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要改变思想,还是要夺权

如果我们认真看待我们的感觉,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我们所想的,大刀阔斧地改善社会,会怎么样?别忘了女人是社会的主体,而且许多男人也相信,无论在家、在工作中或在国际政治上,照顾他人、维持良好的关系、预防危机于未发之前、维持各方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不试试看?为什么要让这个情况继续下去呢?因为我们一直都这样,在男性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女人仿佛固定不变的恒星一般?改变会很困难吗?如果女人能在个人、经济和政治方面互相联合,要改变其实很容易。女人要是决心为共同的目的而努力,什么事都办得到。

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真的得做任何事情吗?如果有相当比例的人口了解目前的统治系统出了问题、不公平,也了解背后支持它的是套过时的概念(男性意识形态),那就会促成社会重大的心理改变并产生巨大的影响。你只要这样想：无论是在个人的情感关系中,或是在面对银行的男主管时,不要把男人想成当权者,不要有非找个男人不可的压力,不要对体制中的男性权力让步。每一个这样做的女人,都在促成这场变革。如果人口中大多数成员都在内心批评整个系统,在心智上背离这个系统,那么,这个新的心理生活就是一种新文化。

还有一个理论是,少数人的信念影响或转变许多人的信念时,就会发生革命。我们必须转变他人的信念,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系统比较优秀。女人能否在改变男友或丈夫的同时,改变整个社会?

有时会产生相反的状况。用政治来比喻：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它指的是瑞典对德国的态度,被占领国通常会慢慢认同占领国。与此相反,有些文化虽臣服于另一文化的政治或武力之下,却仍决心使自己的文化变成主流文化。例如,罗马人就被希腊人“驯化”了。罗马人因为帝王所下的旨令而信奉基督教,但是类似的例子大概找不出第二个。

我们一旦闯进这个新领域,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我们采取男性的信仰,符合男性色彩,贬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许我们不敢将我们自己的“次”文化运用到整个系统上,尤其是在政治方面。但是女性系统有着丰富的人性价值观,强调相互关系和合作,实在是个文化瑰宝。而且我们并非全然摒除男性的价值观：在过去20年间,大量女性史无前例地反省自己的价值观和身份,同时也从男性系统中采撷了有意义的观念,融入女性系统中。

有的人说,我们若想争取自己的权利,最好的方法就是选举政治代表。既然有权势的人只尊重有权势的人,那么当选政治代表的女人越多,政党就越有可能挑选女性作为重要公职的候选人。而我们如果投她们的票,她们就会当选。有的人则提议女人应另组一党。毕竟,德国的绿党便是由佩特拉·凯利(PetraKelly)所创立的,它所关心的主要议题是生态和核战的问题,对德国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冰岛的妇女比美国妇女活跃多了,该国一个女性主义党派赢得10%的选票,得到了六个国会议员席位。近来在挪威,有半数的国会议员变成了女性。又如阿基诺夫人于1986年9月21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的：“菲律宾的女人以非暴力的抗争方式,促使政权发生了改变。”

在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系统都倾向于选出像男人一样强悍的女人为政治代表。但是,这个特质却是女人的哲学想要加以审视及改变的。因此,这样的政治系统,对于许多不喜欢为权力而竞争的女人来说,有其内在的矛盾性。然而,许多人仍相信,一般而言,女人在治理政务时,理想色彩较为浓厚,其实,这个特性使女人更适合担任公职。1987年3月8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个男人写道：“如果女人有机会的话,会不会像近来担任公职的男人那么腐败,侵略性强又大权独揽?我想是不会的……男人就是不愿意或无法割舍过去所需要的角色或行事方法……(因而)造成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冲突……女人则喜欢谈判胜于斗争,厌恶暴力,比较有感情……这才是21世纪的领导者所需的特质。”

女人与女人交往时,谨守相互的原则,这不但是国际交涉技巧的要点,也可以应用在政府的运作上。

世界各地的冲突,和男女之间的生活状况很相似。有个女人形容她设法和她的男友谈论两人之间的问题时,对方的反应是置之不理。同样,许多政府根本不听那些毫无权力的女人或弱小国家所说的话,认为问题自会化解。这种态度使得女人和弱小国家的痛恨达到了沸腾。

旧式的政治和竞选方式,可能都不足以应付今日的局势。我们何不创立一个新的、独立于各党派之外的政治联盟?我们是不是应该创立一个不同于一般的组织,以政治和经济的抵制及生态的议题作为主要的诉求?其实,与其说女人的革命是以政治或政治体系为目标,不如说它是以经济、意识形态和哲学为目标。

女人整体拥有非常庞大的经济力量。现在,女人的经济力量已足以支持其他的企划和组织等等,那么,我们能不能成立共同公司,一起走入商界?

