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找回遗失已久的日记,让我开始思考日记及其与人生故事的联系。最初为什么有人记日记呢?你现在写日记吗?以前写过吗?如果写过或者没写过,那又是为什么呢?于是我把上述问题加入到我的采访清单里。
从不记日记的人可能对此非常固执。他们以为自己是谁,是鲁德亚德·吉卜林[1],宣扬说如果事情不值得被记住,那就不值得被记录下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想记日记,但没时间。我相信他们,处理工作和家庭的需求已经很困难了。还有人说,他们没什么可以对日记本说的,他们的日常很普通,另外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比如Facebook、Instagram、推特等——他们可以随时轻而易举地发表平淡的、未经仔细斟酌的文字。然而,我曾试着对他们指出,写日记跟在社交软件上发东西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记日记时,你的想法不会在手机屏幕上下滑动之后就消失了。它们互相连接,形成开放的、不间断的流水账,不会被商业信息或他人的鸡毛蒜皮打断。还有很多发生的事我们不想跟别人分享——不想发在Facebook或推特上,哪里也不想发——但值得记下来。还有些事情我们也不完全理解,无法轻易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日记不会介意你怎样表达,它也不会评判你。你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其价值。每件事都很重要,直到时间证明它的愚蠢或难以理解。
有人说,她从未写过日记,因为对她来说写作不是件容易的事。说得像什么大事一样。弗吉尼亚·伍尔芙,她一生的手写日记长达38卷,她说日记怎样写的“不重要”。她读自己的日记时,承认说“很惊讶这日记洋洋洒洒地写得如此快又随意,但有时粗劣得让人难以忍受”。我那本只有70页的日记正是粗劣得让人难以忍受,就好像在读一本电台宣传册一样。文学质量呢?我觉得它介于乏味与尴尬之间。写作从来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我从未想过自己写的这些东西能公之于众。
还有很多人认为,只有过着史诗般生活的人才会记日记,比如安妮·弗兰克。或者那些过着失败而混乱生活的人,比如《BJ单身日记》的女主角。胡说八道,生活的非凡与日记是否有趣并不相关。无聊的生活也可能写出吸引人的日记,迷人的生活也可能写出无聊的日记。乔治·奥威尔,我非常欣赏他的作品,但他的日记平淡得超乎想象:购物清单、每日天气总结、植物生长报告、对山羊腹泻原因的猜测。
还有人认为,只有孤独的人才会记日记。迪迪翁曾预言自己的女儿绝对不需要记日记,因为这个小女孩“对生活向她展示的样子非常欢喜,她不惧怕去睡觉也不害怕醒来”。迪迪翁说,那些记日记的人“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们焦虑、不满,很明显一出生就预感到生活中不足的孩子”。迪迪翁在追求某种结果。她自己记日记,因为她不能忍受浪费“每个观察结果”。她称之为“节俭的美德”。“观察了足够多的东西然后写下来,我这样告诉自己,然后到某天早上,世界上已经没有了奇迹,我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写作——在那样破败的早上,我只要打开日记本,这些就会冒出来,那是带着不断累积的兴趣进行的被遗忘的记录,是回到那个情境的通道:在酒店、电梯、展馆的衣帽存放处听到的那些对话(一个中年人指着帮他存放衣帽的号码对其他人说:这是我当年在足球队的号码。)”
然而,这是记日记的最好的理由:它是创造如今的你的一种方式。苏珊·桑塔格如是说,在她去世后才出版的日记,详细叙述了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生。“在日记里,我不仅能比任何人更加坦然地表达自己,我也能创造自己。”桑塔格在日记里写道。
就是这个理由,我现在意识到了。我开始写我那短暂存在的日记,是为了创造自己,创造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或者重塑自己,成为一个充分修订的自己,有一个年轻的灵魂正在依赖我,后来年轻的灵魂又来了一个。
现在,我还意识到一些别的东西。突然想起遗失已久的日记,可能并非意外,我是这样想的:那天我站在可以看到精神病院广场的窗前,如果我脑海里的故事作者为我放出这段记忆,是为了告诉我什么?比如什么呢?比如,假如没有把这些工作都留给故事作者,让他们来思考哪些事件联系是值得记住的,那可就帮了他们的大忙了,我们帮他们完成了许多困难的工作。如果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一本定期更新的日记,无论是记在名牌笔记本上,还是记在厚厚的螺旋装订的办公笔记本上,对他来说都很有价值呢?
