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除自身以外的人或地球上其他动物,人类在感觉和想法上的共情能力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我们的正规教育系统也许应该加入同理心课程。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学习课程包括读、写、算、同理心,世界将会变得多么不同。

——尼尔·德格拉塞·泰森

我一个好朋友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有一天,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外面的长椅上,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她看上去悲伤欲绝,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知道,人们很容易在安慰悲痛无助的人时说错话。后来,我就跟她提起了自己的故事,我从小就没有爸爸。我告诉她,在我只有9个月大的时候,我爸爸就和一艘潜水艇一起淹没在了大海里,尽管我没有机会了解他是怎样的人,但我一直都在为他哀悼。我讲这个故事只是想让她知道：她并不孤独。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所以我懂得她的心情。

当我说完这个故事,她看了我一眼,气呼呼地说：“好了,西莱斯特,你赢了。你从来没有过爸爸,而我至少还跟我爸在一起生活了30年。你更惨。我想就算我爸刚去世了,我也没什么值得难过的。”

我被她的话惊呆了,手足无措,第一反应就是为自己辩白。“不,不,不是。”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我懂你的感受。”而她答道：“不,西莱斯特,你不懂。你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感觉。”

说着,她走开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窘迫地站在原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觉得自己真像个傻瓜。我让自己的朋友失望透顶。我本来想安慰她,可相反,却让她感觉更糟了。但在那一刻,我觉得是她误解了我。我以为她那时心里一定非常脆弱,所以才会不理解我的想法。

可真相是,根本不是她误解了我,可能她对当时的情形看得比我清楚得多。当她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时,我感到不自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内心的默认设置是切换到让自己自在的话题：关于我的话题。

我可能也试过要去感受她的心情,至少我在意识层面上是这么想的,但我真正做的却是把关注点从她的悲恸转移到我自己身上。她想跟我聊聊她的父亲,想给我讲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想跟我分享那些关于他的珍贵回忆,好让我明白她的哀恸有多深。而我呢,却阻止了她,让她停下来听我说自己父亲的去世是如何悲惨。

从那天以后,每次面对别人的痛苦和失落时,我都会注意到自己会不自觉地想用自己的经历来回应他们,这让我很纠结。当我的儿子告诉我,他和童子军的孩子发生了冲突,我就会说起自己大学时跟别的女孩吵架的事;当一个同事被解雇时,我会告诉她多年前我也被解雇了,后来为找到一份工作而付出了很多艰辛。但当开始注意到人们对我这种试图表达自己理解他们心情的回应时,我才意识到,分享自己的经历去安慰别人从没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这些人需要的是我的聆听,需要我去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正在经历的痛苦。相反,我的回应是强迫他们反过来听我说,去了解我的故事。

社会学家查尔斯·德伯把这种总想在谈话中插入关于自己的事的倾向称为“交谈自恋”。它是一种接管谈话的欲望,想去主导谈话,说大部分的话,把交流的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

而且这种倾向通常是微妙的、无意识的。

德伯写道：交谈自恋是“美国人中存在的一种突出的渴望获得关注的心理现象的主要外在表现。这种心理现象存在于和朋友、家人以及同事之间的非正式谈话中。市面上那些层出不穷的关于聆听的流行文学作品以及如何应付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人的礼仪指南,恰恰说明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已经无处不在”。

德伯描述了交谈中的两种回应方式：一种是转移式回应,另一种是支持式回应。第一种回应方式是将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而第二种则是对对方的论点做出支持性的回应。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转移式回应

玛丽：我现在好忙。

蒂姆：我也是,忙晕了。

支持式回应

玛丽：我现在好忙。

蒂姆：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必须马上做完吗?

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转移式回应

凯伦：我得买新鞋了。

马克：我也是,这些东西总是容易坏。

支持式回应

凯伦：我得买新鞋了。

马克：是吗?你想买什么样的鞋子?