有些理论学者则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认为女人可以借着改变私生活中的权力结构而促成改变。某些女人(有时亦称为“女性主义之分离主义者”)呼吁女人要抵制男人,也就是说,不再和男人建立感情关系,或给予尚未改变的男人情感上的支持。换言之,即是撤回一切投入在男人身上的精力,不再以任何方式支持男性系统。若能鼓动大量女性这样做的话,将可得到明显而深远的效果。

事实上,虽然大多数女人都认为自己不是分离主义者,但是现在离婚率如此之高,且多是女性主动要求离婚。更有许多已婚女性感情出走,虽然没有离婚,但心已在他处。实际上,已经是分离主义者了。

非暴力的抵抗有效吗

以上我们所谈的,都是非暴力、和平的抵抗方式。这些对策是真的有效,还是我们在自欺欺人?我们的人数既然占人口的51%,如果我把自己当做是社会的核心、历史和哲学的中心,就像千百年来男人所作的那样,这样社会就会自动改变吗?或者,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男性权力,进行真的抗争,以迫使男人不再控制女人,并和女人分享权力?

毕竟,千百年以来,女人虽也占了半数的人口,其“次”文化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在不同的时空中,或表现得显而易见,或表现得隐晦不明,但女人的次等地位却未因此而改变。历史告诉我们,单纯的多数并不能保证什么。例如,女人虽在20世纪初就得到投票权,但我们的地位却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能不能说服男人把我们的权利还给我们,也许这不过是在愚弄自己,想找个台阶下罢了。从法国大革命和其他事件的经验来看,人们终归得展现自己的力量。唯有真正夺得权力,才能改变事情,因为那些当权者不会听别人的话,也不会忍受别人。

在历史上,和平或武力较弱的运动有时也会赢过较强大的那一方。例如,甘地就发起了一个和平运动,在其他因素的帮助下,终于结束了英国在印度的政权。《圣经》也提到大卫和哥利亚,虽然大卫用的手段和哥利亚一样,都是武力,而大卫的体形和力气都比哥利亚小,但是他还是赢了。人权运动的确使用非暴力的示威方式。然而,这个运动虽然提升了黑人和白人的自觉,但是大多数黑人生活的实际条件,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变。大多数黑人的收入仍然较低,失业率较高,教育程度较低,婴儿夭折率较高。

是我们自愿做个和平人士,还是我们不敢战斗

既然女人已被男人控制这么久了,自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女人一直忍受到现在?为什么女人没有反抗?”男人则说：女人已接受了被压迫的现状,便证明女人基本上具有被动的性格,女人缺乏领导能力,女人在内心认为社会应由男人来领导。所以,我们得认真考虑下面的问题：我们应不应该战斗?我们是不是侧面帮助了男人维持现状,因为我们不会构成威胁,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我们会坚持和平为先的信念,不至于发动革命或夺取权力。

另外一个改变文化的方法,是采取男人夺取权力的手段,进行革命,迫使男人改变。从布鲁诺·贝特罕(BrunoBettelheim)对集中营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当环境和权力主体产生剧烈改变的时候,个人的生活方向和生命观点也会迅速改变。如果女人拥有权力,或者共同抵制男人,男人立刻受到影响,而使我们对自己和对权力的看法产生永久的变化。我们不再认为自己是无权无势的。

就如珍纳·赛耶斯(JanetSayers)所说：“18世纪时的中产阶级若光是揭露贵族所订的规则和所拥有的特权是多么不合理,绝无法因而确保自己的权利。同样的,不管今天的女性主义如何强调两性之间权力失衡,有多么不合理、不公平,也无法借以保障女人在男性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力和地位……中产阶级唯有借助革命,去除贵族掌权所凭借的实质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才能真正确保中产阶级男性的权利。至于女性主义是否只能借助革命,才能保障女人在社会上享有和男人一样的地位,则有待时间证明。”

采取武力策略如何

如果女人真的采取武力策略来保障她们的权利,女人非攻击性的基本观念是否会改变?或者,提出这种论点的人,只是想鼓励女人待在原地不动,想用权力腐蚀人性的说法来吓唬我们?这个现象本来就很难下定论,无论是国家或个人,面对攻击时,如何保有一己的自尊或尊严?有时虽不想动手,但情势却迫使人不得不为之。

1972年时,历史学家威廉·夏弗(WilliamChafe)在分析20世纪的女人处境时,详细地描写了1920～1950年间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模式,他的结论似乎是说“女人的领域就在家中”的概念是牢不可破的。虽然夏弗绝非激进人物,但是他却一再声明,改变女人基本状况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质的动荡局面”,而非任何女性主义者的宣传,也就是说,由于战争导致大量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劳工行列之中,得到了独立的收入。而且这一次各个年龄层的妇女都出外工作,不是像以前那样,女人是在单身时,才会在外工作。夏弗暗示,由于女性能够在经济上独立,所以大体上她们便得到了相当的独立性,于是就解放了。但是根据他的分析,女人之所以会改变社会,纯粹是情势使然或“实质的动荡局面”之故。

