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读到过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页没读完,但故事情节已经“散架”了。作为读者,我们也很为难,只有两条路可走：迎难而上,但又会不断停下来思考,剩下的那些页数是否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要不就是直接跳到最后一页看结局,让自己和这本书都少受点儿苦,这同样适用于人生故事。但注意不要在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让这本《不朽的自我：生命与时代》演变成艰难的下坡路。罗伯特·诺齐克想出了一种将快乐图表化的简便方法,一种让人生永远生机勃勃的途径。

这办法出人意料地简单。你得训练自己的观念,永远不要认为自己已经人生过半。例如,诺奇克就会告诉自己,我的人生还没到一半呢,这样,他开开心心地就到了40岁,“肘关节”之年,还有大把时间去做美好的事情。五年之后,他告诉自己,毕业后的职业生涯才过去一半,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做些有意义的事。50岁是他毕业典礼到人生结尾之间的中点。到60岁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想出来这个岁数是什么的一半了。明白了吗?哲学家的锦囊妙计不是为了让人生故事多几页纸,也不是多活几年,而是让你对自己剩余的时间觉得更加可控。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做想做的事,这会帮你建立合理的目标,并在接下来有限的时间里顺利达成。

现在,我的书也快写到“肘关节”部分了,我就开始思考眼下该做什么。也许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再写一本书。之后,我想和琳达一起去旅行。用诺奇克的话说,我在告诉自己,从写这本书,到完成两本书以及开始一些有趣的旅行之间,我大约已经完成一半了。注意,我没有提醒自己在整个故事中还有多少页未完成。

诺齐克说,他一直在这事或那事的进程中间,一直以来莫不如此。他在发表这个转移门柱的方法13年后罹患癌症去世了。而他这么多的“半生”已经被修剪成不可分割的细条了。那时他63岁。

63岁到大部分人的平均寿命(目前将近80岁),这段期间需要重大调整。一方面,看电影、坐公交、乘地铁,你都能享受折扣,美国政府还会支付你的医药费。另一方面,你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的关节痛。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汤姆·布拉迪在36岁时说,“等你年纪大一点儿,就不会受苦了。”好吧,等你变老,你还真不得不受点儿苦。很多年前,我们在《时尚先生》策划过一个热议的封面故事“人们如何老去”,做了详细的专题,以十年为单位记录可能会出现的衰老现象,我之前在哈佛大学格兰特研究的相关材料中听到过的——从头到脚的退化。从60岁开始,我们都十分清楚自己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不需要通过杂志就能了解。然而大部分60岁的人,会很无辜而真诚地说：“但我没感觉我老啊!我肯定还没有老人味儿。”(据记载,确实有这样的味道。2012年,莫奈尔化学感官中心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41个嗅探器都证实能辨认出和年龄相关的味道。)“老人腋下都有一种可辨识的味道。”感觉神经学家约翰·兰德斯特伦说。幸好它不是被定义为特别难闻或特别浓烈,“然而,”兰德斯特伦无厘头地补充道,“也有可能是产生体味的来源,例如皮肤或者呼吸,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

我们中有些人会竭尽所能去说服自己,虽然我们逐渐靠近X轴的末端,但所幸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直到最近,我来到新公司工作,公司为副总裁及以上职位提供不同寻常的额外福利：每年在美国梅奥诊所体检。在这一天里,你要进行抽血化验和尿检,胸部X光透视,评估肺功能,测验骨密度,测试心脏压力,检查皮肤的癌细胞生长,测视力;如果到了一定岁数,还要做结肠镜检查。

