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为了人性形成的原因而争论不休。我们的个性究竟从何而来?是什么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模式?是教育抑或基因?环境抑或遗传?不久之前还是后天决定论甚嚣尘上,但随着基因研究的不断深人,这一理论渐渐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与批判。

我们知道,一小段被称作SRY基因的遗传物质决定着男性的性别。胎儿成形伊始的35天之内,它们都具有某种女性的特征,只有当附着在Y染色体(还记得生物课老师说过的吗,Y染色体决定着男性性征的出现)上的雄性基因被激活并释放出雄性激素的时候,胎儿才渐渐变成男性。正是这种本体的荷尔蒙让胎儿成长为我们以后为之疯狂或深深厌恶的男人。SRY的作用便是让那些会发育成女性性器官的细胞逐渐死亡,并促使睾丸的形成。

雄性激素分泌得越多,男性的特征就越明显,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科学家们将告诉我们,究竟是哪些基因控制着男人的乖张与温顺,好色或冷淡,无赖或君子。

如此说来,我们的坏男人原来竟是基因所决定的?若果真如此,我们上两章那些关于心理机制与模式的讨论岂不是白费工夫?坏男人是否从此便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为祸人间,因为反正他们对自己的现状不用负上一星半点的责任?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类的发展、性格的形成应当是基因与环境,先天与后天合力的结果。基因固然是基础,但环境的影响支撑起了人性大厦的骨架,最外面还要覆盖一层文化的砖瓦,任何单方面的解释都将失之偏颇。让我们牢牢记住,我们的行为是拜父母、社会和基因三方所赐。

在未来的基因科技精确地剖析与预测人性之前,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人类的祖先,感受一下支撑着我们一路走到今天的基因力量。

1859年11月24日,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了他的著作《进化论》。他的理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异端邪说——人居然是从猿演变而来!当然时至今日已经无人再怀疑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人类的存在并不应归功于亚当与夏娃的肋骨,而是进化的伟力使然。这意味着,在现代人定格之前,我们的先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残酷的斗争之路。类人猿不折不扣地执行着自然赋予的使命,它们与天斗、与地斗,与同类斗,尽量地繁衍传承着它们基因的健康后代。在这条路的尽头,人类出现了。他是进化过程中无数次谬误、失败与意外的结果,但无疑是最优秀的产品。

科学家把这一过程叫做自然选择,而达尔文则称之为生存竞争。他的理论是,只有最强悍者才有权生存,这就是那个耳熟能详的句子的出处：在残酷的自然法则面前,适者生存。

这一选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留某一物种,它仅仅与个体的生存和繁衍相关。因此,按达尔文的话来说,最惨烈的竞争就是同类之间的竞争。

这一原则直到今天仍然适用,我们同几万年前一样在与同类拼争,既为了个体的生存,也为了最大量、最有效地繁殖后代,当然这后一点往往由于现代避孕科技的发达而为人忽视。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伴随着我们走到今天的基因力量都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存在。但人们却并不甘心就此受到基因的摆布,他们借着解放或是自由一类的口号苦苦挣扎,而越是要摆脱就越是泥足深陷。基因不会喊口号,可它却是那片貌似平静实则致命的沼泽。男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显得坦荡一些,因为他们的确如同基因所决定的那样,生活中惟一的目标就是增加自己的性魅力以尽可能多地繁殖后代。而女人呢?我们有理由抱怨男人对待生活、对待爱情的态度吗?那可是漫长的进化与选择的结果啊。抑或我们只是对自己身上那一点历经从猿到人却依旧生生不息的天性感到尴尬?我们耻于承认自己同样逃不过大自然的惟一法则,尽管我们高喊着解放与独立,但事实是,我们的确需要一个男人,一个能使我们繁衍后代的几率最大化的男人。本质上,他是一个生物学意义里的超人;表象上,他是开着保时捷的马克。

当然如果我们非要说进化链的最顶端就是开着保时捷的马克,那就太不负责任了。但只要我们仔细体察基因的作用便会发现,进化是遵循着某种内在规律的,为什么它的产物偏偏是开着保时捷的马克,而不是随便哪只性功能缺失的猿猴,其中大有讲究。这话虽然听着不太入耳,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一切都是幕后的那只黑手——基因在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