息。

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托尔斯泰、荣格或者鲍勃·斯洛克姆在40岁前也能如此奢侈地享受外出静修,肯定会有所不同。想象一下,如果《黑道家族》里的托尼·瑟普拉诺,《绝命毒师》里的沃尔特·怀特或《广告狂人》里的唐·德雷珀都能在中年之前享受到公休假,结果将会怎样?假设你在正值中年或中年以后已经度过了公休假,已经客观评价了自己的表现,评估了你的人生是否足够有意义。如果没有,去制订计划吧!在条件还允许的时候做点儿什么。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你可以利用外出静修的时间去思考怎样做出一些改变,哪怕仅仅是态度上的改变。

所以让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外出静修可能会是怎样一种场景。你将驾驭那危险的“肘关节之年”。你和你的常驻作者在万怡酒店的会议室里。那里有巨大的黑板架,上面夹着一本便条簿,桌上有一盒彩色记号笔以及一盘糕点。手机已调至飞行模式。假设你的作者在这样的场合很随意,如同正在高尔夫度假区：他穿着汤美·巴哈马牌的短袖开领衬衫、打褶的百慕大式运动短裤、深色及膝短袜、渔夫凉鞋,头戴蒂利牌遮阳帽。他这样可不大好看。

如果你像我一样被迫去过一两次外出静修,无疑会对以下这种行为很熟悉。这时,你是会议主持人,从离甜甜圈最近的地方开始引导谈话。你的故事作者溜须拍马,“自愿”在那本巨大的本子上做笔记,他边走边把本子的纸撕下来,又用胶带一张张贴在房间里的四面墙上。你已经确定的议程——回顾!评估!头脑风暴!——两分钟后可能就要中止了,有人会提出一些本应准备、但却没有准备好的问题。事情照常进行着,我知道我们都想尽力说到重点,但你不认为在我们想出如何达到目的之前,是否应该搞清楚这个所谓意义的重点到底是什么?此时,你和你的作者开始抛出所有可能的答案,你的作者将它们记在大本子上：

意义就在于……

信念?希望?慈善?

“出生,死亡,婚姻?”

成功?成就?影响力?

遗产?

繁衍后代?

个人“成长”?

上帝或诸神?

善良(如何对待别人,等等)?同情心?

知识?智慧?

金钱?名声?性?

家庭?朋友?社区?

幽默?

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

艺术(最宽泛的概念里的)?

自然?

爱?

快乐?

你的故事作者很愤怒,事情为何如此拖沓?——作家都讨厌这种会议——他更倾向于与快乐相伴,让会议见鬼去吧!他只想逃离那里,意义就是快乐,每时每刻的快乐。然而如果能退一步,他会意识到如果想让整个生命故事都只有快乐,就是一条走向自我放纵和失望的不归路。快乐不是目的,而是一种结果。快乐是其他东西的副产品。

所以退后一步,将目标设定为“整齐划一”“战略集中”“所有人步伐一致”。但贴在墙上的这些答案,刚列举出来就不免遇到责难。某人对其中一条抨击一下,然后排除。艺术?太深奥了。上帝或者诸神?意见太分歧。大自然?如果你过敏呢?外出静修的目标是想出一条你在家里想不出的结论。可惜的是,一般都不能如人所愿。根据我的经验,外出静修通常只是让我们把知道的那点儿东西重新组合而已。

你看着你的作者,他也看着你,事情陷入僵局。好吧,最后你说,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知道我们在这谈论的是谁的意义,是否会有帮助?是“现在的我”的意义?“理想中的我”的意义?“真正的我”的意义?这到底是谁的公休假?

