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沟通最大的敌人是我们在沟通时的幻觉。我们已经说太多,但还没有学会聆听。

——威廉·怀特

几年前,我儿子的校园生活遇到了一点麻烦。他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于是开始抗拒上学,每天早晨都在挣扎。他变得不愿参加班级集体活动,也不写家庭作业。他的老师给我写了封电子邮件,告诉我他的学习成绩已经一落千丈。

随后几周,我和她互发了好几封电子邮件进行沟通。我知道这位女士内心深处非常关心我儿子,希望他好,我能感觉得出来。将心比心,我想她也知道作为母亲我的心情也一样急切。但我们似乎就是不能真正理解彼此的意思。她想让我儿子按时完成她布置的家庭作业,而我儿子依旧不做作业,她可能认为我不够配合,总在为他找借口。而我觉得作为唯一能帮助我儿子的人,她似乎看不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揪住细节不放。与此同时,我儿子夹在中间备受折磨。

最后,我不得不给校长打了电话,希望能亲自去见他一面,好约上老师一起谈一谈。我得承认这也许不算是个好主意,因为把她的上级扯进来会让局面变得更加紧张。这次会面一开头就很糟,并且很快我俩就陷入了无谓的争论。我意识到如果我想帮儿子,就必须在情感层面上向这位女士示弱。

于是,我有意识地调整了坐姿,让自己更加面对她本人,而把校长放在自己的视线之外。她的左手正放在桌上,我伸出手轻轻按在她的手上,然后说：“我真的很抱歉,可能我有时候会让您觉得不可理喻。因为我太担心我儿子了。他只有一次读四年级的机会。如果我说的话让您感觉是在发脾气,我向您道歉。我只是希望他能在学校顺利地过完这一学年,看到他过得这么煎熬,我实在不忍心。”

我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她的反应。我发现,她本来紧绷的嘴角慢慢放松下来,脸上严厉的神色渐渐消失了。如果只是发电子邮件,我绝不可能观察到这样的细节。然后,她说：“请不要过虑了,西莱斯特女士。我一直在鼓励他,一直都站在他这边,而且会竭尽所能让他顺利完成功课。您知道吗?他是个很好的孩子。我真的很爱他。”

从那一刻开始,这位老师就变成我儿子最大的拥护者。这么多年来,我跟孩子的老师谈过无数次,但那次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因为谈话效果十分明显。在那之前,虽然我们已经通过电子邮件聊了好几周,但从未真正地与彼此产生情感连接。

我不知道她那时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但我最初对她的认识可能只停留在她的职务而不是她这个人上。我只把她当作我儿子的老师,而没想过她只是一个年轻女士,一个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管理一个班级、整天跟一群吵闹的孩子打交道的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她看成了我儿子成功路上的障碍,而不是为了获得师范学历努力还完大学贷款、为了教师理想甘心从事清贫的工作、只为跟孩子在一起的老师。

一次交谈使我们完全理解了彼此,冰释前嫌。

过去的这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在探索科技应用的无限可能。2000年,我们每个月发出的文字短信大约是140亿条。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880亿条。而到了2014年,人们发出的短信已经多达5610亿条。在这14年间,文字短信的数量增加了约5470亿条。这是一个伟大的飞跃。同时,电子邮件的数量也在飞速增长。2011年,人们发了约1050亿封电子邮件。而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期将达到2460亿封。

说不定你会认为这只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但这些数据反映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情况,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对21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75%拥有手机的人都发过短信,其中发短信最多的是经济最落后国家中的两个——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人们对科技的依赖正在改变他们的沟通方式。

这对我们的交谈技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事实上,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因为就文字信息对社交模式影响的调研来说,其研究方法也都在每天改进。而且,很显然,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就算我们能够监测出自从智能手机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行为变化的趋势,也很难证明它们之间谁是因、谁是果,或者存在因果关系。

即便如此,还是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表明,科技的日益发达、社交媒体和短信文化的兴起已经让人们进行高效沟通所需的最为关键的几个能力发生了退化。