说实话,我很期待去梅奥诊所,因为到时候我可以沾沾自喜,和同龄人相比,我还没有那么糟。(不,这不是什么比赛,但你又情不自禁想要比较。)在梅奥诊所,轮到你进去做心电图或者胸部X光透视时,通常是和其他8个男的一起,强行军似的,大家都是生育高峰的一代,并且“身经百战”。所有人列队进入更衣室,报上序号,也就是出生日期。我总是要比同屋的其他人大5岁,有时大10岁——相对而言,我看起来状态相当不错。单这一点,就让我每次在梅奥诊所都很欢乐,所以我开始藐视规定。在抽血化验的前一晚,我还会点一两杯马汀尼酒,虽然指示单上已经用斜体标注“禁止”饮食,空腹晨检。然而我还是会吃一根香蕉,并狂妄地相信,即使是最精密、高级的医学设备,也丝毫检验不出一根香蕉的痕迹——而且我身体也不至于糟糕到——至少是目前——要用这种设备。我在梅奥诊所怡然自得,迈着轻快的脚步,一个接一个设备地检查。在这里,我一反常态地温和友善,与化验员和服务员攀谈。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孩子,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确实也有点“老人味儿”了。

当你到我这个年龄,从儿女出生时算起,或者说在从拿到第一张假阳性的乳房X光照片或前列腺特异抗原化验单时算起,人生的路也走了一半了,这时,你很有可能会猜想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样。延续你的人生故事的重大意义,艾莎道拉·邓肯认为这有不可比拟的重要性。这位舞者说她希望能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传奇。但和我交谈过的很多人可不是这样。“靠什么活着?”他们耸耸肩,无奈地问道。他们早已下好定论：人生故事并没什么用。

还有人说,这个问题太愚蠢了,他们也毫不在意人生故事是否能延续——死了就死了。他们不经意间引用了弗兰兹·卡夫卡的观点。为什么是卡夫卡?菲利普·罗斯说他的文学偶像卡夫卡曾谈道：“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有限的。”在封笔后不久,菲利普·罗斯就接受了采访,他谈到他笔下的某个角色是如何在人生中践行卡夫卡的观点的。

我希望采访记者会紧接着问罗斯,他个人是否赞同这句话。如果他同意“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有限的”,但他去世这么久了,敬仰他的粉丝还是源源不断,想想还不心满意足吗?是否有个不变的宇宙准则在起着作用?如果我是记者,我肯定会问。但这位记者没有,他们接着谈了些别的事,比如罗斯最近又如何重读了他每一部作品的每一个字,50年里他总共写了有30部。“我想看看我的写作生涯是否在浪费时间。”罗斯解释道。这次,记者倒是追问了他如此判定的结果。罗斯引用了他的另一位偶像——拳击手乔·路易斯的话作为回答：“我已经倾我所有,尽我所能了。”

答对了!我心想。“倾我所有,尽我所能”[1]正中结局,但又不露声色。跟其他想要总结人生目标的做法不一样,“倾我所有,尽我所能”简洁得让人耳目一新,短短两个词、九个字(算上标点)。因此,刻在墓碑上也十分合适,作为日常推特也完全符合要求。确实,“倾我所有,尽我所能”算得上一条华丽的临终推文了。

至于“人生的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这句话,我在脑海中也不断盘算着各种可能性。它也值得发一条推文或刻在墓碑上,但我也不知道它为何令我烦躁不安。然后,就在我读到罗斯的采访后不久,又听新闻说埃默里大学找到了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三大箱信件,并引起了各种影响。奥康纳写过一系列小说,包括《好人难寻》和《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她50年前就去世了,年仅39岁,正值中年,比卡夫卡去世时还小两岁。她终生未嫁,最后的13年是与母亲在佐治亚州的米利奇维尔度过的。

在埃默里大学发现的箱子里还有一些奥康纳的旧物,来自她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一本关于鹅的童书绘本、一些旧玩具、未发表的日记、照镜子画的自画像,600多封写给她母亲的信。如果奥康纳知道她的这些信件和小玩意儿今天被如此珍视,会不会感到惊奇?很有可能。虽然她一生都不相信有人会对她的人生感兴趣。她曾经写道：“我的生活两点一线,家里和养鸡场,重复这种生活一点儿也不令人兴奋。”