待我们人到中年,脑海中的故事作者也不能完全确定她在为怎样的自我组合服务。我们不该称其为身份“危机”,应当称其身份“冲突”。把“危机”这词儿留给你的青少年时期吧,那时你还无法从一系列互相矛盾的身份中做出选择,也无法决定自己是否拥有初始身份。

据叙事心理学家所言,我们一生中会测试出很多种的自我。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在这些自我中轻松转换,如同在换袜子。这是西方文化的观点。而虔诚的佛教徒并不关心穿哪双袜子,成为哪种自我,他们的存在是“无我”的。在佛教教义中,自我,与其说是“自性”,不如说是一种“过程”,因为佛教的“无我”存在于永恒,与其他众生与宇宙间的关系截然不同。“无我”和宇宙是和谐统一的。身处西方的我,尤其是在伊萨兰学院时,被这个想法所吸引,因为这听起来很温和,让人放松。但想要达到这个“无我境界”非常难。所以我们只能不断地在众多自我之间转换,以求能在某一个自我中,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和其他生命乃至宇宙更加亲近。

到底哪一个才是这样的“自我”?乌尔里克·奈瑟尔被称为认知心理学之父,他提出我们至少由五种自我编织而成：“私密自我”,住在我们内心经历的深处(“我是我,而你不是”);“生态自我”,和周围环境息息相关(“此时此刻我在此地”);“社会自我”,是在和他人互动时暴露出来的(“此时我就在这里和你互动”);“观念自我”,这属于社会或文化范畴(“我是丈夫,美国人,我一直是傀儡、贫儿、海盗、诗人、人质和国王”);以及“短暂延伸的自我”,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它是活在人们记忆中并投射到未来的自我。

多重的自我并不意味着精神分裂。那些德高望重的思想家已将我们的本质定义为由多个自我合成的有机物。1890年,威廉·詹姆斯提到“自我的自我”,你的身体和财产是你“物质的自我”,你的社会关系是你“社会性的自我”,你的价值代表你“精神上的自我”。这些自我的成分有时会相互矛盾。无论什么原因,这个或那个自我都会掌握大权。比如以下情况,你精神上的自我可能会与你物质上的自我难以共存——对于在街角徘徊的女人而言,买一双800美元的普拉达拖鞋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她的其中一个自我会在另一个自我耳边轻声说：“管他呢,我只活一次,人生苦短。”

根据故事作者的理论,中年时期的经历不过是你这些多重自我中的一个,厌烦了这些自我组成部分之间的纷争。“这些自我希望能携手合作,保持一个真正的自我。”语言学教授乔治·莱考夫写道。对目前生活不满意的人们来说,这很普遍。你可能会觉得你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或者你整个生活方式和你真正理想中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格格不入。因此,你真正的自我坚信,只要能抽出时间来,你的生活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你真正的自我宁愿把你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换成一个神学学位。

但也有例外。有些人对眼下的自我很满意——以一种令人生厌的方式。“我看一年级时的我和现在的我,基本上是一样的。”唐纳德·特朗普说道。马克·库班,NBA的加盟商,一个身家亿万的破坏分子,他说他知道他是哪个自我,给他全世界都不换。他在某篇杂志文章中宣称：“若有来世,我希望我还是这样的我。”(顺便说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是《12岁的主人》。)如果你能有幸成为特朗普或库班脑子里的作者,那可是令人歆羡的美差。你主人的自我志得意满——他知道他是谁,他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而且态度坚定——这样,你下午基本就没事可干,只好待在健身房了。

