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主动给别人建议,除非他们问我。我唯一知道的事,可能也是我唯一能给别人的建议是：不要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别人一些“不请自来”的建议。

——泰勒·斯威夫特

我是2014年搬到佐治亚州的,那是我此生第一次到南方生活。我是在加利福尼亚长大的,后来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包括：亚利桑那、华盛顿、密歇根、新泽西,还有马里兰。但我从没有胆量敢越过梅森–迪克逊线,尽管我的家族其实最早发源于南方。我的一个祖先曾经是佐治亚州种植园区里的一名奴隶,生活在梅肯市东北部的米利奇维尔,一个距离亚特兰大不到两小时车程的小镇。

如果你在《阿肯色历史文化百科全书》中读到我曾祖母的生平,会发现她父亲的名字是“无名氏”。

虽然官方记录如

此潦草,但我们家人都知道他是谁。他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妻子是安妮·法姆布罗——我的曾曾祖母。他的女儿是卡莉·丽娜·法姆布罗,出生在1872年。在南北战争愈演愈烈、奴隶制时代走向尾声的过程中,我听说,我的曾曾祖父不仅养大了自己所有的黑白混血的孩子,还让他们都接受了大学教育。

1886年,卡莉从亚特兰大大学毕业并获得学位,后来成了一名激进的非洲裔美国人教育平权倡导者。她为美国深南部(DeepSouth)的黑人建立了第一座图书馆,而建馆所需的资金都是通过上演莎士比亚戏剧募得的。她在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联邦学校任教,那是那里的第一所黑人学校。这些故事都是我过去的一部分,我曾无数次听过,也对儿子讲述过。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也曾听过很多我们家因为种族歧视而遭受的苦难往事。当年,我的祖父被欧伯林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时,他决定带着全家从洛杉矶开车去俄亥俄州领取学位。

不幸的是,因为他是黑人,大部分酒店拒绝接待他们,而由于我的祖母是白人,在黑人旅馆他们也同样被拒之门外。没有办法,他只好一路未停,硬是开了2400多英里(约3862千米)的车直接开到了欧柏林学院。

虽然我的肤色算浅的,但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小学,我是第二黑的小孩。三年级时,有一个孩子骂我“黑鬼”,我毫不犹豫地一拳把他揍成了熊猫眼。于是,我被送去校长办公室。我至今仍记得自己在办公室外面等候训话时有多害怕。我一直是一个好学生,很少惹麻烦。可以想象,当时如果妈妈知道我打人被校长训话,而且她不得不来学校接我的话,一定会暴跳如雷的。可是校长却对我说：“如果还有谁这么骂你,你就这样揍他们。”然后,他亲自把我送回了教室。

不用说,搬到佐治亚州对我来说无疑是情绪波动颇大的一段经历。当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在罗伯特·爱德华·李的生日那天竟然有一天假期,在南部邦联纪念日(后来还直接改名为“州纪念日”)也有一天假期,你能想象我的心情吗?不过你也许能理解,当我沿着高速公路开车时,看到很多人家的门前仍然挂着南部邦联军旗,那又是怎样的心情啊!

然而,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城伊曼纽尔非裔卫理圣公会教堂枪击案把关于军旗的争论又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这次导致9人死亡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后,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立刻追踪报道了这次事件。我安排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电台特别节目来讨论军旗的问题,它的历史渊源和内涵。我们还邀请了嘉宾来参加这场辩论,他们认为南部邦联军旗是南部人认同感和自豪感的象征,人们有权让这面旗帜在任何国家公共财产上空自由飞扬,可以以此来悼念为保卫南部邦联而牺牲的士兵,并向他们的英勇牺牲致敬。

在那次节目播出之前,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思考自己的立场。我知道那些军旗的捍卫者不可能理解我看到它时的情绪反应。他们既不了解我的家族历史,也不知道我的个人经历。反过来,我得承认我对他们的历史和经历也无从知晓,无法站在他们的立场理解这件事。

为了保证节目对听众来说是中立的、公平的,他们有权知道我的立场和偏见。所以,在节目的开头,我先念了一份免责声明,内容如下：

为公开公正起见,我想明确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我是一个同时具有黑人和白人血统的多民族混血女性,我的祖先曾被迫在佐治亚种植园区为奴。我不能假装我对南方邦联军旗没有偏见,因为对我来说,这面军旗象征着酷刑、压迫和奴役。