我们中很多人会这么说：不是吗?我们的人生平淡乏味,还继续活着干吗?我们真是这样想的吗?当奥康纳排除别人对她两点一线的生活感兴趣的可能性,她真是这样想的吗?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心口不一。她在20岁时写过一篇日志,谈道：“真遗憾,我不能收到自己的信。收信人要和我一样能全心全意认可这些信件,他们应该可以将我的记忆鲜活而健康地保存下来。”

这话给我的启示是,她其实十分在意她的人生故事是否能流传,是否值得流传;即使生命会结束,但人生故事并未终止。有人想争辩吗?库尔特·冯内古特曾争辩过,他在《神枪手迪克》(DeadeyeDick)中写道：“如果一个人平淡无奇地活到60岁或更长,那他或她的人生极有可能就如井井有条的故事一般结束了,剩下要经历的就只有后记了。生命结束了,但故事还未完。”

在我看来,冯内古特完全搞反了。他这样的观点有些调皮而暴躁,可能那会儿他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吧,正如我们所知,他在“肘关节”之年同样漂浮不定。

思考了这么多,我现在确信“倾我所有,尽我所能”,比“人生的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更能指引我们走向美好的人生。如果每个人真的相信人生的意义在于它是有限的,我们还会对彼此友善吗?我们还会费心去试图拯救鲸鱼、回收瓶瓶罐罐吗?我们还会在本地选举中投票吗?还会重新评估自己做过的决定吗?更别说去为做过的事情亡羊补牢了。我们还会费力开公司吗?我们难道不会因工作错过孩子的足球比赛而遗憾吗?我们还会愿意抚养孩子吗?甚至,还会费劲去生孩子吗?

前面这些问题的狂轰滥炸是有理由的。当我们关心地球的未来、参与社区活动、为孩子抽出时间时,我们做这些,不仅仅是为了做好事,获得社会的褒奖,还因为以上所有活动都会在我们死后惠及他人。

想想看：如果你让你自己或别人的孩子带着正确的价值观走上了正道;如果你能筹集资金让当地图书馆继续运行;如果你在自己镇上开设一家儿童剧院;如果你创立的公司带来了不错的长期工作机会;如果你把家里的燃油炉子换成了太阳能板;如果你是童子军小队长,或“大哥哥大姐姐组织”[2]成员;如果你资助了印尼儿童;如果你教会了孩子钓鱼,并总是将鱼放生;如果你以未来之名做了超多事情中的一件,那你的某些故事就会流传下去。

这就是所谓的“繁衍”,虽然相关描述五花八门,例如欲望、需求、动机、特征、本能、动力。这个词最早是由埃里克·埃里克森创造的,1950年,在其开创性的作品《童年与社会》(ChildhoodandSociety)中提出的,这本书使他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家。他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受邀去白宫主持会议,权贵们还会聘请他做心理治疗师,在他们的孩子展露不安的情绪时向他寻求专业意见。

埃里克森本人的人生故事也很奇特有趣。短篇版本是这样的：他1902年出生在德国,母亲是丹麦人,被她第一任丈夫遗弃了,也从未与埃里克森的生父结过婚,他的身份一直是个谜。母亲总是告诉他,在他出生后不久亲生父亲就去世了。当他长到3岁——开始有记事和叙述能力时——他母亲为了财产嫁给了虔诚的犹太教儿科医生洪伯格,埃里克被正式收养了,成了埃里克·洪伯格。他各方面都很像北欧人：高挑、金发碧眼,而他的“父亲”身材瘦小,有棕色的眼睛和头发。埃里克在洪伯格医生的教堂里参加宗教仪式,但这里的人们和他学校的同学一样,都称他异教徒。这没有构成他稳固的早期身份认同。埃里克二十出头就作为画家出道,出发去了维也纳,当他遇见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时,他正在学校教艺术,他跟着安娜学习了心理分析学。没几年,他就碰到了天赋异禀的加拿大学生琼·莫厄特·塞森,她同样有身份认同问题,埃里克同她结了婚。他们最终来到了美国,在琼的积极合作下,埃里克在发展心理学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一开始的署名是埃里克·洪伯格,58岁时改名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他改了新的姓氏,可能是因为他想强调,如果要说他是谁的儿子,那他就是他自己——埃里克,生的。埃里克·洪伯格·埃里克森能成为众所周知的“身份建筑师”,可不是白给的。