转移式回应是交谈自恋的一个标志性特征。这种回应方式能帮你不断地把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而支持式回应则鼓励其他人继续讲他们的故事,让对方知道你不仅在听,而且很感兴趣,希望听到更多。

交谈常常被喻成抛接球游戏。在理想情况下,交谈过程中注意力和焦点会进行持续交换。这个过程之所以活跃,是因为在谈论你自己的想法和关注别人说的话之间,你需要不断地切换注意力。(或许可以换一个更适合21世纪的比喻,这就好像你的手机相机在自拍模式和拍照模式之间一直不断地来回切换：聚焦别人,聚焦自己,聚焦别人,聚焦自己。)如此看来,用抛接球游戏比喻交谈十分贴切。

在实际的抛接球游戏中,轮流接球是被迫的。而在交谈中,我们经常会设法拒绝别人抛来的球。有时候,我们用消极的方式巧妙地获取交流的控制权。基于德伯的研究,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乔什：我昨晚看了那部电影!

丹：哦。

乔什：真好看。我好喜欢这部影片。

丹：不错。

乔什：你看过吗?

丹：看过啊,不过我不觉得好。我觉得这部片子的演员表演得很不自然……(开始长篇大论地分析电影的缺点)

在这个例子里,丹起初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乔什放弃了控制权并问了他一个问题。丹可能没有意识到,是他迫使乔什把谈话的主动权移交到了自己手上。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控制交谈是一种习惯性行为。

注意力的拉锯战并不总是这么容易觉察。我们有时会巧妙地掩饰自己想要转移注意力的企图。我们可以用一个支持性的评论作为一句话的开头,然后才进一步说出关于我们自己的内容。例如,如果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刚刚升职了,我可能会说：“太棒了!恭喜你。我也要向老板申请升职。真希望我也能得到这样的机会。”

只要我们能允许焦点再次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样的回应就堪称完美。但当我们反复把注意力拽回到自己身上时,一种恰如其分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就好像我们总是在吊高球,一个接一个地让对方仰着脖子等球慢慢掉下来,往往会让他们避之唯恐不及。

尽管互惠是任何有意义的谈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事实是,从本质上说,将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自己的经历上完全是一种本能。现代人天生就喜欢谈论自己,甚于任何其他话题。研究表明,交谈中有60%的时间我们都在谈论自己,而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则用来谈论第三人,而不是用来谈论我们正在交谈的对象。一项研究表明：“在社交过程中的大部分谈话时间里,我们都在谈论自己的情感经历和(或)人际关系,或者是不在场的第三个人的情感经历和(或)人际关系。”

人类的这种本性是一种神经学现象,被称为“会聚信息”。当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时,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扫描记忆库,搜寻类似的经历。邦妮·巴德诺赫在《了解大脑的治疗师》(BeingaBrain-WiseTherapist)一书中写道：“如果我看见你在舔蛋筒冰激凌,那么我的大脑跟你的一样,也会产生同样的神经元刺激,尽管实际上我只能在心里舔冰激凌。”同样的原理,当我们听别人描述某段经历时——大脑就好像在经历相同的视觉模拟体验,因此也会产生相应的反应。

脑岛是位于大脑皮质深处的一块脑区域,它接收信息后会试图在我们的记忆库中搜寻相关经验,从而为接收到的信息提供解释。这个过程通常很有用：说明大脑正在试图理解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内容。

潜意识下,我们会去寻找自己的相似经历,并把它们叠加到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然后打包这个信息并发送到大脑的边缘区域,即大脑下方的部位。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自己的经历不但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别人的经历,反而会扭曲我们对他人所说或正在经历的事的看法。

举个例子,假设你妹妹正在给你讲她自己做了一顿美味晚餐的故事。于是,你的大脑立刻开始搜索你是否有过可比较的经验。她提到了蘑菇吗?你的大脑会扫描记忆中所有跟蘑菇味道相关的信息。她说她切到了手指吗?你的大脑搜索到有一次你不得不去急诊缝针的经历。然后,你的大脑会把所有信息聚合并发送到你的身体进行分析。如果你认为蘑菇好吃,嘴里就会分泌唾液;如果你有被刀切伤的疼痛记忆,你的手指可能会感觉到一点轻微的痛感。所有这些感官体验都会再次被传回到大脑中被吸收和整合。这个过程发生得极其迅速且自然而然,以至于我们通常都意识不到它的发生。

如果一切顺利,这种生物反应将有助于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经历产生共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晚餐是多么美味,可以想象得出被一把锋利的小刀切到手指是多么的疼。