然而,我也是一名专业记者,欢迎各方在这一问题上展开坦诚的交流。我不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人。我的工作是为大家提供交换意见的平台,让您尽可能客观地做出决定……一如既往,我们欢迎您留下评论,更希望您能加入我们的讨论。

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些访谈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工作。有些人的言论在我个人听来是如此伤人和令人心痛,我经常想要跳起来跟他们争辩或打断他们的话,但我强忍住这种冲动,用专业和开放的态度坚持到结束,而这些忍耐最终没有白费。自那以后,我跟南方联盟军退伍军人子弟的沟通一直很顺畅。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依旧跟他们持有不同意见,但我对他们立场的理解加深了许多。

我们在军旗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正常交谈和对彼此的尊重,也不会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就导致在所有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分歧并没有妨碍我们去聆听彼此的心声。在进行重要谈话之前,你必须事先检视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一种信念能强到让我们无法暂时将其搁置,去听一听持有异见者的想法。不用太担心,听听别人怎么说,不会轻易动摇你的信念。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可能会倾向于避免跟自己认为的心胸狭隘的人交谈。在我们的思维中,会认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智力不如我们的人可能没有跟我们一样开明的世界观。

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虽然我们觉得聪明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应该比受教育程度或是智力不如我的人更加开明,但实际研究结果表明：人越聪明就越容易受偏见的影响。“如果说两者真有什么不同的话,”报告指出,“那就是,一个人的认知能力越高,偏见盲点越大。”

诸如此类,都是所谓的无意识偏见或隐性偏见的部分存在形式。这些偏见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但我们意识不到,有时甚至不受我们控制。刻板印象,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都会影响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有意识的偏见常常是我们依据自己的喜好做出的一种选择,比如：你喜欢穿正装的员工,或者喜欢称呼你“先生”的服务员。无意识偏见更难改变,因为我们往往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但也许有人会坦然接受这个事实：是的,我有偏见。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偏见,并且正在积极努力地消除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是对的,但没有证据表明那些意识到自己偏见的人比那些意识不到自己偏见的人更能克服偏见。不管你对这个问题思考得多么深入,都可能无法了解影响你思维方式的所有偏见。毕竟,它们被称为无意识偏见,是有原因的。

我的观点是,你可以不和一个种族主义者说话,却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虚伪。可能你的偏见不比那个你觉得自己没法与之交谈的人少。世人皆有偏见,无论种族、性别、收入或宗教信仰。

你对自己的偏见毫无觉察,却在谈话中教育别人不要有偏见,试想一下这有多么自以为是。作为一个肤色较浅的混血女性,我的观察角度会比较独特,更容易发现别人的偏见。我曾经主持过一个关于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小组讨论会,有三位非裔美国教授作为小组嘉宾。然后,一个小组成员在发言时提到了贝拉克·奥巴马身上具有的“黑人传统”。于是,我评论说：“请记住,奥巴马有一半白人血统,所以他身上也有白人传统。”

那个教授转向台下,下面的大部分观众都是非裔美国人。

他扮了个鬼脸,然后指着我说：“我应该向她解释吗?”我耐心地等哄笑声停下,才又说道：“我是黑白混血,所以明白在一个家庭里平衡白人和黑人文化的必要性。”这时,他开玩笑似的喊道：“你打败我了!”而我说：“先生,是你打败了你自己呀。”

应该没人会觉得这位著名的教授不够聪明或者文化程度不够高,只能说所有人都会被偏见影响。学校和智慧并不能让我们丢掉成见。

我们之所以要诚实、互相尊重地去交谈,是为了让思想更开明,而不是改变自己的想法。事实上,研究表明：要改变人们的想法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在一项研究中,佐治亚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给研究的参与者发放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编纂出来的关于政治敏感话题的虚假新闻。随后,他们又给这些人发了一篇准确的报道,里面阐明了之前的文章中的种种谬误和不实。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读了真实的新闻以后,竟然反而对之前的虚假新闻更加深信不疑。

“假新闻”这个词自从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就变得随处可见。这样的新闻包括：教皇接见唐纳德·特朗普并对其大加赞赏(他没有),“比萨”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在运作的恋童圈的暗号(并不是)。“假新闻”的危害之一是：一旦人们看过一条假新闻,那些内容就会成为他们信任系统中的一部分,很难再被抹去。

这种现象被称为“逆火效应”。当发现自己错了,我们往往会更固执地坚持原来的错误信念。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所以并不会有人真的说：“我知道我错了,但我觉得还是假的比较可信。”这种现象之所以被称为“逆火效应”,是因为纠正错误信息有时候会适得其反,会使人更加顽固地坚信并不真实的信息。