埃里克森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苏·埃里克森·布洛兰曾在回忆录中描述她那谈不上幸福的童年,虽然她在安逸的北加州长大。根据她的描述,埃里克森是个“笨拙的父亲”,暴躁易怒却又敏感细腻。在社交中,他富有魅力,欣赏他的人很多。当这家的第四个孩子尼尔出生后,这个家庭就出现了危机,尼尔患有唐氏综合征,医生说他只能活到3岁。在妻子琼做了产后手术住院期间,埃里克森咨询了他的两个朋友后(其中一个是玛格丽特·米德),单方面决定把尼尔送到特殊照顾机构。他没有咨询琼的意见,这位可怜的母亲甚至没有抱过这个孩子。他还告诉其他的孩子,婴儿难产死了。(但事实上尼尔活到了21岁。)因此,埃里克·埃里克森不希望这段故事流传下去,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们一家人都没有谈起过这件最伤人或者最让人愤怒的事。”苏·埃里克森·布洛兰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埃里克·埃里克森为个人发展理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繁衍理论在其中根深蒂固：人类发展过程不会在青少年时期戛然而止,我们通过八个“社会心理阶段”而持续发展。埃里克森将这个过程总结如下：“在青少年时期,你会发现你喜欢做什么,你想要成为谁……作为年轻的成年人,你会了解你想和谁在一起——工作和私生活……然而,成年后,你又了解到你能照料好什么事和什么人。”

埃里克森的八个发展阶段论(有些不是“阶段”,而是“任务”),对我们的常驻作者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挑战。在阶段一,作为婴儿,我们的任务就是弄清可以信任的事和人。那时,我们楼上的作者还不存在呢,因此我们得靠自己想明白。阶段二到六,是获得自主的阶段,找到什么是目的,并建立稳固的关系。阶段八是最后的阶段,需要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也是在这最后的阶段,我们的作者可能会总结出：我们的人生是充实而满意的,或者,若我们没能解决之前的危机或任务,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苦涩并满是悔恨。

在倒数第二个阶段,阶段七,繁衍——这不是个好词,但却是埃里克森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词——开始发挥作用。埃里克森提出的阶段分别在什么时间发生,并没有硬性规定——严格来讲,它们不是连续的,而是互相融合的——阶段七主要集中在中年时期,“肘关节”——转折之年。正是在这时,我们问自己,我到底是谁?我们又通过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回答：我在世上留下来的东西就是我。而繁衍就是关心照顾下一代,就是留下些什么。詹姆斯·米切纳一生没有生育,但却赞助了150个孩子上大学,这是用行动进行繁衍。如果你寄赠爱心包裹,参加为乳腺癌筹款的步行马拉松,为穷苦人支教,宁愿饿肚子也不吃用聚苯乙烯盒子包装的外卖,那么你所流传下来的东西可能远超你的生育所得。

繁衍会产生收效,你的人生也会因此变得更美。献血、在学校做志愿者、照料社区花园,都能帮助满足你“被需要的需要”,丹·麦克亚当斯说道。这还会满足你为故事“画下句点”的需要。你为别人做了事情,让世界变得更好了。有人说,如果没有积极地繁衍,人生就没什么值得谈论的。

抚养后代也是一个极佳的自我提升的主题。假如你能忍受得了,请试着截取演讲和候选人的竞选自传看看。进步主义者倡议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看在“我们和他们的孩子分上”。保守党请求减少国家债务也是看在“我们和他们的孩子的分上”。希拉里·克林顿出版过自传《艰难的抉择》(HardChoices),她在修订过的后记里写道：“我从来没有这样坚信过,我们在21世纪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让出生在阿巴拉契亚山里,密西西比州三角洲或里奥格兰德谷的孩子和我的小孙女夏洛蒂拥有一样能成功的机会。”她说,她适时地提到了她的小孙女,这会成为她未来竞选中的关键词。