接着,他又呼吁女人要起来革命,他的研究暗示着女人若相信多一点讨论或者产生“意识的改变”,就能造成本身地位长久而根本性的改变,那是在愚弄自己。他认为女人的做法不过是老调重弹,在这么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中,是不可能产生渐进的变化的。

女人的荣耀——贡献出自己的思想

大多数女人并不想用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也不认为这条路行得通。女人得到权力之后,很可能会变得像男人一样。但我们担心的是,一场新的政治革命,说不定只是重演了现有的模式,以一套阶级架构来取代另一套阶级架构。

政治改变若无意识形态的改变做支柱,即使原先是想推翻阶级式权力架构,恐怕不免又建立起一个阶级式权力架构。例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后都建造了阶级式的国家,因为它们基础的假说仍为男性意识形态,主张阶级制,护卫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统治权。

如果我们的文化体制不喜欢攻击,我们要怎样才能改变这个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我们的地位?也许我们可以从这首宣扬黑人人权的歌曲之中得到启发：“我知道有件事我们做得没有错,就是我们开始抗争。”问题是,什么样的抗争才有效?

首先,抗争已经开始了,因为现在各地的女人都为了不要被人控制,不要用数千年来的旧方式,而要用新方式生活而抗争。在有关工作权的诉讼案件中,女人质问为什么男人占有这么多工作和职位,而千万名女性在和男人做个人抗争时,争取的则是自己的尊严。我们必须让女人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其中的某些人,可能会对从未谋面的女人产生影响。

抗争的方法,没有一种是完全正确的。到了最后,一切方法——反省、思考、抗争、投票、竞选公职、抵制商品——都是对的。只要我们的声音能受到注意,我们的意见能散播出去。我们必须勇敢地做下去,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无异邀请他人来压迫你。如果你大胆地做,则可以看到工作的成果。即使只是清楚地告诉朋友,你为什么会开始想这些,为什么会有自己坚持的信念,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可以贡献一个宝藏给全世界——那就是我们的观念系统,我们的哲学。我们肯付出,肯爱别人,这是我们可以散布到整个文化之中的珍贵宝物。

意识形态的革命

全世界的女人都应团结起来!你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出问题的不只是你的个人生活,其实整个体系都出了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要的不是权力,而是想改变社会上的主流想法,就得继续反省,并设计出一套清楚易懂的替代做法,才能造成长久的效果。

我们最基本的行动,就是反抗阶级制和男性的控制,我们不会停下来,也不会以合作来取代抗争,除非大家都有革命的意识,并视革命为“性格结构”之一(性格结构基本上是社会结构之下的产物)。我们非常需要在所有层面产生革命思想和行为模式,这将是我们意识的重大改变。

有些女性主义哲学家则致力于检讨男性系统的价值观,搜寻可以替代原有看法的世界观,设法超越我们所知的西方哲学,或称父权制哲学,因为它的范畴狭窄地局限在古希腊思想及基督教——犹太教传统中稳如磐石的父权式价值观。其他女性学者则研究人类学和考古学,设法增加我们对替代性社会体制的知识。她们反驳“一切社会都是由男人所控制”以及“一切都是人性”的概念。女人开始研究新的资讯,而不是跟着说：“呃,不管何时何地,女人一直都是受控制的,所以,说不定女人就是喜欢这样。”

二十多年来,女人在各领域的努力和反省,已逐渐走出一条新路来,用自己的观点来看待各领域的思想,包括心理学、生态学、哲学、历史、灵长类动物学以及人类学。文化界起了思想上的大革命,人们重新审视各种定律。这个风潮方兴未艾,现在只是个起步而已。

虽然大多数学术领域中的女人和许多女性主义作家已对男性文化作了精辟的评论,但我们可以说,建立新观念,重塑女性哲学的工作,至今才影响到各地女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可在本研究中得到实证。

这场革命最有趣最重要之处在于它不是一小群孤立分子所开始的,而是各地的女人和某些男人有了这样的想法,才揭开了革命的序幕。这些课题使女人感到切身之痛,因为许多女人每天面对她们所爱的男人时,便接触到了那个体系：男性的双重信息使她们体会到的痛苦和矛盾,使许多女人更深刻地思考和反省这些问题。所以,大致上是由于她们所爱的男人的行为,使得女人把自己的感觉具体地表现出来。

目前的结婚率和离婚率的统计数字也肯定了我们的结论,半数的女人选择离婚,另外半数的女人,即使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也留了下来。这个数字似乎带有奇特的象征意义。我们显然正处于转折点上,有一半的人走了,一半的人留了下来。这种情景令人心惊,就好像是女人都暂时停下来思考未来,身子离开半步,又回头对过去道别,再踏上另一段旅程。

这段自觉的旅程是女性所缔造的新的经济情势所促成的,而女性新的经济情势则是女性的新观点所促成的。现在,75%的女人有工作,赚到的钱刚好当做独立之用(但不算富有,根据美国劳工局的统计资料,女人的工资仅及男人的66%)。因为独立,加上我们相信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使我们得以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