你可能会想到一个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做实际调研,这样你就能在看到不实信息的时候识别出它们。但在一个问题上研究得很深好像也于事无补。当我们对一件事非常了解的时候,往往会自认为自己知道一切,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然后,我们会理所当然地接受那些能符合自己想象的信息,即便那些信息是错的、假的。

戴维·麦克莱尼在《每个人都有思维盲区》(YouAreNotSoSmart)一书中写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生在肯特州立大学的枪击惨案。这起初是一场由于不同意见而引发的示威抗议,最终却以国民警卫队开枪射击并打死了好几个抗议者收场。“令人震惊的是,”麦克莱尼写道,“他们发现那些对事件越是了解的参与者,对自己持有的信念越是坚定。国民警卫队也好,抗议者也好,知道得越多,持有的偏见越大。有证据表明,对事情所知甚少的人可能不太会受‘逆火效应’的影响。‘逆火效应’会把对事情有过深入思考的人从灰色地带推离,令他们更向前一步。”

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有多少证据放在面前,阴谋论依然不会被驳倒。所以,有人永远都相信奥巴马不是美国公民,相信人类从来没有真正登上月球。不过这恰恰说明,你不该再浪费宝贵时间去劝说别人不要相信你所认为的错误的观点了。

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令人欣喜的进展。经过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逆火效应”的影响也许是有限的,并不像大家之前所预想的影响范围那么广。当两个政治学家试图在一项研究中重现“逆火效应”的场景时,他们发现参与者只在一件事上会抗拒事实修正：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WMDs),而在其他几乎所有问题上,参与者们都会听取并尊重事实信息。如此看来,也许我们并不生活在“后真相”世界。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研究的参与者们常常轻信利于自己立场的政治思想和信息,而对不利于自己立场的信息则持怀疑态度。这项研究的研究者,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伊桑·波特告诉波因特媒体研究所(PoynterInstituteforMediaStudies)：“每个人的反应仍然具有差异性,人们仍然会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不过这种差异并不像通常我们描绘的那样可怕。”

令人欣慰的是,政治上的争论似乎还有一定的事实基础。

但政治有什么值得我们争论的呢?你有没有在跟人因为一个热点新闻争吵过后,听到对方心悦诚服地说：“你知道吗?你说得对。我错了。非常感谢你给我的启发。”反正我从来没听到过,一次都没有。

但是如果处理得当,有些争论可能是相当有益的。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曾有一句名言：正是员工的争论推动了苹果的创新。“这群非常有才华的人会跳起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互相碰撞。”他说,“通过争论、互相反驳、制造一些噪声,再齐心协力,他们不仅(像石头一样)打磨了彼此的脾气,也打磨了设计产品的理念。”

那么遇到争论时,要如何妥当处理呢?首先,如果你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有点紧张,最好尽早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矛盾不仅不会自动消除,紧张的关系还会导致矛盾越来越大。

试想一下：你正在看一场话剧表演,演到关键的一幕,女主角的假发却开始从她的头顶往下滑。这时候,最糟的一种处理方式可能是：她假装不知道假发在下滑,继续自己的表演。

那么不管对话有多精彩,都不会有观众专心听她说的台词。他们的注意力已经全被假发吸引了,什么都听不进去,全都在等着假发掉下来的那一刻。

这时比较好的处理办法是：索性一把把假发给揪掉,或者一边把假发戴好,一边自嘲一番——“这该死的玩意儿永远不能好好待着”。总之,她必须公开承认出了问题,然后尽最大努力去纠正错误才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一段紧张关系：忽视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并不能让那些问题自动消失。

不要因为害怕争吵而回避谈话。如果一定要吵,也要认真吵,尽量使争吵富有成效。怎么才能做到呢?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1)对事不对人。不要谈论别人的个人缺点,或使用诸如“你总是这样”“你就是这样”之类的短语。

(2)不要只关注你不喜欢或让你生气的问题,想一想解决办法。我们要富有成效地争论,而不是要找个机会狠狠抱怨一番。

(3)让别人赢。达成一个对你们双方都有好处的解决方案才是重点,争论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赢或证明你是对的。