其中一种叫作移情能力。2010年,密歇根大学的一个团队将30多年内共72个研究项目的成果整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份报告。

他们发现,大学生的移情能力下降了40%,而且绝大多数下降发生在2000年以后。“因为在网络上交‘朋友’变得轻而易举,这让人们在别人遇到问题而自己不想回复时选择对其置之不理。”这些研究项目中的一名研究者说,“这种行为模式也转移到了线下。”

我发现,这种发展趋势极为令人担忧。移情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能够对他人的感觉感同身受的能力,能把自己代入他人的处境,理解他人的思想状态。这不只是能够发现某个同事伤心了,还要去想象他经历了什么,以及试想如果自己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感受。

要产生移情体验,我们必须把自己和另外一个人联系起来。我们得问问自己：“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会乐意吗?”“如果有人不经允许就翻看我的信箱,我会怎么想?”而我就需问自己：“如果每天要跟25个四年级学生打交道,那是什么感觉?”

移情是人类的一种重要能力。就连六个月大的婴儿的举动都会显示出他们具有移情能力。《白人种族主义》(WhiteRacism)这本由社会学家皮纳尔·巴图、乔·费金、赫尔南·维拉三人合著的书中写道：“移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情能告诉我们孩子的哭声是不舒服还是饿了,能让我们从微笑中感到愉快、从哀叹中感到悲伤。移情让我们相聚并能够交流。”

移情是有意义的沟通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一点无须争辩。但当今人类的沟通方式几乎很少为我们提供移情的机会。

一份社交媒体应用报告曾指出,将近一半的网络好友关系都是“非对等的”。

换句话说,在网络上,你所认定的“朋友”有一半并没有把你当作朋友。调研中的一位参与者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写着他认为自己在遇到紧急事件时可以电话求助的朋友的联系方式,研究人员在给名单上的人打过电话后发现,只有一半人表示愿意帮忙。

一些专家说人类有一种天然的乐观主义天性,所以容易把一些关系想得比实际上更深厚。另一些专家又提出,自从人类的社交抱负(有时候是专业抱负)变成获得更多“朋友”以后,人类在人际关系上的乐观更是与日俱增。“朋友”这个词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动词,如果我们说一些人是我们的“推特好友”,那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仅限于每条140字的推特。

罗纳德·夏普是纽约瓦瑟学院的英文教授,他和自己一生的红颜知己尤多拉·韦尔蒂合著了一本名叫《友谊的诺顿之书》(TheNortonBookofFriendship)的书。2016年,在一次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他曾谈起友谊进化论的定义。“把朋友当作投资和商品是整个友谊的概念中最让人深恶痛绝的。”夏普教授说,“友谊不在于别人能为你做什么,而在于在彼此面前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朋友在一起什么都不做,只是彼此陪伴,这样的理念可能已经成了一种消亡的艺术。人们太过于急切地想把交友的效率最大化(通过发信息和发推特),而忘记了朋友的意义。”

正如夏普教授所说,有意义的情感连接需要投入时间去陪伴。交谈正是人类独特的陪伴方式,有时候会很复杂,有时候像一团乱麻,经常也会变得漫无边际。所以,成功交谈的另一大要素是：注意力。

计算机能够在几毫秒内传送信息,但人类不能也不应该妄图模仿这样的速度。很多时候,往往是在那些话锋一转和脱口而出的话中,你才能了解他人最真实的一面。你的朋友给你讲一个自己去小卖店买东西这样简单的故事可能要花5分钟,但真正让你记住这个故事的却是中间的那些停顿、会心一笑,直至最后让你们捧腹大笑的过程。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耐心认真听完整个故事,就会错过这些最精彩的部分。