但有时候,事情难免会出错。如果你的经验跟你妹妹的经历不尽相同呢?你曾经吃过蘑菇炖小牛肉,但难吃极了。你受刀伤的经历比她的严重多了。当你们的经历不匹配时,你就会用自己的感觉(“刀子真的很危险”)代替别人的评价(“也不是很疼”)。正如行为改变专家朱迪思·马丁写道的：“大多数时候,你试图通过将他人的故事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来理解别人。如果你就是这么做的,那么你是在把他当成你。你知道吗,他不是你!把自己的经验套用在别人的故事上并不是一个理解别人的好的出发点。”

在这个观点上,我收到了很多反对意见。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分享类似的经历是展示同理心的一个好方法。但研究结果表明,事实恰恰相反。马克斯·普朗克人类认知与大脑科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我们的自我意识扭曲了我们对自己共情能力的看法,所以我们对自己何时具有同理心的判断往往并不准确。

当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被安排在同一个小组中,并一起观看蛆的视频时,他们都能理解其他人观看视频时恶心的感觉。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看了小狗的照片,而其他人却不幸被安排去看了蛆的视频,那么看了小狗照片的人则会普遍低估小组中其他人对蛆的视频做出的负面反应。该研究的作者塔尼亚·辛格博士指出：“当参与者自我感觉良好时,他们对伙伴们经历的负面情绪的评估不如实际情况严重。相反,那些刚刚有过不愉快经历的人对他们同伴的良好体验的评价也不太积极。”换句话说,我们倾向于用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感知作为判断他人感受的基础。

我们把它变成日常谈话中的场景：假设你和一位朋友同时被同一家公司解雇。在这种情况下,你用自己的感受作为衡量你朋友感受的标准可能相当准确,因为你们正在经历的是一模一样的事件。

但如果你刚度过了美好的一天,这时候,你遇到了一个刚被解雇的朋友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也许能发觉你的朋友似乎心情不太好。因为她会说：“太可怕了。我好担心,胃也感觉很不舒服。”但你可能会回应：“别担心,会好起来的。6年前我也被解雇了,后来慢慢就好了。”你越放松,越感觉舒适,就越难体会另一个人的痛苦。

尽管共情是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也有其局限性,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也难以持久。很多人都在书上看到过这类实验：在实验室设定某种特定的环境,让人们主动去制造其他人的痛苦。其中,最著名的是1961年在耶鲁大学进行的米尔格拉姆实验。在这项研究中,参与者被告知只要按下一个按钮就可以增加对另一个房间中的人的电击强度。研究对象并不知道测试是不真实的,而电击也从未真正实施过。

按钮上标明的最高强度是：“危险：导致严重休克。”然而,超过一半的参与者在被要求按下按钮时都按了——哪怕他们能听到另一个房间里的人在发出求饶的声音。其实,我们不需要去实验室证明同理心是会泯灭的。只需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就能发现许多暴行和酷刑的存在。在本书中,我们无须再深入挖掘此类事件。

米尔格拉姆实验生动地说明,外部因素会削弱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共情能力。但有些因素造成的影响会让人略感惊奇。比如,你银行账户上的金额会影响你对他人的共情能力。那么,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当中最穷的人,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最不可能去顾及别人的感受。在你的想象中,他们应该已经自顾不暇、捉襟见肘,生存的需求压倒了一切。如果这么想,你可能就错了。

实验表明：一个人拥有的金钱越多,就越不能正确地识别他人的情绪。不管是看照片还是和真实的人交流,一个人越是富有,就越难从陌生人的脸上分辨出快乐、恐惧、爱和焦虑等情绪。(而且你在谈话时的语气也可能变得更粗鲁,我认为这也与共情能力有关)。

在这个实验中,收入是唯一一项能造成区别的因素。而该研究的作者莎拉·康拉斯说：“这个实验是跨性别、跨种族背景的。”康拉斯还说,收入较低的人“在实验中表现出的共情准确性更高”。尽管许多人认为教育可以提高共情能力,然而这个观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康拉斯广泛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这方面,只有高中文凭的人比具有大学文凭的人得分要高7%。

从我的角度看,这个研究有一处非常有趣的地方。某次,他们让一群学生将比尔·盖茨想象成处于社会经济阶梯的顶层(这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坐拥高达数百亿美元的个人净资产,他实际上确实位于社会经济阶梯的顶层);然后,再要求学生想象,如果说比尔·盖茨的位置是最高点,那么他们自己在阶梯上的位置应该是哪里。与盖茨相比,我们大多数人的位置都相对低得多,所以这个小组都认为自己比别人差很多。