我是这个意思。假设你在一个乡村墓地慢跑,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你的目光。不,并不是乔治·巴兰钦的鬼魂把亚历山德拉·丹尼洛娃的鬼魂吊起来,演一出新版《堂吉诃德》那种场景。你只是看到了一棵巨大的橡树。没什么大事,就是一棵树。但这次,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你盯着这棵树然后对自己说,树木是强壮的,树木是结实的。你突然明白,一棵树可以象征生活的意义,这令你感到晕眩——而你仅仅是感到兴高采烈的欢喜,因为那一刻你是活着的。
当然,这种错乱的洞察力可能是诗人才具有的。事实上,赫尔曼·黑塞就具有这种错乱的洞察,他甚至花费精神写了下来:“一棵树说:我的力量源于信任。我对自己的父辈一无所知,我对每年开枝散叶的孩子们一无所知。我为种子的秘密而活,直到最后,其他的我一概不关心。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相信我的工作是神圣的。我因为信任而活。”
但是,让我们假设你也拥有这种洞察思考力。依靠这种洞察力,你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动笔记录树木有多么强壮、结实,也可以记在脑海里,储存在记忆里,某天被脑海里的故事作者检索出来——究竟是为什么,你也毫不知情。那么,为什么要费心把你的日记本从掉落的屋瓦下找出来,或者费力地把关于树的想法写在你的平板电脑里呢?因为,日记本可以作为你的备用仓库。虽然我们自以为能尽量多地记住那些我们认为有趣和鼓舞人心的事情,但其实我们记不住。我们太忙了,而且太容易分心。大多数我们觉得有趣或者受鼓舞的事情,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并不会被存放到记忆档案中,因此后来也不会被脑海里的故事作者再次复原。但当我们在日记本里匆忙记下的时候,关于树的思考就会被锁定储存,以供未来使用了。以后它还可能跟其他思考相联系,比如说,与叮人的小虫子相关的思考。不是说小虫子多么讨厌,而是说在某个轻柔的夏夜,小虫子在空中看起来是那么欢乐。然后你就有了某个主题,看到了吗?在平静的夜晚,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却又一切都在发生,世界是多么有意义啊!整个世界都在结实的树木的注视下,非常安全。(或类似这种的表达,抱歉我不是诗人。)意义就在于,你看到了之前没有看到的事物的本质,并密切关注着他们。在回想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某种模式。你把点连接起来,这些点连起来能够显现出自然中存在的意义、目的和美好,这可不仅仅是让人感到安慰,甚至可能是人一开始存在的理由。
有一条底线是:假如没有你的日记,你关于树木关于虫子的思考就会转瞬即逝。在日记中记录下来就像用星星标记重要的电子邮件或者在日历上圈出某个日期。实时记录可作为一种提醒、一面旗帜。它告诉脑海里楼上的故事作者:这段记忆值得记下来。
最后——这点非常重要——研究表明,我们经常会在某些事件发生时低估了它们的价值。而这些事件,在不同的情绪或者另外的情境记起来时,它们的意义会完全出乎你的意料。就像是在你产生“树是可靠的”这种奇思妙想的那天夜里。研究表明,事件刚发生时看起来越是平常,我们越有可能错误地判断它们的意义。
我们再回到开头:我在米兰碰到那两个让小男孩入迷的手风琴弹奏者的事,在当时看起来有点可笑,但也很感人。我完全为此着了魔——在当时的情境下。但我很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然而,多亏找到了遗失已久的日记本,这件事不仅被保存下来,还以另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让我理解了。它让我想起这个世界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是多么迷人又有魔力。随着孩子长大、我们变老,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魔力是什么感觉。这则日记也让我记起当时与年幼的儿子分离的痛苦,记起初为人父那几年我那些强烈的感情,以及我多么努力地试图重塑自己的父亲角色。
关于莉莉·费尔南德斯那件事也一样,就是那位助产士。她是一个在某天晚上出现、又很快消失的陌生人。我会彻底忘记她。但是现在,多亏了亲爱的日记,莉莉在我的人生故事中继续存活了。她也成为在我们人生故事中成百上千个看起来很轻微、但却见证了重要事件的角色的化身。他们是我们因为在中央舞台发生的事情而分心,而忘记在致谢章感谢的那些角色。
[1]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营房谣》《七海》、小说集《生命的阻力》、动物故事《丛林之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