丹·麦克亚当斯争辩说,你每个阶段的自我都是在一个复杂的过程之后发展而来的。我们从九岁十岁时开始明白,我们的需求并不总能马上得到满足。我们慢慢意识到,实现自身目标、满足自身欲望有时需要时间。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与故事里的人物一样也存在动机。我们积极地爱与被爱,去变得强大,去实现成就。我们的动机促成了前文所说的“个人神话”的产生,即我们创造的关于自己的故事,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一个“细致的、自觉的,关于过去的传记类描述,因为全面、完整而被高度评价,并呈现给自己和他人看”,教科书上标准的定义是这样说的。麦克亚当斯说,通过个人神话的展开,我们每个人“才能发现人生中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是通过编造个人神话“发现”自我的,现在的我,是由自己“塑造”的。正如尼克·卡拉韦后来理解的,这就是詹姆斯·盖兹如何转变成“一个17岁男孩可能想到的那个杰·盖茨比的样子”。很显然,盖茨比就是盖兹的个人神话。最后,他毁掉了自己,塑造了这个人物的男人也是。他在《时尚先生》杂志出版了《崩溃》(TheCrack-Up)一书,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酗酒的过程、失败和自怜的经历。时年四十岁的菲茨杰拉德在书里写道：“所以再也没有‘我’——没有能构造自我尊重的基础。丧失自我很奇怪——就像一个被独自留在大屋里的小男孩,他知道他能做一切自己想要做的事,但发现自己其实什么也不想做——”

创作个人神话给了我们每个人开启神话般旅程的机会。既然我已经全然沉浸于此,我意识到我当初为什么离开费城,但我也不确定是什么,快乐?像约瑟夫·坎贝尔那样,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去做必须做的事情,那样才能成为我自己”。毕竟这是神话学的第一功能——按坎贝尔说的,是为了激发“在这个宏大的神话诞生之前,一种感恩、笃定的敬畏”。

为了编织个人神话,我们尝试了那么多不同的自我。变形是一个写故事的好素材,一向如此。在《奥德赛》中人变成了猪;《化身博士》中杰基尔变成了海德博士;卡夫卡把一个普通推销员变成了大甲虫。主人公格里高尔对他当下的自我也有不好的解释：甚至算不上小甲虫,而是一只完全成熟的样本。在生物学上称为成虫,是昆虫成熟阶段。麦克亚当斯说,心理学家用成虫来描述自我的理想形象,一个迷你的我,它在人生故事的某个片段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个角色在人类历程中时隐时现：“我曾经是个涉世未深的男孩/女孩”,“我是集团总经理,正在实现美国梦”。或者更简单,“我是小丑”,“我是运动员”,“我是忠诚的朋友”。在同一时间拥有多个理想的自我形象并没什么问题,假如他们互不冲突的话,但我们并不总能顺利地成为“房间里最酷的家伙”“绝望的傻瓜”。因为我尝试过,所以我知道。

你大概想问自己,目前的你是什么意象。眼下,我本人正在“和善的导师”和“暴躁的守财奴”之间徘徊。导师慷慨和善,而守财奴信奉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相信在人生中男男女女都在为自己拼搏。如果不是为了生存,那至少是为了在纽约或洛杉矶付得起房租。和善的导师这个形象,于我而言,似乎比暴躁的守财奴更有意义,但有时放弃一个多年来形影相随的意象也很难。

还有人对我们如何建构个人神话具有狂热的兴趣。无论消息闭塞还是灵通,从来不缺乏批评家或真诚或得意的唠叨,他们坚定地告诉你哪些才是有意义的个人神话,哪些不是。上小学时,当你刚开始编织个人神话,他们就开始在你身边唠叨。他们的期望无孔不入：做这,做那,然后以你为主角的故事才会有世俗眼中的社会价值。你的故事作者想要认真听取这些不请自来的建议,但有些建议却自相矛盾,想要记下来,你恐怕需要一个作家团的作者。

无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社会对你们设定的期待都有所不同,在我和琳达的成长过程中尤其如此。琳达从来就不是个坏孩子,但却常常会遭到教会学校修女的责罚,虽然她们也希望琳达会十分向往修女的个人神话,从而有一天能加入她们。她们的策略算不上特别好。后来,她们把她变成一个温柔娴静、外表整洁、衣着得体的单身打字员。不要急,终有一天会在婚姻和孕育子女中实现有意义的人生。留下一点痕迹?这可不是她们众多期望中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完全相反。人们对我的期待：“不要安定,你值得更好的生活。去上医学院!”直到最近我才明白,修女和我的父亲都以各自的方式在推销自己的“不朽的公式”,如人类学家厄内斯特·贝克所说。如果琳达循规蹈矩,她现在应该正支持和践行着这些修女的生存意义。如果我成为研究者或医生,我也会认可我父亲的毕生目标。这些修女和我父亲——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情况能将二者相提并论——是在向我们,也是通过我们传达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所谓“象征性的不朽”。