从人生故事的角度看,不繁衍,故事就远没有那么吸引人。埃里克森称之为“停滞不前”或“专注自我”阶段。如果你的人生缺乏一些繁衍的元素,丹·麦克亚当斯的采访表明,可能是人在起初就有心理创伤,或你的父母、老师和其他成年人都没能做出表率,展示出与未来的个人相连。麦克亚当斯说,没有后代的人生更容易恶性循环,不太会往前发展,最终也只是短暂存在的人生。埃里克森宣称,那些缺乏繁衍冲动的人,会把自己当成孩子一样放纵。

约翰·柯垂在其书《比自我更长久》(OutlivingtheSelf)中,重新提到了埃里克森关于繁衍的观点,从埃里克森引进这个观点30年后社会与文化发生了转变,这点柯垂也考虑到了。那时,我们经历了避孕革命,导致更多的女性推迟生育,或者干脆选择做绝育。人类的寿命变长了,这意味着即使有了孩子,我们当空巢老人的时间也会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长。这两点进步都意味着我们比过去任何时代的“生理不育”时间都更长。柯垂说,这给我们带来了挑战：要在新的形势下想出如何保持比喻意义上的“多子多孙”。为了帮我们想出办法,他概述了“繁殖”的4种显著类型：生理上的(老办法,生育、抚养后代)、养育型的(教育、规范、激发这些后代)、技术上的(带教,把手艺传给其他人)和文化上的(通过艺术、科学、工艺等贡献新创造)。

柯垂还对埃里克森的一些设想提出了质疑。你很难说繁殖的冲动只局限于中年时期,而这点埃里克森只是粗略涉及。当我女儿读大二时,她决定选择健康与社会专业。受到博物馆展览的启发,她看到了通过全球发展领域的工作发挥设计热情的机会。我渴望放下一些东西,这要一直追溯到我13岁那年,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时钟可以没有一丝预警地就走到了某个时间。

由于繁衍做出的行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利他主义。一些心理学家说这是出于对“象征性不朽”的渴望。有点儿道理。对,和真正的不朽比起来,象征性的不朽是小巫见大巫。(“我不想通过我的作品实现不朽,”伍迪·艾伦说,“我想通过长生不老实现不朽。”)但能实现象征性的不朽也是聊胜于无。你不能长生不死,但你总会留下痕迹,比如你的故事,或者故事的某几个片段。我们听到的故事,我们讲述的故事,或者我们的楼上作者写下的故事,会代代流传,互相融合,然后无限地存续下去。

正如我说的,生育、抚养孩子是获得象征性不朽最简单自然的方式。好吧,至少肯定是最自然的。你的孩子了解你的故事,并且会把其中的只言片语流传下去。而且,你的基因也将继续存在,这样,你离真正的不朽也不远了。“如果我们能通过孩子或后代继续存在世界上,那我们的死亡就不是结束。”爱因斯坦写信给某荷兰物理学家的妻子悼念他的身故时写道。“因为他们就是我们,我们的尸体不过是生命之树上枯萎的叶子。”“关键是要做一个好祖先。”很多人这么说,包括乔纳斯·索尔克。他不仅有孩子,还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拯救了千千万万孩子的生命,反过来给了他们寻求象征性不朽的机会,这些都会使他永存不朽。

当然,要实现象征性不朽还有无数种其他的方法。在世界上创造出新事物有助于减轻存在焦虑。研究表明,因为自己的优秀作品自豪或备受赞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关于死亡的焦虑。有人说,对象征性不朽的渴望催生了艺术,即广义上的创造性：在世界上创造出新的事物。斯蒂芬·桑德海姆情景剧中的乔治·修拉唱道,“看,我在没有帽子的地方做了一顶帽子”,令人难忘。柏拉图将创造性比作生育,他说创造性就是“灵魂怀孕”。