当争论发生时,人们往往是情绪化的。对某件事充满激情并十分关注它的结果并没有错,但是一旦让激情冲昏了头脑,也会导致误解,甚至伤害到彼此的感情。所以我认为,在争论发生之前就开始彼此间的对话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当你加入一场谈话,尤其是与和你持有不同信念的人交谈时,请问问自己：“我希望从这次交流中得到什么?我希望这场谈话如何收场?当交谈结束时,我希望自己有什么样的心情?我希望自己离开时是愤怒的、沮丧的,完全没有得到任何启发吗?”你可能无法改变其他人的想法,所以你也许该学会定下自己的目标,让自己能从交谈中得到一些启迪。你不能控制别人从交谈中获取什么,但你可以控制自己从中获取什么。

训练这种开放的心态是我成为一名记者的必修课。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训练和大量的实践。而且,你得学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那些你自认为知道答案而没有疑问的问题,那些你认为不会为报道补充任何新信息而没有采访的人身上。我曾经一次次进行实际采访练习,与此同时,还会有一个教练在旁边纠正我,指出我在采访时预设自己观点的地方,或者阻止别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问自己一些基本的问题开始。不管你在某件事上立场多么强硬,请暂时放下,在深入话题的讨论前想一想：“万一对方是对的呢?他们为什么会那样想呢?”

令人遗憾的是,研究表明,许多人会直接选择回避这种谈话。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表示,自己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与自己政治观点相同的人,而且他们真的不愿意谈论任何可能引发争论的问题。

皮尤研究中心把这种心理称为“沉默的螺旋”。大多数人(不包括网络喷子)不愿意在社交媒体上与人分享他们对政治的看法,除非他们觉得别人有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观点。

我想这种趋势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气候变化问题、移民难民问题、堕胎问题,还是恐怖主义问题,我们好像更愿意与那些跟我们意见一致的人交谈,更愿意听到能支撑自己观点的新闻。如果谁发了我们不喜欢的帖子,我们就在社交网站上取关他们。我们就是不想改变自己的想法。

我们不仅只接受与自己想法相同的信息,甚至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如此。我们也许可以与自己观点截然不同的人一起工作,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但除非我们能坦诚、文明地与他们进行对话,否则怎么能说自己真的了解他们呢?如果我们不和面前那个活生生的人说话,怎么能解决复杂的问题呢?

这个问题不只发生在家里或公司里。过去10年间,美国国会的效率非常低下。事实上,第112届国会只制定了284部法律,是自1973年以来制定法律数量最少的一届。政客们曾经在国会大楼的过道里穿梭,就各种议案进行投票,有时投自己政党领袖的支持票,有时也会投反对票。可现在的投票记录显示出明显的分水岭,多数选票都是走的党派路线。有人猜测,导致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国会大厦内部人员之间的社交变少了。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过去常常一起参加聚会,一起出去吃午饭,一起喝酒畅谈。以前,他们的配偶都互相认识,他们的孩子会去参加彼此的生日聚会。以前即使立场不同,过道两边的人还是会经常互相交谈,而现在似乎不会了。

同在一个国家,共享一种文化,共同承载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分工,人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变成了一潭死水。我们习惯于把所有人分成两组,自己人(那些同意我们的人)和外人(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如果你和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说话,就等于把认识新观点、新发现和新信息的可能通通关在了门外。

当然,我不是叫你去忍受一个满嘴脏话的人,留下来听他没完没了的谩骂。我的意思是,如果别人支持了你不喜欢的总统候选人,并不意味着你们在所有事情上都不能达成共识,也不意味着你们不能再有其他共同话题。某人对税收的看法很偏激,并不意味着你们在亲子教育或是体育运动方面就没有共同语言。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M.斯科特·派克说过：真正的倾听要求听者放下自我。“觉察到这种接纳,说话者会逐渐感到自己是安全的,不会被伤害,也就越倾向于对听者倾诉自己内心的隐秘。”

放下自我——放下所有的观点、因果、信仰以及随之而生的所有偏见——是伟大谈话的基石之一。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我在近20年的记者职业生涯中学到的最有用的东西之一。如果你能觉察自己话语背后的动机,停止把谈话当作一种用来说服别人或证明自己正确的方式,你会为自己错过了太多而大吃一惊。各种信息会像泉水一样涌入你的头脑,填补被“自我”挡住的空缺。那些陌生的知识、视角、洞察力和经验也许会让你耳目一新。过去忙于陈述和重复自己故事的你,会听到曾被你拒绝倾听的故事。如果你在进入每一次谈话前都告诉自己可以学到东西,一定会有所收获。

如果你只想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写博客吧。如果你想真正地跟人交谈,还请先把自己的观点放到一边,哪怕是暂时的。然后,你也许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你甚至会发现自己在思想上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