但无论对于他们还是我们,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意义所在。琳达退出了教会(悄无声息地退出,并非那种针锋相对式的反叛),坚持进入世俗的、男女同校的大学,然后就到企业里工作,最后结婚生子。是的,但她始终没有踏出叛教的那一步。至于我,我还是分不清“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表皮葡萄球菌”的区别,也永远不会像迈克尔·柯里昂那样,拥有《教父》时代。他藏身意大利的时候,请当地黑手党头目带话给唐·柯里昂说：“告诉我父亲,我真心希望成为他的儿子。”

当进入青春期,我们就开始加快编织个人神话的速度了。神话中的人物榜样都被贴在卧室墙壁上。切·格瓦拉、法拉赫·福西特、托尼·罗莫、詹妮弗·洛佩兹(当然,不是贴在同一人的卧室里)。青少年时期的我们,开始寻求一些重大问题的答案：我信仰什么?我是谁?忽然间,你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你的故事作者也不再只是在日间做些毫无压力的工作,他要为了这个奇怪的、忧郁的疯子加班,而这个疯子失控般地尝试着一个又一个自我。

最终,情节会趋于平静。到二十几或三十出头时,你的作者多多少少会找到她工作的轨道,你也在稳定的神秘潮流中稳定下来。尽管是完全个性化的个人神话——就像指纹一样,没有哪两个人的神话是相同的——你的神话很有可能也是几种经典剧种中的一类,“喜剧、爱情、悲剧和讽刺”,这些类型引自麦克亚当斯的书。前两者暗示你的个人神话总体是积极乐观的,比如琳达,她就是饱含浪漫的爱情神话,而我则介于在悲剧和讽刺之间。

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个人神话,既有趣而又发人深省。我们如果依附于错误的神话身份会带来不幸的后果,能意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以我个人为例,如果我没有拒绝我青少年时期的神话身份,我一生的故事就会变得完全不同,甚至不如原来的一半。事实上,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极糟的灾难。

那个篇章大概是这样说的：在大二的期末,我对于未来毫无头绪,也没什么期待。这时我的邮箱里收到了一期《时尚先生》杂志。在编者留言那一页有一条公告,说该杂志正在举办一个比赛,获胜者可以得到一份相当诱人的工作,即在纽约当初级编辑。仅有两个条件：25岁以下;厚颜无耻地相信自己特别有“幽默感”。如果你脸皮够厚,就请你把这一期的指定栏目重写一遍。

我就坐下来想,嘿,我行啊。但我好几周都没去参赛,或者说我的个人神话与这项比赛毫不相干。我当下的个人神话身份——悲剧英雄或高贵的失败者,不确定具体是哪个——拒绝让命运冷不丁地给我一个礼物。我的神话身份十分确信,故事最后会以毫无意义的广告歌词结尾,我写不成伟大的美国小说,失败以后还会酗酒,并引发早期肝病。简言之,我的神话身份太过骄傲,太怕失败,因此不敢参加这项激烈的角逐。

然而又过了几周,我的人生为另一个可选的神话身份打开了窗户。它替高贵的失败者堵上了嘴,绑上了手脚。我参加了比赛,并最终赢得了这份工作。按坎贝尔所说的,这是一种冒险的使命感召、英雄旅程的开始,尽管我可能是在自我吹捧。

[1]零和博弈(zero-sumgame),与非零和博弈相对,是博弈论的一个概念,属非合作博弈。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