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电话对贝娅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她的男朋友应邀到奥地利的一家度假村当网球教练,可走了一个星期却没有任何音讯。贝娅只好主动给他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反应冷淡且陌生,他只用一两个字来打发她的问题。放下电话,贝娅彻底慌了。

他们刚刚度过第一次真正“二人世界”的假期啊,一起开着宿营车去瑞典,晚上睡在星空下,白天则享受着大自然的辽阔壮美和远离都市喧嚣的寂寞与宁静。四野无人,两颗心却因此靠得更近,他们体验到了诗人所谓“心灵的和谐”。贝娅从未想过能和帕特里克分享这样的经历,因为他平素根本就是孤傲的人,她必须竭尽所能地争取他的青睐。瑞典之行终于让贝娅深信,帕特里克是爱自己的。

可电话里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又如何解释呢?贝娅坐立不安,冲动的她直奔奥地利,要当面问个究竟。她的突然袭击似乎并没有打乱帕特里克一贯的气定神闲,他带她参观房间,她则略感安慰地打开了行装。然后她坐到床上,当帕特里克想要拥抱她的时候,她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枕头上几缕黑色的长发。尽管早有预感,但贝娅的世界还是在这一刻崩溃了。在那个美得令人心醉的瑞典假日之后,在贝娅将心底最敏感、最柔软的那份温情交付出来之后,帕特里克背叛了她。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伤透了心的贝娅质问着。他耸了耸肩,没有任何解释。

第二天贝娅发现,帕特里克甚至不屑于装作内疚,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帕特里克洋溢着一种复仇之后的得意。黯然神伤的贝娅打点行装回家了。

可惜贝娅并不明白,她已成为一个典型的“无赖的仪式”的牺牲品：先是希望,然后拒绝,先是在云端分享他的感情,然后被一脚踹进地狱。虽然看透这套把戏已于事无补,可它至少能让人好受点儿。还记得吗：坏男人是潜在的女性仇恨者,他永远在寻找能让他发泄这种仇恨的牺牲品。安静、温顺,愿意为他献出一切的女性是一类;更上品的则是那种对他若即若离,让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的类型。但如果有人能做到,不仅满足了他惊人的征服欲,而且以某种形式羁绊住他天马行空的脚步甚至让自己在他心里变得重要起来,那他必定会尽快逃离这种关系。一个让自己着迷的女人,对每一个坏男人来说都是一场梦魇,因为她触动了他们心底最深处的那层恐惧与仇恨。

这种无法控制自己情感的危险越大,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女性就越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并且惩罚对象绝不是某一个,而是全体女性。他生活的全部目标就是向母亲复仇。不管他向多少女性报复,仇恨的火焰仍会熊熊燃烧,而任何一次报复也都无法抵消他曾经受到的屈辱,因此惟一可行的途径便是不断重复复仇的行为。对于这样一个终日生活在仇恨中的男人而言,持久而幸福的两性关系是不可想象的,也许坏男人在与女性的交往中的确表现得像一只形容猥琐、行为卑劣的虫子,但他首先是一只——可怜虫。

这种复仇的欲望并不是什么理性思索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个“苦大仇深”的男人并没有事先自由自主地反复斟酌、再三推敲他的行为,也没有计划好要从他的行为中得到何种结果。不,一个真正对女性怀有刻骨仇恨的男人一定是把自己交付给某种仪式,机械而强大的仪式力量裹胁着他不断地向女性复仇,也保卫着他不受心底那股渴望幸福的潜流的侵袭。坏男人不是这个游戏的发明者,他只不过在某种令人窒息的恐惧中随手操起了一件自卫的武器,就这样,游戏开始了。我们的主人公拥有一套(几乎)能对付各种情况的行为程序,因为他对幸福的渴望里交织着太浓厚的恐惧与仇恨,所以当幸福临近时,程序里的红灯便开始闪烁：“小心,那个叫做幸福的怪兽!”防御系统随即启动。我们接下来讨论的便是这套仪式,或曰行为模式是如何帮助坏男人重建秩序、掌控一切的。