相反,另一个小组则被要求去想象一个位于社会最底层的比较对象,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然后再想一下,跟这个人相比,自己的位置会高多少。与身无分文、不名一文的流浪汉相比,大多数人的处境要好得多,所以这一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强很多。

在做完这些预热练习之后,研究人员开始正式进行共情能力测试。所有参与者都被展示了一些陌生人的照片,并被要求明确指出自己从陌生人眼里读出的情绪。(这是一个常见的共情准确性测试：旨在确定你识别另一个人的情绪的能力如何。)结果显示：那些认为自己在财富上与比尔·盖茨相差甚远的人即那些想象自己比别人差得多的人,能相当准确地辨别各种情绪;而那些和无家可归的人做对比,认为自己远在别人之上的人,得分却低得多。

他们本身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实际变化。换句话说,仅仅通过比较让你自认为很富有,就会让你的共情能力下降,而让你自认为很穷所产生的效果正相反。

好吧,我们不妨先暂停一下,以确保大家都了解科学研究的局限性。理解所有研究在范本规模和意义上都有局限性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例如,这项研究的对象集中在大学里的人,并没有涉及社会中最富有或最贫穷的那些人。科学家通常不会做出任何结论性的陈述,除非这个结论已经经过了各种独立研究团队的多项研究的证实。然而,尽管有局限性,这项研究对我来说依旧具有颠覆性并给了我希望。

之所以说给了我希望,是因为它表明共情能力是可以学习和培养的。只是假想别人比你过得好得多,就能让你更有同理心。正如萨拉·康拉斯所解释的：“(共情能力)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更具有弹性。”也就是说,你的共情能力可能会下降,当然也可能会得到提升。同情心是可以后天培养的,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发现。

大脑中有块区域被称为右侧缘上回(RSG),是控制人类情绪反应的区域。RSG能帮助我们产生共情并克服科学家们所说的“情绪自我中心”。当我们以一种自恋的方式做出反应时,RSG能察觉到并经常会尝试纠正我们的看法。

但RSG是高度复杂和敏感的,并且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多到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阻止RSG正常工作。即使是非常小的事,比如赶时间,就足以促使RSG更专注你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他人的情绪。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你越快乐、越舒适,RSG需要做的工作就越多,你自己的情绪就越有可能干扰你对他人情绪的感知。

但这并不总是坏事。如果你遇到危险,或者正努力赶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那么你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而非别人的需要上。但问题是,“情绪自我中心”不只发生在需要的情况下,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谈论它对谈话的负面影响了。

人们在表达中使用的词语也会影响我们对他们情绪的接收和理解,因为我们在解读时会无意识地加入自己的背景和经验,使词语的含义发生改变。在“软技能”方面指导过很多顶级公司高管的沟通专家罗伯特·陈(RobertChen)说：“如果仅仅因为你说英语,而别人也说英语,你就以为你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赋予词语的含义只是你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经验下的(产物)而已。”

这是误解经常发生的原因之一。你可能认为你和你的谈话对象在谈论类似的经历,但同样的词语描述的并不总是同样的经验。

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意识到,我的沟通技能还不如我的抛接球技术高。现在的我会有意识地去察觉并控制自己分享个人经验和谈论自己的这种本能。我会努力多问对方一些问题,鼓励他们多说。同时,我也会有意识地努力多听少说。

我曾和一位正在闹离婚的朋友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打了将近40分钟的电话,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没怎么说话。可当通话结束时,她却说：“谢谢你的建议。你真的帮我捋顺了一些思路。”事实上,我并没有给出任何建议,我说的大部分话大概就是“听起来很棘手,我很难过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诸如此类。她并不需要听我的建议或故事。她只是需要有人听她倾诉心中的苦闷。

不能例外的是,这条法则也有例外。我很肯定,在有些谈话中分享你自己的经历是非常有帮助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把谈话的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不仅不太可能对别人有帮助,反而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伤害。更重要的是,选择不谈论自己从来不会出错。就像人们常说的：嘴巴可以闭上,耳朵不能关上,多听少说才是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