但这也有不利的一面,约翰·柯垂指出,如果灵魂太多产,创造的渴望太强烈,艺术家会变成冷漠而沉着的恶魔。我的作品会流芳百世,而你们其他人都下地狱吧,我可不在乎。西北大学教授苏珊·李对玛莎·葛兰姆漫长的舞蹈事业进行了深入研究,玛莎·葛兰姆是最具影响力的编舞家,被誉为“现代舞之母”,但她在舞团的年轻舞者眼里却是个“坏妈妈”。葛兰姆是极度缺乏繁衍能力的,她的苛刻和残忍让她臭名昭著。

为了实现象征性不朽,我们要采取上百万种小伎俩,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清楚我们的动机。

我有一个年逾古稀的朋友,曾经是整形外科医生,现在不动手术了,只带教,他把他的经验传授给了别人,自己人生就会延续。(这些年,这位医生还保留着他童年时期收藏的棒球卡,仍然会给他带来快乐,但当他把这些卡片统统传给他十岁的孙子,他的欢乐依然那么多。)当钢琴家——快八十了——和一个二十几的音乐家分享他的一组音乐,那他的人生故事就会延续。当这位年轻的音乐家弹奏约翰尼·莫瑟、科尔·波特、萨米·卡恩的曲调,这些作曲家的故事就会继续。当美籍华裔诗人(哈金)将犹太作家(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奉为他的文学女神;杜鲁门·卡波特引用詹姆斯·亚吉的话语;J.K.罗琳称赞C.S.刘易斯,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故事都会延续下去。

2015年,年轻的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卡拉尼什由于肺癌去世,年仅37岁,而他的第一个孩子——女儿凯迪刚刚出生才几个月。就在他去世前不久,曾在《斯坦福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深刻而动情地反思了繁衍问题和象征性不朽。其中写道：

我希望我能活得久一点,让我的女儿拥有对父亲的记忆。语言能存在的时间比我本身长。我曾经想过,我可以留给她一系列信件——但真能说到什么吗?我不知道她15岁时的样子;我甚至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我们给她取的小名儿。她还是婴儿,拥有的都是未来,与我的人生只有短暂的交集,而我的人生已经没有新的可能性,都已经过去了。我能和她说的也许只有一点点。

很简单：在人生中的很多时刻,我们要描述自己,对自己的角色、做过的事情以及对世界的影响进行清点,我祈祷,我的女儿千万不要忽视她曾为临死的父亲带来的喜悦,我这辈子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满足的喜悦,这种喜悦不贪婪、平和而满足……

我们楼上的作者也会坚定地支持我们养育后代。为什么不呢?如果我们的人生故事能够延续,他的作品同样得到了延续,那么作者本身也一样会获得象征性的不朽。然而无论流传后世是多么重要,当他和我们一起悠然地度过“肘关节”之后的阶段,这个常驻作者关心的还不止这点。他最关心的是我们记忆力的状态。记忆会停滞吗?如果会,又是哪些记忆呢?英国精神治疗师菲利帕·佩里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友好繁衍”理论。“当我们老去,我们那些短期记忆(而非长期记忆)会逐渐消退,”她说,“也许这是进化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塑造出的我们的故事和经历告诉年轻一代：如果想要有更好的发展,这些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1]原文为：“IdidthebestIcouldwithwhatIhad.”总共10个单词,39个字节(计空格)。

[2]BigBrothers/BigSistersofAmerica,美国非营利性全国服务组织。1977年成立于堪萨斯州,由成立于1946年的美国大哥哥组织(BigBrothersofAmerica)和成立于1970年的国际大姐姐组织(BigSistersInternational,Inc)合并而成。该组织希望能有成年人义务指导单亲家庭里的孩子,和孩子们一对一结成对子,理解他们,跟他们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