很多人都会错过这些细节,因为如今人们的平均注意力时长只有大约8秒钟——跟金鱼差不多。

甚至在工作中,我们专注于单一工作内容的能力都下降了许多。一个普通员工每工作3分钟就会因为电子邮件、电话、信息和社交媒体而分心。

我们的注意力时长急剧下降很可能跟互联网的出现有关。

当我们有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随时随地都能上网以后,它就下降得更快了。还有研究表明,哪怕这些电子设备仅仅是放在一旁也会对我们的谈话产生消极作用。

有一个研究实验是这样的：英国研究人员让几对陌生人分别坐在同一个房间的两侧进行聊天,他们在其中一侧的调研对象身旁的桌子上放了一部手机,在房间另一侧的桌子没有放手机。整个谈话结束以后,研究人员对调研的参与者进行了回访,询问他们对谈话对象的印象如何,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在房间有手机的那一侧进行谈话的参与者对谈话质量的评价比在没有手机的那一侧进行谈话的参与者要低。在房间有手机的那一侧谈话的几对参与者反馈说自己“感受到的信任度比较低,认为在有手机的情境下,他们的谈话对象表现出的同理心比较弱”。

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在有手机的场合,谈话质量和谈话者之间的情感连接的强度都会受损。这个实验还只是在旁边的桌子上放了一部手机而已!想想在和朋友或同事聚餐时,我们多少次把手机就放在手边。你可能会认为把手机放在桌上,不拿起来查收邮件已经算是种美德了。但你不知道的是,即便不去查看,那些被忽略的信息也会在暗中破坏你跟桌子对面那个人的关系。

就算我们能做到见面时把手机放在口袋里不掏出来,能坚持认真听对面的人说话超过8秒钟,攒起一些同理心来建立彼此间的情感连接,可还有一个科技带来的障碍横亘在面前：我们是否还愿意抽时间出来见面聊天?

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人们发现自己的观点与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观点不符,就不太愿意分享自己的观点。

这种发展趋势相当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在社交网络发展初期,人们普遍推测其会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网络大擂台,允许各种不同观点百家争鸣。但在现实中,对网络上反对意见的恐惧已经将热烈交换意见的可能扼杀在襁褓中。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在反对科技。我自己就有一台平板电脑、一部智能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个电子阅读器。我还有一只三星智能手表,不仅能用来打电话(像至尊神探一样),还能用来给我儿子发电子邮件。如果他查收得太慢的话,我还会给他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再发一次,只要动动手指轻轻拨几下就行。

现代化的高科技通信技术很棒,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发起一次面对面交谈的邀请比发一封邮件或一个消息要麻烦得多,风险也高得多。但这种麻烦其实往往是好事。想想这些画面：一个年轻男孩正结结巴巴地对心爱的女孩表白,一个小姑娘正气喘吁吁地给你讲述她第一天上学的经历。这些充满细节的微妙的谈话从冷冰冰的电子屏幕上是不可能找到的。虽然反复推敲后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掌控感,但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我们可能在获得便利的同时失去了人与人的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那部分：信息背后的情感。

刚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用一个记事本(虚拟的!)来记录每天跟人面对面交谈的情况。在没有开始之前,我预计自己每天会有三到四次与他人见面交谈的活动。我一直仔细地记录自己的活动进程,最终发现自己每天最多只进行了一到两次面谈,有时候一次也没有。我之所以感觉自己跟人交流很多,可能是因为我每天都需要跟各种人沟通各种事。但实际上,那些算不上真正的交谈。

虽然我不是一个科学家,但我能用科学的方法观察自己与身边人的关系,发现我们的谈话都在受到科技的冲击。大家不妨亲自做个实验,这个实验很简单,只需要去记录一下我们面对面交流的次数、发信息和电子邮件的次数,把两者进行对比即可。哪怕在便利商店排队结账时跟人闲聊或是在餐桌上与人聊天,都能让我们更有同理心,更能与人产生一种真实的情感上的连接。

人们常说：实践比理论更能让你认识自己。那么,希望你们在读完本书以后,记得走出去,去跟人面对面地交谈。读关于自行车骑行的书不能让你学会骑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是一种充满活力,需要经常练习的活动。与人交谈也一样,光是空想该怎么做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